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打仗，在战场上出现伤亡在所难免。在1984-1989年的两山轮战期间，虽然我军打出了7.5:1的阵亡比（毙敌1.5万余人，自身牺牲约2000人左右），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大胜，但是从战后解密资料中也暴露出了我军的有些伤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一、战场误伤 1984年7月6日，越南特工队偷袭辛柏林雷达事件，给我军带来重大伤亡——亡10人，伤49人！负责警卫的连队也受到了严厉处理：连长撤职直接降级为战士；负责站哨的排和负责站哨的班，其排长和班长被送上军事法庭，排长被判刑2年，班长被判刑7年。 这次事件后，官兵们谈越南特工而色变，结果11军32师刚上老山接防，师炮团9连哨兵与3连战士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发生误判开枪互射，造成两死一伤的事故。当时11军副军长何其宗说过：“特别是初上战场的新战士，由于恐惧心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会出现有一点儿动静就开枪射击的举动，以致有的基层干部到了夜晚都不敢去查岗查哨。” 解决办法首先是要让战士们克服紧张恐惧心理，不要口令都不问就开枪。为了避免夜间被哨兵“格杀勿论”，我军官兵也想出很多招数破解。昆明军区情报部的越语翻译赵明在接受军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那时走路，尤其是晚上更要加倍小心，除了熟记口令之外，我们都唱那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因为越南人不会唱这首歌，而邓丽君的歌他们都会唱。我们一边走一边叫“我是中国人不要开枪”。 还有一种是非要走夜路，有条件的话先给沿途哨位打招呼。 138师412团3营炮连指挥班班长王勇生回忆：“晚上9:00多了，我回35阵地观察所很危险。一是防越军特工、二是防友军误伤。和连长通了电话，连长还是让我速回。我叫上我们班在炮阵地的通讯兵一起上阵地，走之前与作训股值班参谋通话，让他与沿途阵地六连、高机连、四连哨位招呼。临时制定了口令——三炮。晚上走得慢，一个多小时才回到观察所。我和通信兵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说句实话——这就是吓得！鬼都不敢走的战场夜路，老王走了一回！” 另外就是加强战场管理，时任47军军长的钱树根上将回忆文章中写道：“一线阵地普遍采取夜间封闭措施，强化战场管理纪律，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减少了伤亡几率。” 二、枪支走火误伤 枪支走火历来难免，二战中英军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拿着9美元一支的廉价斯登冲锋枪的家伙走前面！因为斯登冲锋枪的保险装置不太可靠，经常走火打死打伤自己人。 上面提到的138师412团3营炮连指挥班班长王勇生就经历过一次枪支走火误伤：“我们擦肩而过，几秒钟以后我突然听到身后响起冲锋枪连射的声音。我回头一看，程广蔼端着枪傻了似的站着。他手里的冲锋枪口冒着青烟，和我头对头睡觉的一名八连战士躺在床上中弹了。营指有规定，带枪进洞以前必须验枪。程广蔼的冲锋枪有可能是带着弹夹验的，子弹上膛却没有关上保险。大意之下枪走了火，子弹斜着从那名八连战士身上一直打到我的床底下。” 三、轻敌疏忽招致伤亡 11军32师师长刘玉尊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写的一件事：“刚上阵地时，战士们很注意隐蔽，几日过后平安无事，他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一天下午六点钟的样子，他们到一处平坦的地方活动，被越军发现，引来了十几发炮弹，当场死伤四五人。” 原32师工兵营机械连连长陈黔明在回忆文章《他们长眠在南疆》中写道： 1984年7月，我师受命参加老山自卫还击作战，因作战任务的需要，司机训练队暂时停止了训练。全体学员进入战区后，转为军工，担负为一线作战连队运送弹药、给养、构筑工事的材料、抢运伤员等任务。11月21日晚，杨建等人在完成了为一线连队运送给养的任务后，回到位于626高地和662.6高地间的驻地休息时，突遭越军炮火袭击而牺牲。 说实话，由于越军炮弹少，除了我军侦察兵、狙击手、军官这三种目标，越军根本舍不得用炮弹打击我方零散步兵和军工，除非人数扎堆被越军观察所发现。32师司训队是不注重隐蔽并且扎堆遭受的伤亡，而138师412团3营炮连吃的亏则是因为轻敌！王勇生班长回忆文章中写道： 然而，就在这种人人感觉到轻松的大环境下，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总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二线，没有什么危险。太大意了！（1985年8月11日）早上9点多钟，我起床走出山洞，正想到炮阵地去转转。突然，耳边响起炮弹飞临的呼啸声。而且，是排炮。瞬间炮弹落地，炸起满天飞石。我们的炮阵地从来没有挨过越军炮击，战士们没有防炮经验。大家到处乱跑，大多数人本能地往帐篷里面钻。帐篷也就是一层厚厚的布，哪里能够起到防炮作用啊！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济南籍战士、九班长张纯祥在帐篷里面被飞石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没说出一句话。 张纯祥是我们连来到前线以后，第一位牺牲的战友。血的教训，是用生命和牺牲换来的！如果炮阵地上修筑藏身的猫耳洞，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如果炮阵地上的战士们像一线阵地上的战士们一样头戴钢盔，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发生？ 如果……战场没有如果，只有你死或者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