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白，又名洪隆、冯萌东，浙江诸暨人。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

回国后，国民党方面以高官厚禄聘请他，可是他却奔赴延安，宁愿吃小米窝窝头，参加抗日。

后来到新四军参谋处工作，任刘少奇助手，后经刘少奇和陈毅同志派遣，冒险进敌占区上海滩，进行侦察和策反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1年12月的一天深夜，新四军军部参谋处联络科长冯少白被叫到陈毅军长处。

陈毅向他布置任务说：

“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款子，采购药品，了解敌情，你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冯少白回答得很干脆。

陈毅说：

“说没有困难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喽。我们部队给养、医疗器材、药品和布匹等物资严重缺乏，据说连包扎伤口的纱布、敷料也没有了。要弄到这些物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与做食盐投机的商人打交道，但是有些商人敲竹杠敲得厉害呀，而且他们物资数量也少；另一条途径则是到敌占区去采购，依靠那里的地下党和人民，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支援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陈毅边说边拿过一张信笺，挥笔写了起来。

邵式军先生：

你捐给新四军老法币叁万元，已经收到，谢谢。总说你隆同志前去联络，希望你对我们的抗战事业继续予以帮助。

写毕，他签上陈毅的名字，把信交给冯少白说：“这封信等于是收条，你可以带到上海，给邵式军先生对于邵式军先生能暗中支持新四军抗战事业，我们表示惠谢。”

这邵式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邵式军，原名邵彼月，浙江温州人，系盛宣怀外甥，在复旦大学读过书，当时任汪伪财政部税务署署长。

他的妻子蒋冬蓉的父亲叫蒋百器，也是日本留学的，曾被蒋介石囚梦过，因此与蒋介石有矛盾。

蒋冬蓉的侄子蒋大炜是这个税务署的秘书，他与冯少白是结义兄弟，这样冯少白与蒋冬蓉以姑侄相称。因此，邵式军成为冯少白上海之行的主要社会关系。

从陈毅处出来，冯少白又走进当时担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同志的房间。

少奇同志除做了一些原则性的指示外，还给冯少白安排了具体的交通线。

冯少白从苏北盐阜地区停翅港军部驻地出发，途经苏中区党委陈丕显同志那里，在新四军一师栗裕同志处接通了师在上海搞采购工作的张渭清的关系，最后来到启东的青龙港码头，借一个伪军特务大队长的关系，从这里渡过长江，进入上海市区。

冯少白乘上人力车，叫车夫径直拉到南阳路蒋大炜家。见到蒋大炜，冯少白从衣角里取出一个小纸卷，递过去道：“这是陈军长的亲笔信，请你转交姑夫，并致谢意。”

蒋大炜收下了信。

过了几天，蒋大炜回家告诉冯少白说：

“信已转到署长手中，你所嘱的三件事也告诉他了。他答复说，苏北和平军中，他没有知交朋友，难予介绍；到苏北直接做生意，特别是承办军用物资，这事风险太大，不敢答应；但是愿意再捐款数万元老法币，以表寸心。”

冯少白想，邵式军现在要直接出面支持或参加抗日，恐怕还不大可能，他既然答应再捐些钱，那也好，钱拿到手，就去采购药品。

冯少白找到张渭清，说明钱已经捐集了一部分，可是采购药品的任务还未完成。

张渭清说：“有了钱就好办，药品和医疗器械我们去采购，倒是有一批存货要请你帮忙弄出来。”

说罢，他拣出十几张提货单，上面写明是太古洋行仓库。冯少白有点莫名其妙。

张渭清又解释说：

“这批医疗器材和药品，是孙夫人宋庆龄向爱国华侨募捐来的，原以为存放在英国所属的太古洋行仓库很安全，谁知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把英美所属的企业、洋行、仓库都封起来了。现在日本人还未清查仓库，如果你能通过邵式军或者蒋大炜的关系，把它提取出来，那是再好不过了。”

冯少白拿了提货单，找到蒋大炜，请蒋与邵讲明，把这笔货物说成是税务署没收来，放在太古行仓库的，现在要提走。

蒋大炜将此事转告邵式军后，邵式军觉得这样的顺水人情还是好做的，便叫蒋大炜盖了印，由蒋大炜亲自去提取出来，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使这批货物绝处逢生。

1943年12月，冯少白二闯上海滩。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和侦察。

刘少奇同志在这一年8月已调党中央工作，去了延安。

新任命的代政委统漱石向冯少白布置任务：到上海找李士群接上关系。

李士群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产党，曾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还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大革命失败后被擒叛变了，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工作，并和上海流氓势力发生关系。

抗战爆发后，他结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书记官清水董三开始为日本从事情报活动。

后来成了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江苏省主席、上海“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头目。后经潘汉年等策反，李士群又脚踏两头船，为新四面做了一些事。

日伪方面对李士群的行动有所察觉，有意责令李破坏上海地下党，李进退两难，就暗中派人通知上海地下党领导撤离上海，转移到苏北根据地。

与李士群接关系，任务相当艰巨，有一定风险，冯少白感到很没把握。陈毅知道此事后，就找冯少白去谈心。

陈毅对冯少白说：“这次你的任务主要是去策反，同时了解敌伪对我们的政策和态度，也就是说作一次战略上的侦察。”

冯少白告别陈毅后，到粟裕那里与去上海看病的一师政委刘炎会合，一起出海。

这次他们到北新港上岸，地下党的同志已等候在那里，帮他们办好了通行证，并准备了几大堂海参、鱼翅。冯少白和刘炎扮作送礼的大商人，乘一辆小轿车直向上海市区驶去。

冯少白将刘炎安顿在他的亲戚蒋定一家里后，便直接去找邵式军，告诉他准备去找李士群。

邵式军赶忙劝阻说：“此事千万要谨慎。李士群与新四军之间的关系，日本人已有觉察，且他与周佛海矛盾很深，已被监视，较难接近。”

冯少白回到蒋定一家，把邵式军讲的情况向刘炎作了汇报。刘炎也认为不宜再找李士群，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侦察策反。

正在这时，《申报》、《新闻报》登出了李士群死亡的消息，只说在苏州病死，没有详情，冯少白又到邵式军处询问详细情况。

邵式军透露，周佛海的老婆有一次向他探听过冯少白的情况，表示愿意接触。后来周佛海带信来说，要求私下引见。

经过一番安排之后，一天深夜，邵式军亲自陪同冯少白驱车来到兴国路的一所大花园洋房。他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客厅，进入一间小客厅，周佛海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邵式军为双方作了介绍。冯少白简洁地讲了形势后，周佛海说，他年轻时也参加过共产党，在中共方面有不少老朋友，希望与中共和新四军方面取得联系。

“周先生如真有诚意，要有具体的表现。”冯少白严肃地说。

周佛海急不可待地回答：“军事上可以不再进行‘扫荡’，经济上可以解除封锁。”

与周佛海接触后，冯少白准备回根据地向陈毅汇报。

但在与邵式军辞别时，邵式军说：“你不要急于回去吆，陈公博也知道你在我这里，他要从南京专门来上海见你。”

两天以后，陈公博果然匆匆赶来，这次会见是在邵式军家里。

会见后，陈公博拿出一个密码本交给冯少白，并叫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

冯少白立即返回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将会见周佛海、陈公博的情况向陈毅、饶漱石、张云逸等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军部领导肯定冯少白完成了一次十分重要的战略情报侦察任务。

1945年8月，且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一星期，新四军高军长张云逸把冯少白找去，告诉他准备再次派他到南京、上海去，争取陈公博、周佛海和20万伪军起义。

张云逸亲自起草了两封信，一封给陈公博，一封给周传海，晓以大义，说是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电令，特派我军联络部长洪隆同志前去，商谈双方有关事宜，希与接洽。饶漱石又派了于毅夫和冯少白同行。

冯少白和于毅夫先到上海找邵式军，通过邵的关系再到南京找到汪伪的中宣部次长章克。

冯少白写了一张条子，叫章克送给周佛海，周佛海答应第二天上午请冯少白去见面。

第二天上午8时左右，冯少白和于毅夫先到了章克家里。

他们在客厅里刚坐下，侍役送来一份当天的报纸，冯少白打开报纸一看，吃了一惊，消息说：军政部长萧淑宣被刺身亡南京市长周宪文被刺受伤！下面还有几行字：

据说萧、周两人与中共联络员马龙联络云云。

冯少白马上想到，自己又名冯龙，报上说的“马龙”，肯定是指自己。他估计国民党军统方面人员可能已知道了自己的行踪。

一会儿，章克出来说：

“两位也看到报了吧！萧淑宣和周完文两人是主张由新四军来受降的人物。重庆方面这样干，无疑是想阻止我们向你们投降。”

看来，周佛海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直接与周会面有了困难。

冯少白叫章克再去联系。

章回来说：“周佛海认为现在不便会面，以后到上海再说。”

实际上，周佛海是脚踏两头船。

看到新四军势力壮大，而且近在咫尺，他想向新四军靠拢；但抗战胜利消息一传开，国民党大军昼夜兼程向京、沪地区开进，蒋介石又答应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他便整个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至于陈公博，因为他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日本宣布投降后，自知不容于蒋，便在8月25日偷偷飞到日本去了。

冯少白和于毅夫研究了这一情况，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动向，便返回淮阴根据地向军部汇报。

冯少白在根据地只住了一个星期，军部又派他第四次进入上海。

这次他接受的任务是根据毛主席电报指示精神，到南京找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谈判受降事宜。

他刚到南京，杨帆便匆匆赶到，传达党的紧急指示说：“情况有变化，不必去找冈村，可争取一部或大部伪军起义。”

到上海后，冯少白马上给邵式军打了个电话，自称是内侄。

邵式军一听就知道了，约他当天晚上7时在陕西南路平安大戏院门口的一辆小汽车里碰头。冯少白仍旧回到邵公馆。吃过晚饭，计算一下接头时间快到了，便准备往外走。

忽然，邵式军的勤务员沈庆昭神色紧张地跑进大门，着急地说：

“冯先生，情况不好，你快走，从后门走。咱们一起走。”

冯少白跟着沈庆昭出门，沈一边走一边说：

“重庆方面派了上海宪兵队长姜公美亲自带着几十个武装来包围邵公馆搜查你，邵先生得到密报，叫我先来通知你，他约你去见面的地方也变了，你跟着我走吧！”

仍旧是那辆小汽车，不过停在另外一处地方。冯少白和沈庆昭一上车，邵式军马上叫开车，在马路上兜圈子。

冯少白问邵式军有没有“和平军”方面的上层关系，邵式军说：“我认识南京（汪伪）的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任的儿子任祖萱你可能也认识，他担任南京警卫第一师师长。”

“任祖萱，过去和我是同学，你是否给任援道写封信说新四军联络部长洪隆要找他谈谈。”

邵式军拿出钢笔，马上写了一封信，交给冯少白。

待车子开过外白渡桥，冯少白跳下车，径直去北火车站。

到了南京，冯少白就找任援道。任援道正在走投无路，一听说新四军派了联络部长来，立即表示“准备起义”。任祖萱当然也跟着乃父走。

任援道提出3个条件：指定起义联系地点；保证部队给养；给部队定一个番号。

冯少白表示：“立即向新四军军部汇报。”

冯少白正准备离开任援道的公馆，忽然大门外进来几辆小汽车，侍卫报告说，何应钦、汤恩伯、冈村宁次来了。

任援道忙让任祖萱陪着冯少白上楼，自己在客厅里接待。

不一会儿，楼下响起了渐渐远去的汽车声，任援道走上楼来，告诉冯少白：

“何应钦在谈话中提到，中国今后的问题还要日本帮忙。冈村宁次说，重庆方面力量是很雄厚的，他们只向国民党投降，万一中共攻打南京，他们要固守或者反击。汤思伯说，国军正源源从后方开来，准备接收京，沪、杭地区，并且打算把长江以南的新四军拦住。”

任援道抱歉地说：“洪先生，何应钦命令我的部队从京、沪沿线调到太湖地区，看来起义有困难了。”

任援道的话使冯少白立即意识到日、伪、顽合流的阴谋。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情报，一定要迅速传到军部去。

冯少白立即赶到上海郊区青浦，找到新四军淞泸游击支队政委陈伟达，利用他们的电台，将情况汇报给新四军军部。

军部又立即报告了延安，中央回电嘉奖说：“情报很重要，望继续努力。”同时，中央根据新情况改变了占领京、泸的方案。

后来，冯少白秘密把邵式军护送到淮阴。

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领导人接见了邵式军，安排邵在苏北根据地税务局工作。

解放后，邵式军还担任过山东省政府顾问，1964年病逝。

而冯少白因为此前四进上海同汉奸周旋，曾遭到误会入狱，开除党籍，直到1978年误会才终于解除。

1980年冯少白病逝，享年69岁，自此走完了无名英雄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