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道同志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加入中共党组织，曾长期在宁波一带活动，从事情报搜集与传递工作，拥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抗战爆发后，他被编入新四军宁波军分区工作，曾担任过特务连长、财务股长等要职。

1944年，宁波的新四军因为敌人的长期封锁，后勤补给几乎完全断绝，官兵们生活苦难，食不果腹，只能靠着野菜、树皮勉强充饥。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宁波军分区司令员何克希将军指令周迪道秘密进入日占区活动，想办法筹集一笔军费应急，帮助新四军渡过难关。

周迪道接到命令后，立即改名换姓，装成做生意的小贩，大摇大摆的进入宁波城，私下联系一些爱国士绅，请对方慷慨解囊，支援抗日。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周很快便募集到了一万多银元，可没过多久，一位日伪汉奸便识破了周迪道的身份，向敌人告告了密。敌人随即派遣宪兵将周迪道抓获，送往宪兵司令部大牢关押。

该地堪称是革命者的“地狱”，里面不仅环境差，而且经常滥用肉刑，有不少人甚至被活活打死。这让周迪道忌惮不已，他在做足了心理建设后，摆出了一副慷慨就义的架势，准备以身殉国，践行自己的革命誓言。但谁料敌人却一反常态的对他礼遇有加，非但不殴打、折磨他，反而一直好吃好喝供养着他，这让他颇有些“受宠若惊”。

几天之后，一位日本军官突然来到牢里，假惺惺的和周迪道促膝长谈，言语诚挚的邀请他和日本合作，并许诺“金票大大的”。周迪道知道对方没安好心，但眼下自己身在屋檐下，必须要机智应对，尽力保全自己的性命，于是他便假意答应对方的合作建议，对方果然喜出望外，当晚便将他放出大牢，并安排他住进了一座豪华的院落。

周迪道安然享受着日本人给予的“特殊待遇”，每天大吃大喝，并且不断公开发表“反共”言论，支持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日本人对他的“表现”很满意，于是慢慢对他放松了监管与警惕。周迪道见状，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交由地下党交通员带回宁波军分区。信中周迪道明确表示，自己这是“诈降”，并非背叛党组织，除此之外，他还坚定的声称，自己接下来会将计就计，潜伏在日伪阵营，刺探敌情，帮助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

说干就干，周迪道随后成立了一个代号为“四百”的情报小组，开始在日伪内部开展谍战活动，配合新四军营救被敌人俘虏的官兵，期间立下了不少功劳。1945年，日本迫于盟军的压力，宣布投降，艰苦的抗战至此宣告胜利，但周迪道并未因此主动暴露身份，他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找到宁波宪兵司令木场，当着对方的面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为日本人办事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

木场被周迪道的哭诉打动，竟向他道歉致意，同时从仓库调来两部电台以及一些轻机枪、迫击炮等武器交给他，请他将这些东西当做“见面礼”送给新四军，以换取活命的机会。周迪道见自己的策略奏效，不由得大喜过望，他随即带着一大堆武器，以及策反的百余名伪军、汉奸大摇大摆的离开宁波城，返回新四军宁波军分区驻地。

解放战争时，周迪道被安排到中共华东局任职，主要负责后勤工作，1948年底，他动员上万群众，用小推车向前线运送粮食和弹药，最终帮助解放军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军，自此之后，国民党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只能龟缩在华南、西南苟延残喘。

建国后，周迪道进入公安部门任职，他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破获了多起间谍、特务大案，抓捕了不少反革命分子，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稳定与团结。动荡时期，有居心叵测者污蔑他曾经投敌叛变，好在原新四军的同志挺身而出，为他作证，极力保全他，他这才没有遭到迫害，保住了性命。动荡结束后，他曾短暂重回公安部门工作，80年代初因病离休，晚年定居南京，一直过着闲适、安定的生活，每天以散步、打太极为乐。1998年，这位的优秀革命家因病去世，时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