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缘相会精干的张鑫师弟。他送我自己组织编辑的《美丽中国少年说》，其《代序》选用阳含熙院士的《我的学习经验》（见后）。

一提及阳含老，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他的音容来，在下八十年代初就和他开始交往。记不得有多少次一起参加会议参加活动，还有几次专程去他家登门拜访。

难忘的事很多，现仅说两件大的。

一是，1991年我国多地发生特大洪灾旱灾，在下策划编辑《生态・水患・旱灾》特刊，特邀二十位学部委员（院士）和相关知名教授，还邀湖南、湖北两位省委书记，河南、贵州两位省长，安徽、四川、黑龙江三位副省长，分析水旱成因，阐述治理对策。其中阳含老在百忙之中赐稿，按编辑要求写得短而精，题为《一点浅见》（见后）。

一是，在下策划的1998年1月1日见报的由163位院士发出的《行动起来 拯救黄河》的呼吁。事前，特请阳含老等10位院士牵头倡议，其他院士纷纷响应。

以阳含老为代表的前辈，那种家国情怀、治学严谨等优秀品质，总是给晚辈以激励以鞭策。清明节前夕，转发上述短文，以表深切缅怀。

——小编

我的学习经验

阳含熙

我爱读书。一卷在手，古今中外的人都来和我谈话，非常自由地谈话，随心所欲地，或停止或继续；名山大川异方殊俗，任意游赏款接。然而，这样美好的学习经验，一旦和真正的自然界这本“活书”相比，那就有天壤之别了。

当你置身于大自然的原野之中，她的无限风光，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令人目瞪口呆，顶礼膜拜，忘掉自己，自己实实在在和眼前的万物一样，只是一个万能的无上的“上帝”创造的大千世界的一粒“沙子”。

我走进一片天然森林，也许能认识一些树木花草，可是它们的姿态行为没有一次是完全一样的，每一次相见我都发现一些前所未知的新东西。至于天上突然飞过一只小鸟，地面爬来一只昆虫，土中挖出来一些小动物，这些许许多多我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生物，与我同样都是一个“生命”。

这个神奇美妙、日新月异的亿万生灵活动的自然界，这些许许多多我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生物，怎么可能被我这样一个“人”理解和说明呢？我每一次都只能学到一点新东西，有时需要回来查阅“死书”，更懊丧的是发现自以为新的东西别人早已见过、说过。我只有很快又走向大自然，进行又一次新的探索。不管我去过的是森林、草原、荒漠、冻原、湖泊还是海洋······我都得到同样的感受。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精力渐渐衰退了，但我终于积累到了两点经验：其一，我一生学习到的东西，实在只是无穷无尽的自然界的点点滴滴，我只是短暂、蒙昧的一个生命；其次，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自然的过程，一个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这一巨大冰山浮出海面的一小部分。21世纪将会有更快、更多、更大的突破——这里我还说一句内心深处的话，我们伟大祖国也将重新赢得她在数百年前科学发展史上的光荣地位。

　　我深信，我们这一代的一项神圣使命是爱护这个无限丰富的自然界，留给比我们更有知识、更有能力的后来人去探索去理解。我们必须谦虚谨慎，三思而行，绝对不能轻率地想用一切粗糙的人造的东西来代替大地母亲几十亿年创造的世界。

一点浅见

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林学会顾问 阳含熙

今年，苏皖部分地区洪水肆虐，引起全国以致世界的关注。经过我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减轻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救灾取得成效之后，大家都在研讨治理的根本途径。

我国防洪是有长期经验的，大禹治水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2000多年前建起的都江堰是世界闻名的最早的水利工程，现在仍嘉惠成都平原。洪水灾害是受气象(主要是降水)、地质、地貌、土壤、河流特征和植被等条件综合影响的。洪水泛滥的早期，森林对增加土壤蓄水数量和延缓水流是具有作用的。所以根治洪水灾害主要是一个流域治理问题。

流域治理就要注意流域上游，上游必在山区，而下游则是平原。平原是城市、农村、工业集中之地。流域治理必须治山治水，同时并举才是根治之策。山区是森林植被生长的地方，山区缺乏森林植被，一旦山洪暴发，下游平原地区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森林和水利是休戚相关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把森林和水利同归一个部门管理。

“青山长在，绿水细流”“穷山恶水"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两者的关系。这是我对森林与洪水关系的一点基本看法，错误片面之处，请《森林与人类》的读者指正。

1949年11月，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左一）。

1979年，在访问荷兰ITC学院时代表中国MAB代表团致辞。

1982年，接待英国自然保护协会代表团（前排左五）。

1995年，在大兴安岭驯鹿之乡考察。

1996年，在湖南攸县林场考察，在楠木林留影。

1998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生物学部全体院士合影（前排左二）。

阳含熙（1918年4月29日—2010年8月29日），江西南昌人，中国著名林学家，森林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联合国沙漠化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人与生物圈”协调理事会副主席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生态学学会第四届名誉理事长

中国林学会顾问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民主党派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北京生态工程中心主任

第二、三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和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林业与环境促进会创会理事长

《自然资源》主编

《生态学报》副主编

《环境管理》编委

他在生态学领域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杉木生态学的系统研究，为中国森林生态学应用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倡导并发展了中国植物数量生态学，使植物生态学由定性描述阶段发展到定量分类阶段。

他在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参加国际研究项目和有关生态科学的国际交流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