在开国上将中，有人过去的职务非常高，或许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萧克，他在土地革命当过军团长、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担任过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副司令等职。

实际上，还有人比萧克担任的职务更高，他就是周纯全。

如今提起周纯全，很多人都会很陌生，因为在著名战将里，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和事迹。实际上，他并非军事出身，土地革命时期干政治工作，抗战时期干军事教育，解放战争时改为后勤工作。

他的名字曾经在红四方面军用如雷贯耳形容不为过，1930年，他曾经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像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陈锡联等人等职务还不算很高，有些才入伍不久。

1932年，他从地方部队调任四方面军10师政委，与王宏坤搭档。当时四方面军下辖四个主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开辟根据地；担任师长、师政委等几位，如王树声、王宏坤、倪志亮、周纯全、李先念等人，在1933年扩编后，提拔为军长、政委等职。

周纯全担任红4军不久，就调去四方面军总政部担任第一副主任，同时兼容省委书记与地方武装部队负责人。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的一些将领就进入红军的核心层，如张国焘、陈昌浩，以及周纯全。当时张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担任总政部副主任。为何四方面军这么多将领跻身政工职务呢？

要知道在土地革命时期，政委有一票否决权，例如战斗是打还是撤，最终是政委说了算。职务说不仅提升了，而且还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彭老总兼任红军副总司令都还没有进政治局。

两军会师后，部队进行混编，由于张国焘执意要南下，与中央背道而驰。在经历百丈关作战后，四方面军部队从进攻转入防御，不得不北上。随着三大红军会师，部队其中红5、9、30等改编为西路军失利等情况。

抗战爆发后，作为曾经四方面军的核心将领，在此时没安排到作战部队，或者总部机关任职，而是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到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政治部主任。从职务和担任工作的重要程度来说，与过去差距有多大，不言而喻。也反映出过去，他的一些做法和态度。

抗战8年里，红四方面军下辖的4军、31军改编为385旅和386旅在抗日前线作战，四方面军的不少干部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其他单位，如王必成、陶勇去了新四军，王建安去了山东纵队，洪学智从事军事教育后去了新四军，还有人去晋察冀等战区。

周纯全留在陕北工作很长一段，离开陕北公学后，调任抗大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抗战后期去了山东，干起地方工作。

抗战结束后，山东主力部队被调去东北，主要调作战部队过去，但也有部分地方干部一起行动，因为主力部队要作战，地方干部要发展根据地，职责不同。周纯全到东北干起实业，担任辽东省实业厅厅长兼本溪湖煤铁总公司总经理。

本溪湖煤铁总公司曾经被日本关东军控制，生产煤炭和铁、钢等。日军投降后，这个企业被我军掌握，当时除发电外，其他都停产了。周纯全到后就是恢复生产，可在1946年5月，国民党军占领本溪，周纯全调任辽宁行署主任。行政公署，是相当于省级的地方政权机关，相当于如今的省长。

因为当时我们是当指挥枪，各级都是书记说算，担任行政职务的位置不是很凸显。在辽宁工作时，主要负责地方建设以及后期支援工作。1947年秋，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线战勤司令员，再次回到军队工作。不过，并不是作战单位，而是后勤单位。

随着东北部队实力越来越大，战斗越来越大，后勤保障工作很重要，他担任东野后勤部副部长、第二部长。1949年担任四野后勤第一部长，南下中南作战，为大军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部队都是北方战士居多，生活饮食，以及对南方适应情况都需要后勤部门来解决，因此四野配备两位部长，而且还调华北军区后勤司令赵尔陆担任四野第二参谋长，专门负责后勤工作，可见当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

直到部队解放海南岛后，紧接着抗美援朝爆发，从“天涯海角”调任东北，又被彭总看中与洪学智一起负责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洪学智在志愿军后勤的贡献很大，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功劳，而且还有周纯全的。

1957年他所在的八总部之一的武装力量监察部被撤，考虑身体原因，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在担任具体行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