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原本落后于朝鲜半岛，唐代以前，自朝鲜半岛认识中国文化，于唐代大量派遣学生与学问僧进入中国，开始一连串的华化运动。自此，日本的语言、文化、思想乃至生活方式都受中国影响。17世纪起，日本开始锁国。期间，日本海盗集团虽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各省，但与外界接触，终属有限。直到19世纪中，美国海军叩关，强迫通商，日本才放弃锁国，当时日本情况，与中国相当接近。但明治天皇（1852-1912）继位，眼见中国在列强环伺下，从泱泱大国到沦落到如此不堪，心中不能无所感。而明治天皇发动维新运动之后，进步神速，使原本朝野原本对中国的崇敬荡然无存。

1862年，日本近代思想家高杉晋作（1839-1867）奉派前往上海等地游历，希望搜集西方列强对中国各种侵略与中国肆应之道的相关情报。他在华期间，适逢太平军之乱，因此就近观察中国内部动乱，写下许多日记，后集结出版为《游清五录》。

书中他对中国的描述已经相当负面，包括土地被英夷所夺、中国人沦为奴隶、中国人居所拥挤、不洁。英、法等国之人大摇大摆，上海蛮夷遍地。这种中国印象不断在日本人之间口耳相传，形成新的刻板印象。无论是日本漫画家小林清亲（1847-1915）的《百撰百笑图》或是同时期日本的画工，都以各种绘画形式，表现出日本人对中国的理解与想像，可以进一步看出端倪。

小林清亲为日本重要的浮世绘画家，以西方技法为根据，日本浮世绘的精神为出发，绘制许多描述时事的图片，甚至将许多新鲜的西方事物如马车、钟楼等图象入画，刊登于媒体与书籍，颇受欢迎。他的系列作品描绘东京近代化过程的变迁，堪称为其代表作。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与日俄战争期间，小林清亲凭借想像，以“日本万岁“为主题，绘出许多战争场景，并将系列图片称为《百撰百笑》（每一幅图均值一笑），强调日军英勇，军容壮盛，不仅发挥军魂，甚至成为国际典范。这一系列的套图，刊登于日本平面媒体，引起很大响应，激发日本的民族意识。

其中有关中国图像的绘制，分以下几个主题论述：

（一）迷信

（百撰百笑）

中国当时的白莲教、太平天国乱事，多与宗教有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上图将日军做成人偶，吊挂在树上，人偶脖子向前伸，脸部表情凶狠，但身着合身军装、手托长枪、装备完整，中国人则是对着人偶双手高举，面露惊恐状，中国人的形象，则是宽松衣物、绑腿、外加瓜皮帽与剃发。似是作法，又似是为日军所震慑。

小小的日军人偶，让中国人害怕。在此主题中，另有对偶像崇拜与拿香拜拜的图像，目的在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迷信、落后的民族，与现代文明进步是两个世界，并且畏惧日本，即便是日军人偶亦足以让中国人畏惧。

（二）怯懦

（百撰百笑）

这类图像中，多半将日军绘制成形象巨大，而中国相形之下显得渺小，以物像大小呈现权力威势。尤其巨大的日军形象，常常是伴随着整齐军装，采取由上向下俯看的姿势，显示日居于上位而中国位居其下，在表现主题的选择上，嘲弄意味极为浓厚。

上图以海战为主题，画面中日军手拉起渔网，海湾中的船只犹如网中鱼，完全受其摆弄，无法逃脱。而绘者也将船只绘成鱼的形状，极为讽刺。一旁的日军，尽是玩弄囊中物、轻蔑嘲弄的神情。

（百撰百笑）

上图，地面上有中国人偶与船只玩具，一日军手托长枪大脚踩踏，地面上的人偶与船只应声碎裂，而一旁的中国人则似小孩般的掩面嚎淘大哭，而毫无作为。说明当时日人心态为所欲为，但中国毫无反抗能力。

（三）粗鄙

（百撰百笑）

上图，大锅煮饭，中国士兵围着锅子，或站、或蹲、或跪，手端着大碗囫囵吞枣，吃相难看。同时，身上的军服破烂，赤足，脸部表情狰狞，似是饿鬼，而后方的帐蓬补丁，实在很难令人将军纪与之联想在一起。而日本随军绘制的浮世绘中，正好有描绘日军的同样主题，1894年11月7日《图片报》所刊登的《日军在（朝鲜）牙山大捷后召开庆功宴》（下图），日军着整齐合身军服，虽席地或坐或卧，但仪容姿态均极为精神，所使用的器物及动态，井然有序，整体氛围欢乐却不失纪律。将二者放置比较，立见高下。

（日军在（朝鲜）牙山大捷后召开庆功宴）

这一系列图片，不论是主题还是人物形象，都清楚的显示眨抑中国、提高日本形象的企图。

但实际上，在西方人眼中，尽管日本试图西化，却未能得到西方人的认可，西方媒体对日本人服装与穿着的形容，就不是这样。西方漫画中的甲午战争（下图）。

列强对于新加入“猎手俱乐部”的衣着不伦不类的日本观望之余还带点不屑。图中的日本人身材矮小，穿紧身西服，脚踏木屐，腋下夹着把黑伞，手拿大礼帽，长相尖嘴猴腮，姿势弯腰驼背，与日本画家笔下的日本形象截然不同。这幅漫画显示西方社会对日本的观察及印象，他们努力穿着西式服装，但仍不忘记其夹脚木屐。

美国《纽约世界报》随军记者克理曼（Creelman）在甲午战争期间，曾随军采访，贴近观察日本军队的移动与作为。他观察报导：日军部队在行进中始终安静，既不奏乐也没有旌旗招展，显示组织井然，军势威严。克里曼对日军上上下下的爱国精神，印象深刻，认为日军不仅武器可以与欧洲诸国比肩，野战医疗体系，也极为先进，负伤士兵可以即时获得治疗，士兵也受基本急救训练，能够实施前期治疗，以备转送医院。克里曼甚至认为，日军可以与其学习的模范德国军队对抗，想必也能是棋逢对手。

这种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的行为，也令一位英国观察家印象深刻。伊丝贝拉为英国游记作家，中日战争期间，正在东北旅行，她眼见中国军队通过中国边境，开赴朝鲜时，在奉天附近抢夺民家。还记载了清军散兵游勇半夜闯入旅店，非但住宿不愿付钱，还起意抢夺，将店内物品弄得狼籍不堪，才扬长而去。她又见证日军进入东北时，纪律森严，毫无倨傲行为，令旁观者肃然起敬。

法国记者卡雷斯考和拉露记载日军在山东荣成的登陆作战，当随军记者上陆时，日军已经展开安民行动，布告中国居民不要惊慌，日军绝不骚扰民众。日军甚至给予中国俘虏医疗救助与人道安置。相对于日本的文明举动，中国军队就显得残酷，将日本俘虏斩首、断肢，还有切睪丸之举，无疑的相当野蛮。

但这种在国际媒体前刻意塑造的形象，无法掩盖其在他处表现的残暴。下图的浮世绘刻意彰显日军在旅顺的勇敢，要将“暴行清兵“斩首，以泄其愤。

（暴行清兵斩首之图）

这幅画也非日本画师凭空想像而来，1895年2月2日，欧美各国转载《图片报》随军记者所拍摄的一幅相片，报导《旅顺的陷落，光荣的军队进城》。

（旅顺的陷落，光荣的军队进城）

图中显示日军登陆旅顺之后，杀戮许多清军，并没有先前所说的给予中国俘虏医疗救助的情况。除了日本绘制的浮世绘外，西方的摄影、绘画均有类似主题与构图的图象记录。1895年出版的英文图书《日清战争》中所附的插图（下图），日本士兵正在肢解中国人的尸体，这对待俘虏的方式，正呼应了克里曼在旅顺大屠杀时的观察。而这些图象也成为当时媒体有关日军占领旅顺后暴行报导的有力左证。

（日本士兵正在肢解中国人的尸体）

1894年12月日本《邮便报知新闻》报导：（11月）21日，旅顺市街的巷战仍在进行，炮声枪声如雷贯耳，尸横遍地，惨如地狱。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也曾报导：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后，曾在城内抢劫4天3夜，屠杀百姓、妇女，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伦敦新闻画报》也指出，日军进入旅顺后，大肆洗劫，街头尸骸遍布，景象凄惨。

日军踩踏在尸体上，以胜利者的姿态摆弄姿势，神情一派轻松，视人命为草芥，引起西方极大的关注和讨论。《纽约世界报》更进一步为文抨击，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真面目。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亟欲表现其文明的一面，但残暴、不文明的部分在战场上仍是可见，尤其是战场上的屠杀，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例子，即是丰岛海战与旅顺口大屠杀。这也说明数十年之后，1937南京事件当中，日本军队在集体行动中，不断重演其暴行。

但在甲午战争行动中，日本为达其国际宣传目的，刻意塑造文明形象，与事实似有相当距离。不过日本的宣传，确实收到短期的效果。

战争爆发之初，欧美报纸广泛报导了战争的新闻，而且多采取日本的立场，例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如果在朝鲜胜利，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朝鲜又得回到中国野蛮统治的情况。亚特兰大《先进报》也评论：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群众甚至称日本为“东方美国佬“，愿意认同日本。对许多有关日本的负面报导，也不深究。日本媒体不断向列强标榜明治维新的成效，认为日军努力模仿欧美，遵守文明的战争规则，得到西方各国舆论的认同。日本并以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1842-1916）为例，举证其在大连湾作战前，通告全军，严厉禁止一切暴行和掠夺行为，必须保护占领地人民。

但英国报刊已经出现日军虐杀中国百姓的报导：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表示接到伦敦来电，表示英国泰晤士报刊报导：日本攻取旅顺时，枪戮百姓四日，非理性杀戮，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此事虽引起英美国家的震惊与关切，但日本利用各种手段，除了为自己辩护外，也另外发表“真相报导“，此事遂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稍后便如船过水无痕。

日本仍然一再宣传：朝鲜战斗部队出现给养困难时，军中没有发生掠夺强抢事件。满州的大风雪里，将士在“雪中进军“曲的军歌中忍耐着饥寒。下图正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占领刘公岛之图）

不过要对比出日军的威武时，偶尔也让中国军官骑马、用刀，以衬托符合日军形象的场景，见下图:

（鳯凰城日清大激战之图）

日本对两军交战时的图象描绘，常是一面倒的，日本大胜，中国败逃，似是中国在各方面均远不如日本。

但事实上，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列强在远东的相关人员比较两国军事规模，一致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当时随军的外国武官与记者的记载，也肯定中国的军备与训练，认为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

日本海军尽管获得胜利，却也不是如此轻松，也付出惨痛代价。这种细部差异，在简单的线条与快速浏览的新闻媒体中，根本无法呈现。日本倒是在战后会谈中的各种细部关键，诸如方为、服装、态度及动作与姿势，都极费心描述。

（一）〈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后〉

（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后）

中国、日本、西方人从排列方式、位置、衣着、姿势，看出隐藏在其后的意图。在甲板上，画面右侧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对着左侧的日本人打躬作揖，站在左侧日本人背对观者，俯看、接受行礼，地位高下立现。

（二）〈日清韩谈判〉

（日清韩谈判）

坐位配置，朝鲜居中、中国居左、日本居右。朝鲜与中国的坐姿、手的动作，中国人的脚抬起，显示惊讶与不可思议，视线向上仰望日人，地位尊卑立现，非居于对等地位。桌上摊开文件，日人采取居高临下俯看，显示权力与掌握。穿着部分，中国人穿着似非朝服，过于轻简随意，色调紫、绿；反观中间的朝鲜官，头戴帽身着正式朝服；而日人则着军装，手持军刀，叉腰，由衣服纹饰、腰封、燕尾、留胡子。

会谈主题中，日本的形象，身着军服，身材高大挺拔，而中国、朝鲜、西方的形象则是较为随便，不若日本的严谨。同时透过位置的安排，将日本塑造成掌控全局，优于其他国家。

日本欲将自己塑造成文明国家，并以亚洲传统价值为羞，将其概念中“陈腐、守旧“的中国与朝鲜归为一类，认为中韩不仅对日本毫无帮助，更因其落后腐败，不愿与之同列，担心西洋人误认为日本也是同样的落后腐败。因此福泽谕吉与加藤弘之（1836-1916）、西周（1829-1897）等人于明治六年（1873）创办明六社，发行《明六杂志》，宣扬西方事务，甚至教导人民如何穿着西装、使用西式餐具，过西式生活。进一步主张日本应当拒绝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不文明”的国家为伍，甚至应当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日本成功的运用了宣传媒体作为辅助战争的武器，让全世界相信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为朝鲜争取独立解放的文明战争，使日军成为发动正义战争的一方。更由于宣传策略的运用得宜，让日本几次面临危机，都能化险为夷，让自己从加害者的角色，转变成因不得不的理由才付诸行动，让原本是受害者的中国，反倒未能获得国际的同情与支持。

本文节选修改自论文：鍾淑惠. "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 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43 (2015): 4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