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幸免:汉武帝治下的中产阶级,是如何被集体“收割”的?

文史砖家 2024-11-27 18:34:53

文|格瓦拉同志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原因是,他在缔造一系列“丰功伟绩”的同时却把国家带向崩溃的边缘,并使其治下的各阶层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与灾难之中。

汉武帝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汉武帝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成就斐然”,汉武帝获得巨大声望,经常被后世吹捧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时期征战示意图

不过,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按照正史的记载,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十次大规模东巡、六次泰山封禅以及汉武帝为了个人享受而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等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已经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甚至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惨象(《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跟人口锐减相伴随的,是极其糟糕的财政状况,直白一点讲,就是极度缺钱。

其实,汉武帝即位之初,从父祖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超级“好摊子”。在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人的辛苦经营下,汉朝出现难得一见的“治世”,不仅政局稳定、生产繁荣,而且国库中出现庞大的盈余。按照《史记》的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文帝画像

然而,“败家子”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到二十年时间便把这庞大的财政盈余,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以至于出现财政枯竭、国库空虚的局面。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享受,汉武帝需要做的,必须是增加收入。不过,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社会财富的总数往往恒定,不在民间就在公家。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

事实证明,汉武帝搜刮政策的对象不分贫富,连钟鸣鼎食的王侯公卿、只求温饱的农民也不能幸免,而最受伤害最深者,无疑是中产阶层。

除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外,历代王朝大体上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盘剥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无疑是帝王们稳定社会秩序、增加财源的“捷径”,汉武帝自然深谙此道。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大举出兵讨伐匈奴,加之山东各郡县水旱灾害严重、贫民流徙者甚多,朝廷由于国用严重不足,遂颁布“算缗令”,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

汉武帝画像

“算缗令”规定,凡属中产阶层,无论是否经商,都要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抽税一算(注:“缗”指穿钱的绳子,以1000钱为一“缗”,20钱为一“算”);不是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拥有的船只超过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无疑,“算缗”令对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各地都出现“富豪皆争匿财”( 《史记•平准书》)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汉帝国疆域广大,官府缺乏足够的人手来完成庞杂而繁重的征税工作。有鉴于此,汉武帝随即又颁布“告缗令”,鼓励民间揭发、检举富人们的偷税漏税情况,并由杨可主管此事。

张汤

“告缗令”是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颁布的,此君以用法严峻苛刻、治狱以人主意旨为准绳而著称,是个不折不扣的酷吏,而这条法令的内容有多严酷便可想而知。按照“告缗令”的规定,一旦官府发现中产阶层有偷税漏税的现象,将没收嫌犯的全部家产,并将他们充军边塞一年。与此同时,检举、告发中产阶层不法行为的百姓,将会得到违法者一半的家产。

人性中的贪婪、阴暗无处不在,在“告缗令”的刺激下,告发甚至是诬告在各地蔚然成风,其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在接到举报后,便如狼似虎地冲进富人们的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掘地三尺、搜刮干净,就连饲养的家畜都要登记注册,这可真叫鸡犬不宁。总之,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汉武帝从富人手中抢劫到惊人的财富,而中产阶层因此破产者比比皆是。

汉武帝推行的“算缗告缗”让中产阶层全部破产

对于汉武帝推行的强盗式政策,天下深恶痛绝,而正史更是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此后,帝国的百姓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业。”两处引文均见 《汉书·食货志》)。

总之,经过“算缗告缗”这番浩劫,以商人为首的中产阶层被集体“收割”,汉朝的经济由此陷入凋敝破败之中,而唯一的获利者只有朝廷。

参考书目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2.【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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