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林：朱提文化论之朱提文化孕育和初步发展

潘先林：朱提文化论之朱提文化的发展

一、朱提文化的发展

朱提，县名。《汉书•地理志》注：“朱音铢。提音时，北方人名匕曰匙”。提又作“㮛”“缇”，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盖本少数民族语言之译音，故无定字”。其地在今昭通，有朱提山。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

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邓方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属县五，户八千”。两晋南朝因之。其范围大体上相当于今昭通地区，包括邻近的东川、会泽、宣威及黔西北的威宁、毕节、水城等地。朱提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孕育时期。

今昭通地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当交通孔道，自古就是中原地区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还在秦汉开“西南夷”以前，朱提地区就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

1982年11月，在昭通城北约15公里处的过山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类牙齿化石。

经鉴定，此化石有接近于猿人的原始特征，又具有接近于现代人的进步特征。但其性质总的较晚期智人一新人具明显的原始性，似乎接近于早期智人——古人，被命名为“昭通人”。

昭通人上承较早的元谋猿人，下接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晚期智人，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增强了云南地区人类发展的连续性。[1]

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在今天的昭鲁坝子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初始的人类文化。

新石器文化滇东北自成类型，目前已经发现遗址多处，以昭通闸心场和鲁甸马厂遗址为代表。

闸心场遗址位于昭通城北12公里处，出土石器四件，其中梯形和长条形就各一件，残斧一件，扁圆形石器一件，磨制极精，为它处所未见。

出土陶片300多块，以泥质橙黄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陶器有两件完整，一为平低侈口罐，一为单耳细颈小瓶。纹饰简单，有平行划纹、圆点纹和粗弦纹，施于器物口沿或肩部。

鲁甸马厂遗址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出土梯形、长条形有段石镣及新月形、长条形石刀，其中的有段石锛非常罕见。出土陶片500余件，以泥质灰陶居多，夹砂灰陶次之，泥质黑陶极少。

陶器有碗、单耳小罐、平底罐、勺形器共九件，手制，但造型圆整，似已使用转盘。另有三件灰胎黑陶打磨极光，为它处所无。

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以单耳细颈小瓶和有段石锛为主要特征。方国瑜先生认为其石器“与滇池、雅安所见相似。……年代应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

[4]该文化的主人应与战国初年沿岷江迁入滇东北的僰人有关。[5]李昆声认为其磨制极精的黑陶器似与著名的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

[6]汪宁生认为马厂遗址出土的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的葫芦勺全同”。[7]

可见，滇东北新石器文化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中原、巴蜀、滇池、夜郎等文化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复合型文化的特征。

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春秋初期，蜀族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蜀国，它和公元前8世纪末叶巴族在川东建立的巴国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

该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包括整个朱提地区。

据《蜀王本纪》载：最早的蜀王杜宇生在朱提，其妻梁氏女利也是朱提人，这表明朱提地区早在春秋初期就与川西成都平原发生了联系。到保子帝时（杜宇后三世），攻青衣，雄长僚僰，更将其纳入了蜀国的统治范围，促进了朱提地区文化的发展。

《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则朱提已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农业生产。

又据最新方法发现，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某地，“证明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8]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方面考虑，这个“某地”极有可能指后来云南开采时间最长的东川铜矿（即朱提郡属的堂琅）。

另外，公元前4世纪以前开通“蜀身毒道”后，商人往返于途，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给朱提地区带来了各种文化的影响。此时，朱提地区的民族是僰人。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蜀国饶“僰僮之富”，当指从川南和朱提地区掠僰人的奴隶买卖非常盛行。僰人，《水经•江水》引《地理风俗记》说：“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属羌之别种，原来居住在黄河上游，春秋时迁到今四川雅安地区。

蜀保子帝时迫于压力沿岷江流域迁往今川南及滇东北。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中心建立了“僰侯国”。秦汉朱提地区称为“西僰部”，有君长。他们是西南地区最为先进的民族，在朱提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

（二）繁荣时期。公元前316年，秦遣司马错发兵攻灭巴、蜀，置巴郡、蜀郡，移秦民万家实之，以其为基地经营西南地区。秦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地区通道、设郡、置吏。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五尺道是从今四川宜宾经昭通达曲靖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长千余里，由于工程艰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一支由内地征调来的民工和长期在此施工，成为移入朱提地区的汉族人口。西汉王朝继续经营西南夷，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军进入川南和“西僰”部族区，以其地置犍为郡。

其中朱提（今昭通市）、堂琅（今东川、会泽、巧家）、南广（今镇雄）、汉阳（今贵州威宁、水城）、存阝䣕（今宣威）5县在今滇东北和黔西北。

与此同时，汉王朝又发巴、蜀、广汉卒数万人修筑自僰道至牂牁江（今南盘江）的“南夷道”。《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略通夜郎、西僰时，“（蜀）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转漕”就是运输民工。后因巴、蜀租赋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加上征发从军的“三辅罪人”“京师亡命”及往返于滇蜀间的商贾，大批汉族移居朱提地区，形成相对集中的汉族移民区，汉文化在五尺道交通沿线根植下来，朱提地区成为汉王朝势力和汉文化进入云南的前哨阵地。

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滇”国的灭亡，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发生断裂，云南文化的中心开始东移。到了东汉，中央王朝的势力进一步深入，设置了犍为属国都尉统治，有汉户7938，口37187。[10]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朱提地区取代滇池成为云南文化发展的中心。

1.水稻种植与开凿龙池朱提地区是汉代移民屯田的重要地区，他们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五尺道”交通沿线。

《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说：“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同书卷10《文齐传》载文齐孝平帝末（公元1～5年）为犍为属国，则在东汉初年。（按：此时尚未设犍为属国，当是为犍为南部之误。）

文齐在东汉初年率领汉族移民穿渠引水溉田，推广了内地的水稻种植和灌溉技术。龙池，左思《蜀都赋》谓：“龙池湍氵暠瀑喷其限”，刘逵注曰：“龙池，在朱提南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作‘数十里’），地周四十七里。”后人推测为近代昭通鲁甸之间的八仙海，今已成平陆。

又有千顷池，魏完《南中志》说：“（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永昌郡传》也载：“朱提郡……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则千顷池别为一池，与龙池有别，其地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认为昭通府“南有小长海，水名千顷池。”[11]

是时，朱提地区有两池溉田，其中龙池得到了开凿整修，表明当时的昭鲁坝子上水稻种植非常普遍，与此相应必须形成和内地不相上下的灌溉技术及稻作文化因素。

另外，昭通、鲁甸“梁堆”汉墓中还出土了大批青铜和铁器生产工具，其铁器基本和内地铁农具相同。

墓葬封土中还发现过上铸“蜀郡”、“千万”或“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口锄，是东汉以前由四川传入的。[12]且出土的明器中有水田、池塘等，[13]反映了汉代朱提地区农业生产的高超技术及其与内地的联系。

2.灿烂的青铜文化《续汉书•郡国志》说：“朱提，山出银、铜。”由于朱提地区的铜矿开采较早，到东汉时期，本区已成为全国青铜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品以传世朱提、堂琅洗最为著名。

洗是一种盛水之器，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使用，到东汉时因产于朱提、堂琅两地而得名，其收藏遍及南北。近世昭通“梁堆”墓中多有出土。

据有关专家统计，作于朱提、堂琅之器，有地名可考的共50多件。

其余未著地名而可知是朱提、堂琅造的，仅容庚《汉金文录》所著录，亦20余器，数量不少。

[14]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纹饰多采用双鱼纹和鱼鹭纹，以“富贵有余”“吉庆有余”之谐音象征吉祥富贵。其款识多为纪年及产地，少数间以吉祥语。有的末尾附有“工”或“牢工”等字样，有学者据此推测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属“工官”所有，更有以为有工场手工业存在。

[15]对此前人已做考校，认为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尚掌握在私人（大姓）手中，此二字是夸耀器物精工坚固之意。

[16]传世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纪年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止于灵帝建灵四年（公元171年），表明这一个世纪的时间是朱提青铜文化鼎盛发展的时期。

《南齐书•刘俊传》言蒙城（今昭通）“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可见其规模之大。朱提地区的青铜器工艺精巧，按一定规格为市场成批生产，闻名全国，受同期蜀郡洗制造技术的影响而又可与之媲美，这与汉代朱提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东汉“建初五年”堂琅铜洗

东汉以后，朱提地区在冶金方面又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那就是白铜的发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说：“白铜出云南”；17至18世纪欧洲的书籍中也说白铜出云南，经广州出口，有的则直称“云南白铜”。[18]

白铜是铜镍合金，我国当在公元3世纪以前就发现了镍：并制出铜镍合金。后白铜经波斯（称为“中国石”）传入欧洲，受其影响，欧洲人直到公元1751年才提炼成功。

可见我国汉代有色金属的开釆、冶炼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镍和铜镍合金的发现是云南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3.闻名全国的朱提银《汉书•地理志》朱提县注：“山出银”，则至迟在西汉朱提地区就进行了银的开采和冶炼。王莽时改革币制，发行“银货二品”，据同书《食货志》载：此“银货二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银，一流直千。”

可见当时朱提地区银的产量一定很高，足敷全国通货之用，其质量也驰名全国，广为流布。

后来“朱提”一词直接为白银的别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朱提银直到近代还有发现，1935年昭通刘家包包“梁堆”出土银一块，重达2公斤以上，上刻铭文一行：“□年重五十斤”[19]；另一传世品称“朱提银块”，方形，已裂成3块，上5字惟“提”“银”2字依稀可辩。[20]

据推测，汉时的朱提银矿可能就是直到清初产银仍为全国之冠的鲁甸县乐马厂，其矿石一般含银24/10000，最好的达94/10000。[21]要从这不到1%的含量中提炼出精银，决不是一般的技术水平所能办到的。到三国时，朱提银矿的开采和冶炼虽呈衰势，但威名尚存。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釆之不足以自食”。[22]仍将朱提银和汉嘉金相提并论。

除铸造银币外，至迟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又利用自己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钱币。传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钱范，背书“日利千万”，与其它地区发现的王莽钱范完全相同。[23]

4.儒学传播和孟孝琚碑

朱提地区交通沿线的大批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内地汉族的社会文化完整地移殖到了边疆地区，形成所谓的“南中大姓”。

在大姓的产生过程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诸家，应该说，他们推动了本区儒学文化的发展。朱提地区的儒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巴蜀的影响。还在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就派人到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24]开地方郡国设儒学的先例，推动了巴蜀儒学的迅速发展。川南的犍为郡很快成为儒学水平较高的地区，子弟多以儒学致用，并有位列三公者，后朱提太守多为犍为人士担任。

朱提地区因位于犍为南部，也是一个设学的重点，其儒学水平远在滇池益州之上，著名的孟孝琚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孟孝琚碑拓片

孟孝琚碑（以下简称“汉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在昭通城东十里之白泥井出土，为现存云南最早的碑刻。碑身上截已缺，年号无征，高1.27米、广0.99米，文15行，行十五字，隶书。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此碑出土后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前人多作题跋，方国瑜先生考证为东汉和帝年间之物，[25]

碑主孟孝琚（广宗）4代前由蜀郡严道县迁居朱提，“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汉时通一经者即为“博士”，孝琚称为“名儒”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