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耀六年（263年）冬，成都皇宫内烛火摇曳。后主刘禅颤抖着捧起玉玺，在谯周拟就的降表上盖下印玺。宫门外，邓艾的三千魏军正等待接管这座未遭战火的城市。而主导这场不战而降的，竟是蜀汉学者谯周——一位用笔杆子瓦解政权根基的文人。
谯周出身益州寒门，幼年丧父，却在藏书楼中自学成才。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他连夜北上奔丧的举动引起朝廷注意。这个精明的选择，让谯周从地方学者跃升为太子家令，成为继蒋琬、费祎之后的新晋文臣领袖。
不同于诸葛亮的“汉贼不两立”铁血政策，谯周始终主张“益州本位”。他在《仇国论》中虚构因余、肇建两国，借古喻今：“小国欲胜大国，当如周文王养民，不可效汉高祖穷兵。”字里行间将蜀汉比作“因余”（剩余之国），曹魏喻为“肇建”（新兴之国），暗示天命已归中原。
这篇看似学术探讨的文章，实为瓦解蜀汉的三重心理战：“汉室气数已尽”的论断，直接动摇刘备集团“兴复汉室”的旗帜。当蜀汉官员开始怀疑自身正统性，抵抗意志便如沙塔崩塌。
文中将主战派比作“高贤卿”，讽刺姜维等人“恃武逞强”；将主和派称作“伏愚子”，自诩“审时度势”。这种分化策略，加剧了诸葛亮旧部与益州本土派的矛盾。
“数十年北伐，白骨露于野”的描写，激化百姓对连年征兵的怨恨。当邓艾偷渡阴平，蜀中竟出现“樵夫引魏军过险”的奇观谯周的破坏力不仅在于笔锋，更在于其精准的投机嗅觉：
当文人将学识变为投机工具，其破坏力远胜刀剑。从北宋汴京的“靖康之耻”到明末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历史反复印证：没有风骨支撑的才学，终究是政权崩塌的推手。
谯周病逝洛阳时，曾教授过的学生陈寿正在撰写《三国志》。这位史学家在记录老师卖国行径时，或许会想起幼年课堂上的告诫：“治史者当秉笔直书”——而这，正是对精致利己主义最锋利的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