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有学者认为将马斯塔巴堆叠（金字塔雏形）作为金字塔的设计灵感来自苏美尔人的塔庙的说法。还有说法认为埃及文字是受到苏美尔楔文的启发下形成的。

这两大文明的人群，生活地域相近，生活时间差不多，他们之间也有过很多交往，那他们是如何称呼对方的？

埃及出土的苏美尔文物。

埃及出土的亚马拿泥版(Amarna Tablets)，也叫阿玛尔纳书简，阿玛尔纳信件，是指在埃及的阿玛尔纳发现的大量以阿卡德语写成的泥板楔形文字文献。这些泥板文献是公元前1385--前1355年间（即阿玛尔纳时期）埃及法老与当时西亚各国国王之间的往来书信。

同样，在两河流域也出土过古埃及的莎草纸文献，只是那边相对埃及气候湿润，莎草纸没法保存，只有极少晚近的莎草纸还能存在。

上图中是苏美尔人的形象，埃及人没有留大胡子的习惯，另外和两头狮子搏鬥的猛男形象也是苏美尔（准确来说是乌鲁克）的特色。

“埃及”的叫法是希腊人发明的，即使是km.t（科普特）也是中王国才出现的。“苏美尔”一词是阿卡德人给他们起的名字，苏美尔人自称“黑头人”。那个时代国家概念刚刚形成，不能指望有成规模的外交关系，也不能指望有正式的自称——甚至不会有自称，因为必须有一个外交意义上的他者才会让人想出自称的概念，比如明朝政府对外藩直接称自己是天朝，像清朝被轰开国门才想起来做国旗一样。

此外需要注意一点：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是今人人为区分的族群，两河先民不一定认识得到其区别。“苏美尔与阿卡德“最常见的情况是作为统一君主的头衔。在阿卡德王朝开始，苏美尔语普遍作为两个族群的宗教、高级语言；阿卡德语普遍作为两个民族的通俗语言，因此不能简单认为苏美尔文明在此时消失了。巴比伦和亚述的建造者们都会苏美尔语，甚至到青铜时代晚期苏美尔语也依然存在；二者是一起随着泥板被淘汰而灭亡的。

既然苏美尔语成为高级语言了，那么埃及这个外来地的概念也轮不到它来翻译；正如文言文里不会出现“电脑”、“电视”等词汇，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一样。

阿卡德语里的“埃及”被称作Muṣur，意思是“边境”。

经由亚兰语转手，现在埃及的阿拉伯语名字依然传承自此——ﻣﺼﺮ。

两河流域并没有一个宏大统一的自称，那边有许多城邦，几十个来来往往的民族，他们按照自己的主导城邦自称；巴比伦城邦的统治区就称为“巴比伦”，亚述城邦的统治区就称为“亚述”。埃及也因其具体情况称呼不同的名字。

bbr,Beber——古埃及语的巴比伦

jswr,Aswr——古埃及语的亚述

不过硬要说的话，埃及还是存在一个对两河流域（南部）的泛称的——示拿。和圣经里的Shinar同源，希伯来语的这个词就是来自埃及语。

sꜣngꜣr，Sangar——古埃及语的示拿

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词可能来自阿卡德语的“苏美尔”，不过尚未有定论。

早在4300年前的纳拉姆-辛时期我们就有部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那时的商贸活动十分繁荣。同时，两者的文化交融也相当之多，比如著名的卡拉克遗址，它的地位十分明确：它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城市，位于太巴列湖一角，当地发展十分落后，但是占据两条交通要道的交会点——一条从叙利亚通往约旦河谷，另外一条从大马士革和浩兰

（Ḥaurān）前往地中海沿岸。该地发现的一幢用途不明的建筑可能证明其贸易中心和市场的地位，其年代应该属于早王朝3期。该建筑为长方形，面积40米×30米，有一个10米高的平台，周围为庭院，经一条宽敞的通道进入，通道另外一边为一个有顶小厅。平台上有9个铺石的圆窝；直径7—8米不等，每个圆窝上都有四个较小的凸起，但并未在中心交会，必然起分隔作用。它可能是粮仓，此外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圆形为砖穹顶的标志点，内部的间隔点起固定作用；粮食从顶部填装，在接近地面的一个开口处出粮。古代埃及巨大的粮仓建造方式几乎完全相同。

同时近来的考古发现

早期巴比伦尼亚地区橄榄油的生产量远远大于其需求，能解释这一情况的只有贸易，至于到底出口到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但另有一个线索埃及第五王朝

很有可能从叙利亚地区进口了大量油料。因此两个地区是绝对认识的，并且极可能有一定的商贸往来。

举了这么多例子，应该是足够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要问语言沟通

是怎么解决的，那这个其实也很好解释。早在基什第一王朝部分统治者就拥有塞姆人（即闪米特人，翻译界新近敲定的译名）的名字了，并在阿卡德王朝统治时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南北对立。或许早在早期的巴比伦尼亚就已经长期存在苏美尔人与塞姆人的矛盾斗争状态。不管怎么说，塞姆人及塞姆语言要素从一开始就在该地区存在，并产生巨大影响，而塞姆语系远至埃塞俄比亚都曾有大量人使用，可以说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