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越南罔顾国际道义与公序良俗，在苏联的指示下，多次主动向中国挑衅，严重侵害了我国的主权利益。中国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好兄弟”，双方曾经荣辱与共，中共中央念及旧情，不想公然和越方翻脸，所以一直谋求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促使两国重归于好。

但我国这善意的举动却被越南解读为“软弱、胆怯”，于是黎笋政府变本加厉，一再派兵越过中越边境，肆意殴打我国百姓，劫掠我国财产，酿造了许多流血事件，在国际上引发了一片哗然。中央军委一些性格比较强行的干部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毛主席，请求用武力教训一下越南，以彰显中国的大国威严和气势，维护西南边境的安定。

可当时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国内乱成了一锅粥，中共中央光是维稳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中越关系，因此只能一拖再拖、一忍再忍。直到动荡结束后，国内逐渐趋于平稳，军政体系也恢复了正常运转，中共中央这才回过头来开始审视西南边境局势，商议解决办法。

眼下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缓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厉兵秣马，摆出一副随时都有可能南下进入中国的架势，如果中国对越南动用武力的话，苏联很有可能会派兵介入，届时中国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因此，叶帅、粟裕将军等人不同意发动战争，还是希望中国能通过怀柔手段安抚越南，以牺牲微观利益的方式保护宏观利益。

但陈云同志和邓公却坚持要用兵，如果中国再继续搞“绥靖”，越南将愈发得寸进尺，到时候微观利益、宏观利益一个也保不住！最终，叶帅和粟裕等人被劝服，同意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不过苏联始终是个重大威胁，中国应该防患于未然，屯驻在北方的两百个精锐边防师一兵一卒也不能调动，打越南全靠南方的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

然而广州和昆明两个军区因为长期不事战争，加之动荡的破坏，武备已经非常松弛，甚至连一个满编的甲种部队都没有，只剩一些缺编的乙种部队，战斗力几乎荡然无存，要想打好这一仗，就必须招募新兵，勤加编练，争取在三个月内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给越南一记重击。

昆明军区和广州军区的指战员收到命令之后立即行动起来，先大规模募兵扩充部队，随后将有战斗经验或者作风强硬的班、排长分散到各个新兵部队，发挥人民武装的优良传统，以老带新、以强扶弱。三个月后，新兵们顺利完成了蜕变，成为坚定、勇敢的红色战士。

1979年初，中央军委下达了作战命令，早已做好万全准备的解放军迅速越过中越边境，一路连战连捷，打得越南军队抱头鼠窜。一个多月后，解放军攻下了高平、谅山，兵锋直指越南的核心腹地河内。黎笋政府一时被我方吓破了胆，竟准备放弃河内，将首都南迁。

不过解放军此次只是想惩戒一下越南，并不是想要搞侵略，所以很快便主动撤军，没有再继续打下去。谁料黎笋政府却还不依不饶，竟又集结军队到中越边境“搞事情”，中共中央对此坚决不予姑息，立即指挥部队进行反击，由此拉开了“两山轮战”的序幕。

从抗法到抗美再到中越战争，越南足足打了二十多年，几乎已经耗光了国力，到了“两山轮战”中后期，越南已经力不能支，不仅粮食、弹药供应不上，就连战斗人员的素质也愈来愈低；而反观中国，因为体量巨大，完全能经得起战争的消耗，前线官兵们能享受到充足的物资供应，各种罐头、蔬菜、肉类应有尽有，总政部文工团还会定期到前线进行文艺汇演，以鼓舞大家的士气，排解大家心中的负面情绪。

时间来到1989年，越南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中国求和，越南的灵魂人物武元甲将军两度到北京访问，希望能推动中越弥合矛盾，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中共中央热情接待了武元甲，并与其进行了深度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折中方案。不久之后，中越同时发布声明宣布停火，绵延了十年的西南边境战争就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