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现了很多女性先驱，她们虽然身体娇弱，却毅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在革命道路上，她们思想坚定、无畏生死，她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与解放事业中，她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并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然而在特殊时期来临时，有些女干部遭到迫害，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其中有一位是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受害者，她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彭珮云。

彭珮云1929年出生在美丽的浏阳河畔，父亲是精明强干的生意人，为彭珮云提供了富裕的家境，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彭珮云不但接受到最好的知识教育，还是一名擅长绘画与钢琴的才女。在旧社会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可她却是接受新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她很幸运地有一位开明的父亲，在父亲的支持下她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她感受到了革命的热情，革命思想在她的心里开始生根发芽。

在抗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被彭珮云深深刻进脑海，那时中国百姓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荼毒，他们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彭珮云那时才十岁出头的年纪就立下了志向，长大以后一定要赶走侵略者，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1945年日本战败，彭珮云异常欣喜，她怀着崇高的理想考上西南联合大学，她想学到更多的知识为国家效力，可是她又看到了内战爆发。

彭珮云看到国民党犯下的恶行气愤不已，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斗争中她无畏牺牲，有一次差点落入敌人的手中，好在她非常机警，她幸运地躲过了敌人的抓捕。彭珮云有了这样的惊险经历，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意志，1946年她作为积极分子而光荣入党，并成为“民主青年同盟”中的骨干力量。

彭珮云在学业上有很高的天赋，1947年她又考入清华大学，她以学生身份为掩护，担任起地下党支部书记一职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为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看中了彭珮云的文化水平与革命资历，任命她为清华大学党总支部书记。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人才济济，从学生到老师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人才，彭珮云在此期间任职倍感压力，当时她才20岁，可她抗住了压力，展现出多年的革命工作经验与水平，圆满完成了清华大学建国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她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各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并制定出了相应的学校管理制度，她的工作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在1950年时她被调入市委组织部工作，三年后担任起市委高校常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那时的彭珮云年轻有为，是建设新中国的有生力量，以她的能力与水平完全可以在教育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是随着特殊年代到来，她能力越出众，越容易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特殊年代来临时，报纸上经常会报道一些政治新闻，关键之处都有醒目的字体加大加粗，因此被称为“大字报”，这种报纸时事性较强而获得民众的喜爱，但在特殊时期却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刀枪”。

彭珮云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她在教育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管理经验，在学校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特殊年代来临时，曾经对她的工作产生质疑之人有了宣泄的出口。彭珮云的名字出现在了一篇长达上万字的文章之中，这篇文章经报社发表之后，成为批判彭珮云等人最有力的声音。

那时彭珮云等人被冠上“资本主义倾向”的罪名，同时指出她对学术领域的损害之处，不明真相的群众只知道文章写得很漂亮、内容也很精彩，却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人云亦云地加入批判彭珮云的队伍，彭珮云就这样成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受害者。那一年彭珮云被撤去所有职务下放到基层改造，在她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里，她没有忘记当初的革命誓言，她把这当作是磨炼心性的机会。

守得云开见月明，特殊年代过去后彭珮云再次受到重用，继续在教育领域贡献自己的光与热，1998年她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国级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彭珮云的丈夫也是位优秀的领导者，后来与妻子一样都是一名副国级干部，夫妻二人都是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世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