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托派，便是以前苏联托洛斯基为首，工人运动中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抗日战争时期，我苏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根据地干部匮乏的现实，为此边区举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这些革命干部通过培训在毕业的时候，碰到一些个别问题，那便是有些学员不服从分配，只一味地强烈要求回到自己的老家工作。
本来，这种小青年的恋家情结，不愿意离开家乡，喜欢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工作的情况是属于正常，就拿今天的那些大学毕业生来说，“工资高、事情少、离家近”一直是追逐的目标。于是，干部训练班领导把这个事情向边区上级作了汇报，请示边区领导的意见。当时，苏鲁豫边区组织部长的王须仁负责处理这件事情，他接到命令后，刚好看到近些天上面发来一篇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便认为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不服从分配，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一定是有托派在暗中搞鬼，便怀疑青训班的一名教师魏定远有重大嫌疑。
在王须仁的操作下，魏定远被抓捕归案，经过初步审讯，一开始魏不承认有此事，此时，这个非常激进的王须仁大搞逼供信，使用残酷的肉刑，诸如鞭打、坐老虎凳、灌水,直到电刑（手摇发电机）。没完没了，反复折磨。魏定远受刑不过，只得承认自己是“托派”。而王须仁深为自己的“战绩”高兴不已，为了所谓的“扩大战果”，深挖其上级，便继续用刑，被打得坚持不住的魏定远只好胡乱招供，便按照组织系统编造出所谓“托派组织”：什么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等，还胡乱搞出一批名单。
拿到这份“托派组织”名单的王须仁，自然以为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便找到区委书记白子明、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四大队政治委员王宏鸣，详细汇报“托匪”问题，还添油加醋，绘形绘色地描绘“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伪装，自己如何智取，使白子明、王宏鸣觉得“隐藏得很深，活动面很广”，问题非常重大，当即决定重要领导集体对魏定远进行审讯。
这回有军、政一把手撑腰的王须仁格外卖力，照例使出“七十二般刑罚”，大搞逼供信，连日来受尽酷刑的魏定远根本无法忍受，于是根据王须仁一个个人点名的模板，又写了一份所谓的“托派”名单，接着根据他提供的这些名单，又抓捕这些供出的人，依样画瓢列举出下一组织的名单，逮捕了这些人以后，照例又是连日施行严刑审讯，他们除了逼使受审的人必须承认在边区的“托派”外，尤其要逼出在主力部队的、山东分局的、以至上级的托派，不达目的，刑讯不止，结果，自此，湖西的“肃托”运动真正全面爆发。
这一阶段，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在梁兴初的指挥下，和兄弟部队一道，奋起反击，连续打退日军9次疯狂进攻，特别是在陆房突围成功，并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战斗结束后，受到115师高层的表扬，称四大队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正当湖西抗日局面蓬勃发展之时，梁兴初打了胜仗回到湖西根据地驻地，与战友们一起庆祝连续打击日军嚣张气焰的战斗胜利。
这一天，梁兴初正兴高采烈地和战友们操练完毕，此时，留守后方的四大队政委王宏鸣，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挡住他回办公室的去路，梁兴初高兴地迎上前去要和他握手共话分离这些日子的事情，谁知只见王宏鸣脸色一沉，开口下令：“拿下”，早已布置好的几名荷枪实弹的战士，蜂拥而上扭住梁兴初胳膊，下了他的枪。
梁兴初以为政委是在开玩笑，赶紧说：“王政委，怎么回事，还用这架势啼。不要开这种玩笑”。王宏鸣黑着脸，鼻子一哼：“谁跟你开玩笑，你被捕了！”“啊？凭什么？”梁兴初简直不敢相信。“不同你啰嗦，等回去再说。”王宏鸣冷冷说罢，掉头就走。
由于梁兴初被人供出是“托派”的头目，上面的名单白纸黑字写着，被王宏鸣关押后，备受摧残，上老虎凳子、压杠子、灌辣椒水、吊起来皮鞭子抽，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湖西、令日伪顽敌丧胆的抗战名将，却在自己根据地私牢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逼他要承认是“托匪”，并交代“同伙”。要知道，这位打铁出身的硬汉子，自然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托派。根据王须仁、王宏鸣制定的“肃托”规则：承认是托派的，为了深挖组织，暂时可以让他苟活；不承认的是“茅厕的石头又硬又臭”是要坚决清理的，毫不留情。
这时，惊闻梁兴初被关押，而且要处决的消息，传到了支队长彭明治耳中，他立即赶到湖西，想制止。谁知已“肃”红了眼的王宏鸣，不仅不听，反而拿出一份名单，声称彭明治同样有托派嫌疑，要把他也一并抓住，幸好彭明治不像梁兴初跟他同级别，当时的级别比他更高，动他必须有更高一级的领导批准，这样他得以及时拍电报向高层汇报，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的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制止他们的乱捕滥杀，梁兴初等一大批军队骨干及根据地干部得以出狱，避免了更大的流血事件。倘若真的动手抓捕，这两位都是建国后大名鼎鼎的开国中将。
随后，上级派“肃托”问题调查组来到湖西，深入广泛地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指出：湖西“肃托”由部分的错误扩大到全体，是完全错误的。据《苏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记载：湖西“肃托”是苏鲁豫区书记白子明（白学光）、 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与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搞的。他们无中生有，滥捕滥杀，强取逼供，严刑拷打，疯狂捕杀，区以上干部五六百人被抓，部队连营以上干部全部受到牵连，主力部队减员近千人，地方部队几乎全部垮台，苏鲁豫根据地损失严重，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这件事情，1941年2月，中央明确发文“关于湖西边锄奸错误的决定”，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对主持“肃托”罪魁祸首王须仁，定位为“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是一名真正的“托匪”，上级对他逮捕归案；造成恶性发展的另一个罪魁王宏鸣，却认为其“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建议五师对之开展斗争”，同时撤销其工作职务，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处徒刑；负有领导责任的白子明则“撤销书记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那么，他们三人的结局如何呢?
先说王须仁，资料上记载他是河北束鹿县人，北平大学学生，读书时加入先进组织，后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过叛变的启事。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的学生南下到山东，先在地方军阀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受训，后经鲁西南工委介绍到单县工作，加入了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此人加入先进组织和曾经叛变自首的经过谁也不知道，由于来历不明，只好将他定性为“暗害分子”。据说他是叛徒特务，是真正的托派。
根据当年从王须仁手中侥幸逃生的老同志回忆，王须仁是典型的两面派人物，在上司面前表现出一副很谦卑的模样，见人就点头、哈腰、握手，跟在书记白子明、政委王宏鸣的屁股后面团团转，只是隔着一层眼镜，谁看得清他的眼光是人还是鬼？特别是在审讯所谓的托派时，却是一幅凶相。义勇二总队政委郭影秋（建国后曾任云南省长、北京市委书记）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只要一见王须仁的面，觉得他非常阴险，十分厌恶他。曾经在在义勇队当锄奸干事时出手很毒，如吊高下摔、十指插针，郭影秋便停了他的职，令其待用。然而，极善钻营的他，又很快博得书记白子明的赏识与重用，一跃成为组织部长。
当然，令王须仁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他在湖西“肃托”受到严肃处理遭到逮捕之后，决定对他公审处决，当然，上级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便畏罪自杀，结束了其可耻而又短暂的一生。
再说王宏鸣。曾用名王洪铭、王凤鸣，是江西根据地参加红军的一员，在14岁时当了苏区儿童团团长，1930年前后参加红军，是标准的“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还给元帅当过警卫员。在红军期间，因作战勇敢，为人机警，又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深受领导器重，从战士一级一级升到团级干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改编为八路军时，他先后担任团青年干事、团长、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4大队政委，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二十多岁就成长为一名团级干部，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因为和他同级别的很多都成为开国中将、少将。
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年龄不大，资格不小的王宏鸣开始有点飘飘然，一向自命不凡，由于此前没有舞台，如今天高皇帝远，独挡一面，怀里揣着政委这把最后决定权，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企图在湖西地区称王称霸。对于这样一把枪杆子，王须仁也是极力奉承的，吹捧他使他气焰极其骄横，竟敢动用手中的军权，假冒上级的名义，大肆捕杀无辜同志，成为“肃托”惨案的主要凶手。
事情败露之后，特别是同伙王须仁之死，对王宏鸣的触动很大，自知罪行严重，恐怕留在八路军中也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畏罪潜逃到江苏赣榆县城，投靠了日寇，改名杨步仁，被任命为汪伪七十一旅一二一团第二营营长，后又升任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成为一名可耻的汉奸。
王宏鸣当上汉奸后，由于其人谙熟我军的根据地的兵力部署和作战特点，不仅策反我军的队伍，在军事上他还积极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对我鲁南滨海根据地进行蚕食，对我军威胁不小，鉴于他罪行累累，高层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然而，策划过多次的打击行动，都让这狡猾的狐狸逃之夭夭，还一度晋升为伪团长、旅长。当然，日寇投降后，王宏鸣深知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又以伪军的身份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充当反人民的走狗。然而，在我军的节节胜利敌人的屡屡失败下，他东突西撞，再也找不到出路，最终在淮海战场上被击毙，结束了他可悲可叹罪恶的一生。后人叹曰，王宏鸣前期走过的路，无疑是光荣的历程，但自毁前程，本可授予开国将军而流芳百世，却成叛徒汉奸遗臭万年。
最后说说湖西“肃托”主要人物白子明，又名白学光，山东博兴纯化镇河里村人，他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便加入了先进组织，由于学习成绩突出，工作积极，很快就受到组织的重用，先后担任济南市委书记、鲁西南特委书记、苏鲁豫区委书记等职。在湖西任书记这期间，地区负责人白子明，积极尾随“二王”参与“肃托”，而且对其严重错误直缺乏足够的认识，针对他的错误，后来组织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在行政上撤销工作”，由一名书记连降五级，另行分配了工作到《大众日报》担任一名编辑。
这期间是最为艰苦的1941年的冬季铁壁合围中，为了应对日军的追击，白子明率领新闻小组，使用“沂蒙大队”的番号，武装起来打游击，出生入死，与敌周旋，成功地保存了实力，当时生活物资极端匮乏，大部分同志棉衣未发，只好披着被子。粮食严重不足，特别是缺盐少油，有的人全身无力，有的人视力模糊，他和战友们一起，睡草铺挤在一起取暖，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也为了保暖，都不脱衣服，又不洗澡，身上生了虱子，他克服重重困难不时出版大众日报战时油印版，在战时新闻工作中，他可以算是做出了成绩。
慢慢地，白子明成为报社的总编辑，有一次突围行军过程中，他心爱的枣红马就在此次战斗中被敌人捉去了，从此他和大家一样身背被包行军爬山，白子明长得很帅，身材挺拔，相貌堂堂，在战争年代一直战斗在新闻战线，他经常鼓励同事们，战争年代，战士们以枪作战，我们是以笔作战。必须真正把组织的方针政策贯彻好，宣传好，带领同志们一起共同努力，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
百岁白子明在景区旅游照片
随后，白子明一直战斗在新闻战线，建国后担任过很多职务，1983年12月离休后他回到山东，在青岛安度晚年生活。1984年5月中组部批准其享受副部级待遇，2015年10月批准其享受正部级待遇。92岁那年，他因白内障接受手术，这是医院史上少有的高龄患者，全科动员，随时应对紧急情况。术后，他借助放大镜，能保持日常阅读。除了听力有些不大好之外，老人看起来身体状况很不错，2017年2月2日，白子明因病在青岛逝世，享年10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