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多年前，有感于党内一些人流于形式、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文风，毛泽东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反对党八股》，在1942年2月8日的延安干部会上进行了讲演。在讲演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并给它列了八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第二条罪状：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第三条罪状：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第四条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第五条罪状：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第七条罪状：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第八条罪状：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不是我拍马屁，我真心认为，三千年来我国写政论文写的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小时候家里有一部毛泽东选集，课余闲时我总会拿出来翻翻，当时我只是个小学生，认识字都不多，却能看得下这些政论文章，有时真会把父母都吓一跳。

能让一个小学生认真的去看一大部头的《毛泽东选集》，只有一个原因，好看。

为什么好看？

因为毛泽东写政论文与旁人不同，没有假大空，文风古朴扎实，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就像听故事一样。

毛泽东的文风打哪来的呢？我觉得至少有一部分，承袭自魏武帝曹操。

毛泽东一生，很少佩服古人，“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样一些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似乎都入不了毛泽东的法眼；但只有曹操，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诚然是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但比起改天换地的毛泽东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曹操不同，他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文学家、诗人，甚至还是兵法家（著作《兵书接要》、《孙子略解》）和艺术家，他精通音乐（注1）、书法、围棋、古琴、养生学、中医学（注2），还有营养学、房中术、蹴鞠（注3）、射猎（曾在一天之内亲手射杀六十三只野鸡）等，还会酿酒（注4）、服装设计（设计过自己的葬服，将士的军服），还研究过器械制作、建筑美学与城市规划（注5），甚至居然还是个美食家（专家级，著有《四时食制》）。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毛泽东一向佩服曹操的多才多艺，独领风骚。

但毛泽东最佩服的，还是曹操的文才、诗才，以及他“酾酒临江，横槊赋诗，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的千古风流。毛泽东曾表示：“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又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路过河南，还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合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毛泽东这句“自明本志好文章”，夸的就是曹操的一篇著名政论文《让县自明本志令》。

《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此文明为曹操辞让采邑的一封公开信（此前汉献帝以邓禹、吴汉故事，封曹操四县并前三万户，曹操辞让三县，只受一县），实际上是曹操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一篇回忆录自传，文中概述了曹操数十年来的仕途与征途、以及其中的心路历程，非常直白、坦率的向天下人剖明心迹，阐释了自己随时势之变化而志向之演变，坦白自己就是要学习齐桓晋文，尊王攘夷；就是要效法周西伯昌，匡扶天下；并坦陈自己无心篡位，但绝不会放弃权力，以免像蒙恬、乐毅那样惨被小人陷害。何况近在眼前冀州韩馥的悲剧也警告了大家：掌权者放弃权力，不仅是自己一个人的悲剧，且是整个家族和政治集团的自取灭亡，无论退却或保守，都是自杀行为。

总之，平定天下，舍我其谁；江湖未静（注6），不得让位。

另外，当初孙刘结盟之时，周瑜就曾当众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也。”这些话代表了很大一帮反曹士人的想法，特别是赤壁战败后，曹操威风扫地，朝廷中暗地里谤议他、反对他，甚至勾结孙刘图谋不轨的都大有人在，真是忧在腹心。赤壁之战后曹操伐马超、征孙权、战汉中，几次战争都是打到关键时刻就休兵回朝，也就是因为后方朝政不稳的缘故。

事实上，曹操之所以没能在预定时间内统一天下，并不是他的军事实力不强，也不是他的治国能力不够，关键在于东汉王朝绵延上百年的党锢政争与羌汉战争，不但使得北方残破，人口南移，更使得整个天下的人心都散了，所谓“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天下处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割据豪强，而各豪强又都只想保住自己的土地与依附民，或无视朝廷、拒交赋税、抗服兵役，或阳奉阴违、自行其是，甚至结盟以抗中央，总之不愿接受天下统一，也不愿接受曹操的法家寒族政治（注7），所以曹操自然就成了朝野内外口诛笔伐的“汉贼”。如前所述，东汉是一个极其看重清议的时代，士族舆论对于人心向背、乃至国家稳定都十分重要，说严重点，若太过忽视放纵，恐有亡国灭族之患。魏明帝时期曹叡严打浮华案，就是这个意思，可惜措施不彻底，结果曹魏最终还是亡在了这浮华一党（司马师，夏侯玄，何晏）的手里。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急需写一篇文章来回击那些泼脏水的人，以挽回自己的声誉，统一思想团结群众，稳定队伍安抚人心。但在如此重要的一篇文章里，曹操却没有说空话假话场面话，而是跳出来说了一通真话实话心里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孤专擅朝政，还不是被袁绍、袁术、吕布、陈宫等各方豪强野心家逼出来的吗？如果不这样做，不仅曹氏会被逼下野遭到清算，国家亦倾危也！故朝廷封孤三子为侯，今更欲受之，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中国历史上的权臣，如王莽司马之辈，大多畏缩而猥琐，贪婪而虚伪，喜欢装样子，常常扮清高，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可是曹操不同，你说我专权就专权，曹操大大方方承认，光明磊落，一点不尴尬，一点不回避，一点不粉饰，一点不矫情，绝不立牌坊。这古今天下间，能坦白自己对权力欲望的人，除了曹操，这也没谁了，古人之所谓霸才，大抵如此。所以有明代诗人钟惺作《邺中歌》对曹操的坦白大加赞赏：“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吕思勉也说：“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而自古英雄，坚贞坦白，则无如魏武者。予每读《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即《让县自明本志令》），未尝不怆然流涕也。”（氏著《三国史话》）王仲荦也表示曹操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语言简朴，毫无矫饰，表现了政治家的豪迈气概”（氏著《魏晋南北朝史》）。

果然，曹操这些“霸气不群”的真话一说出来，反而将那那些卫道士的嘴给堵住了，老百姓的心其实跟明镜一样，他们并不怕真话，真话有时很难听，但它可以直指人心，从而震撼人心，收拾人心，直到天下归心，就是天下一统之时。

所以，其实文章要的写的好，很简单，说真话，讲实在话，这就是鲁迅与毛泽东所夸的文学中的“通脱”。通就是通透明白，脱就是洒脱随性；通而不脱，就是明白人不说明白话，譬如契诃夫小说中的套中人，这不敢道，那不敢为，处处顾忌，在体制中看似如鱼得水，其实令人压抑的透不过气来，实在讨厌；脱而不通，就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到最后又酸又臭，也是令人生厌。而如毛泽东、曹操这样的明白人来说明白话，那才叫个潇洒放恣、痛快淋漓，这样每个人都清清爽爽，空气都要好一点。

但是很可惜，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文章很多，政论文尤其多，但大多数都是不通又不脱的狗屎，里面充斥着废话、假话、大话，空话、虚话、套话、场面话，形式化，机械化，满手下三滥，却满嘴主义真，听君一席话，浪费十分钟，只有真话文章、通脱文章，才能真正达到改革政治风气、收拾人心的目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坚持要整治文风的意义所在。

几乎与《让县自明本志令》同时期，曹操还有一篇千古雄文政论名篇，那就是《求贤令》。

《求贤令》曹操总共发布了三次，第一次大概发布于建安十五年春（即210年，另外两次是214年与217年），其文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殷殷求才之心，跃然纸上。这正是曹操发现，自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以来，越来越多的豪门士族加入曹魏政权，使得他这个法家寒族性质浓厚的政治集团开始有些变味了，所以他希望多多引入一些寒门庶族中的贤能之士到自己碗里来，与这些豪门士族取得一个平衡，以维护中央集权。正所谓“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汉末这数十年来，道德原教旨主义的走火入魔和病态与偏差已经到了非矫正不可的地步，一切的名实不符与朋党浮华都需要好好整治一下了。所以曹操这次招贤，出身什么的，不重要；之前有过什么“污辱之名”，也不重要；不仁也好，不孝也好，这些核心价值观也不重要；只有你有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就行了。

当然，曹操发布这些“惊世骇俗”的命令，是顶着巨大舆论压力的；他这等于全面否定了汉代以“德行”为标准选举人才的制度，妄图“转移数百年世局”（陈寅恪语），以打破士族的精神堡垒，与其争夺最重要的人事权。这，就违背了荀彧、杨修、司马懿、陈群（荀彧的女婿）等士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因为儒家的道德标准，本就是按照世家大族的需求设计的。譬如说，袁绍曾为自己母亲举行空前盛大的丧礼，还曾为自己的父母各守孝三年，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孝名。曹魏后期的士族领袖司马氏也极其重视丧礼，“居亲丧皆毁瘠逾制”（《抱朴子·讥惑篇》），甚至超越了儒家的三年之丧。可这些对于一个贫寒子弟来说是根本不现实的，倾家荡产办丧礼，还要有近十年不能工作（若严格按照儒家礼制，兄弟、伯父、叔父、姑母、舅父等人死后也有数月的守孝期），这孝顺有了，但估计也饿死了。况且，那时的传播资源有限，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族间的口碑，你家无权无势，即便再孝顺，人家凭啥为你宣传扬名（注8）？事实上，自东汉中期以来，这官场就是“以族举德，以位为贤”，“贡举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你曹操现在搞唯才是举，这是要断大家的“财路”啊！所以大家当然要坚决反抗。曹操在赤壁之后，征战多有不顺，就是这些士族在后面扯后腿。

然而，曹操不愧是曹操，他顶住压力，对士族毫不手软，该杀就杀，该罢就罢，即便谤名满天下，也在所不惜，也要把自己的用人原则贯彻下去。其决心与魄力令人钦佩。

顺潮流而上，开创不朽基业的，固然是英雄；但对当前的社会运作模式坚决不妥协，挺身为自己的原则而战，逆流而上绝不退缩的，则更是个大英雄。

注1：曹操一生爱好音乐，曹植言其“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武帝诔》），甚至还曾为音乐家杜夔与铸铜工柴玉打过音乐官司，《晋书·志第六·律历上》：“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铸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另外，曹操还精通清商乐舞。传统的雅乐，是以金石为乐器，因脱离群众至魏晋乱世时已基本衰亡；而清商则是以丝竹演奏为主，曲乐来自“街陌讴谣”，表达感情更加婉转细腻。据说曹操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清商乐的音乐机构，称“清商署”。《宋书·乐志》载王僧虔云：“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

注2：张怀瓘《书断》称“（魏）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并将其列入妙品中的“章草八人”之一，水平仅次于草圣张芝和亚圣张昶。《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云：“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

注3：《太平御览》引《魏略》：“（孔）桂性便辟，晓博弈、蹹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

注4：据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编写的《齐民要术》中记载，曹操在谯县时，跟县令郭芝学得一种“九酝春酒”酿酒法，并特地上奏，向汉献帝刘协详细介绍这种酿造方法。所谓“九酝”，即用连续投料法重酿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酒味酽冽，香美势力，倍胜常酒，为世所珍。参阅：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第43页。

注5：《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言曹操“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本书其他章节亦提及曹操曾精炼宝刀，并参与邺城、洛阳设计规划，首创中轴线都城设计。

注6：东吴与蜀汉都是江湖环绕之国，故曹操有此言。

注7：曹操虽与刘备诸葛亮立场敌对，但在为政上却不谋而合，他们都崇尚西汉的法家，认为“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崔寔《政论》），并反对东汉后期豪族外戚执政下那些毫无原则的大赦。譬如在桓帝、灵帝朝，几乎每年都要有一次大赦，在混乱的189年甚至不下三次。但在曹操曹丕掌权期间，朝廷便再也没批准过大赦（除了新皇即位），而在蜀汉刘备与诸葛亮执政期间也是如此。诸葛亮甚至表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若刘景升、季玉（刘表、刘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然而，后来魏明帝曹叡与后主刘禅执政期间则屡屡大赦，这都是其政权正在逐渐变质的象征。

注8：这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伯夷）、齐（叔齐）、原（原宪）、颜（颜回），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世家大族）为前。”梁庚尧考察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统计365名家世可考的孝廉，发现其中一半以上出自官宦世家；且从时代来看，时间愈晚，来自宦族的孝廉所占比例愈高，光武帝时代不过27.2，明章两帝都是44.4%，和、安帝都是50%，至顺帝时高达80%，至桓灵时几乎达到100%了（《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