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前苏联莫斯科正值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的世界，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老百姓出门，自然是厚厚的棉衣，从上到下包了个严严实实，人们的胡子眉毛上都挂着厚厚的白霜。这一天在莫斯科城内一座破旧的居民大院里，突然开来一辆只有电影中看过，当地人称为“嘎斯”的高级轿车，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居住在院子里的孩子们全都围了上来看热闹，大家看着这油光铮亮的汽车，不由得啧啧赞叹：好家伙，不得了，这车还是三排座的呢，你看多气派。
难怪孩子们会惊叹，就连大人看到这豪华轿车也羡慕不已，当年苏联民众的月平均工资也就70卢布左右，这车的售价至少是一万卢布以上，一人不吃不喝的话，即使攒上10年也买不起这车。在这群孩子当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居住在二楼才上小学一年级的一个苏联名字叫维克多(Victor)，中文名叫陈祖莫的孩子。因为从高级轿车中走下来的那位贵客，竟然是找自己的父亲。围观的所有孩子都向他投去无比崇敬的目光。
这位来到破旧的居民大院的贵客，正是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他拜访的这位居住在破旧居民楼中的客人，陈祖莫的父亲，正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主席，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陈昌浩。
我们知道，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是最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其麾下部队后来成长为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四方面军最鼎盛时期，拥有精兵八万之众，善于打硬仗、恶仗、险仗，该部涌现出许多英勇善战的猛将，建国后星光闪耀的开国将帅中，有七百多位开国将军出自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成长为一支劲旅，可以说跟早期红军高级指挥员、曾经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是分不开的。
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一名红四方面军主帅，红军统帅的陈昌浩，为什么会隐居这样的平民区里?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与他什么关系，会亲自来到这里拜访他?后来的情况如何呢?
据他的儿子陈祖莫介绍说，当时他们家居住的地方是非常简陋的职工房，三层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每间房子都住了一家人，他一家三口就挤在这样的房子里，一进门是个桌子，一角摆着他爸爸的办公桌，办公桌的后面便是他们家的床，他从小就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没有单独的床，是因为房间小没有地方放。
陈祖莫一家多年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家里吃的是经常两个巴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每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就觉得很幸运，一家人冬天穿一件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个红五星，晚上房间里烧一点本柴烤火。睡觉时三人一个挨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大衣和毯子，生活是艰苦的，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感到很满足。
在孩子陈祖莫的眼里，一家人住在这里，母亲上班之后回来就做家务，父亲刚整天趴在桌子上翻译著作，慢慢地时间一长，本来高大英俊，修长矫健的身躯，变得有些微微驼背了，虽然那时只有四十多岁，但形象看上去有些象小老头了，根本看不出他从前当过军人，更不知道他竟然是当年叱咤风云，曾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总政委。直到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来到院子拜访他，并请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随后还是孩子的陈祖莫回到陌生而又亲切的中国，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陈祖莫清楚地记得，接到通知要启程回家的那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父亲简单地收拾了一些书籍，带着他和母亲登上轿车要离开时，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向严肃的父亲有这么的兴奋，深切地握住送行人的手说，“我们要回家了！”接着眼里滚出幸福的泪水，继而嚎啕大哭起来。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陈祖莫说，这真的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十三年啊，等了十三年！终于可以回家了，可以回自己的祖国了！
在莫斯科居民区住多年的陈昌浩，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周围人眼里他只是个普通的机关小职员，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历史，甚至对妻子、孩子也只字不提。陈祖莫说，“我妈妈不知道我爸爸是干什么的，她只不过觉得跟我父亲有感情，就结婚了。一结婚了，那我妈妈更不关心你过去干什么，只要有孩子，有丈夫，她就过得非常地幸福。”
陈祖莫回忆说，这次要回到中国的时候，母亲有些担心，还问起坐什么车，如何行程，去那边究竟好不好，他的话就突然多了起来，笑着对妻子和孩子说，中国好，哪都好，什么都好。还特意对孩子说，我是从那边过来的，你们到时就会知道，肯定比这好。我妈大概是不能相信他，走的时候怕什么啊，怕中国没有床单什么的，天气会有差异，吃的东西会不一样，还买了好些这些东西。大概是像去外面旅游一样的担心。
随后，一家人便登上东去的列车，他们坐的是软席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火车走了七天七夜，那个软席，把那桌子一翻开是个洗脸盆，自来水一拧开就哗哗来，真的是太方便了。母亲和孩子便想起自己在那莫斯科那居民楼里的环境，不仅没有私人卫生间，更没有洗脸的地方，一到早上所有的人都挤在公共厕所里洗啊，从这时起一家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相信到了中国后，生活一定是与原来有天壤之别。
这一路上，父亲陈昌浩可谓是笑容满面，一家人真的太幸福了。果然，一到了中国，先是众多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他一家人的回归，接着把他一家人安排到距王府井商区不远，属于黄金地段的翠明庄宾馆。要知道，这里可是当年招待外国元首和要客人的招待所，可见当年国家对他的重视程度。接着，以高级干部的待遇给他家配上了轿车、警卫员、勤务员、厨师等等。
此时，陈昌浩的妻子格兰娜，这个原本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子，他父亲是木匠，她自己是个纺织女工，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享受过什么生活，和孩子丈夫孩子一直生活在那个简陋的居民区，如今来到中国，跟在苏联的那个家衣食住行一比较，那真是天壤之别啊，那边是，真是寒酸得很，一到这，我的妈呀，真是贵族一样的啊。于是妻子一度担心丈夫究竟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家，好家伙一到这，认为是天上掉馅饼吧，还真不知道这么快就砸到自己头上了。为此，母子俩都惊呼，自己的丈夫、父亲竟然真的是曾经的大官，红军的高级干部！！
陈祖莫和妈妈格兰娜怀着惊讶、兴奋的心情跟随陈昌浩在中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一天，一位军报记者到家中拜访陈昌浩，了解红军时期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工作的情况，在一旁帮着端茶倒水的陈祖莫，才真正了解父亲的英雄事迹。那时，年轻有文化的陈昌浩来到红军队伍，由于他勇毅果敢，治军严整，特别是参与指挥了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战役中，指挥能力很突出，凭借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在红军队伍中很快便脱颖而出。
1931年，一架敌人飞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了鄂豫皖苏区，被红四方面军俘获，27岁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知道，亲自登上该机与被俘飞行员一起，带着手枪和手榴弹，飞到了黄安城，向敌军阵地撒传单，进行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红军空军的突然出现，强烈地震撼了守军，黄安城随即告破。是役大展红军的威风，这件事震惊了整个红四方面军，所有人竖起了大拇指，他是真正的英雄。
陈昌浩讲述我军战史的第一次空战时，一边比划，一边模仿动作，讲的形象生动，振振有辞，令人身如其境，使站立一旁边的儿子听得如痴如醉，听着他讲述这些战斗过程中，陈祖莫此时仿佛真正地了解自己的父亲，第一次感觉和在莫斯科住所里驼着背，抽着烟，编字典的爸爸简直是判若两人。再通过读记者写出的文章，陈祖莫才知道，父亲陈昌浩主政红四方面军期间，红军的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红军进入川北地区后，兵强马壮，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
能征善战，指挥有方，人又年轻，高大英俊，气宇轩昂，在崇拜英雄的战争年代，这位总政委可谓是敬佩得象神一般的人物，他的一些故事至今都还在当地流行。特别是红军出征的时候，他披缴获来的川军将领的外黑内红的斗篷，跨在一匹黑色的战马上，每次队伍出动，身着戎装的总政委坐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来，目光中透露着坚毅和决心，身随着坐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这种架势指挥的部队打出了一系列有胜利，为此他荣获红军时期最高荣誉的一等红星奖章一枚。
然而，1937年春天，陈昌浩率领的二万多红军西路军，进入千里河西走廊，这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群众的基础，特别是马家骑兵部队机动性大，我军后勤给养困难，加上最高指挥人员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最后兵败河西走廊，在红军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这位曾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年轻统帅，身为一线最高指挥人员的他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命运开始在这里拐了个弯。从此在波澜壮阔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
兵败只身辗转回到延安之后，他，被解除军职，无缘效命抗战前线，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员，他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壳做事，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此时的他可谓是诚慌诚恐，无论在任何都痛心疾首说：“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万多精英，喋血大漠……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忍辱负重埋头干了一段时间后，兵败的痛加上他身患严重胃病，经组织批准，陈昌浩前往苏联治病。
1939年8月27日，一架机身上涂着青天白日徽的飞机卷起满天灰尘，在延安机场起飞，陈昌浩乘坐这架飞机，离开他曾经战斗过近十年的这片土地，前往苏联治病，靠在窗口的他，凝神着身边飘过的蓝天白云，陷入了沉思，他不知道到了苏联后迎接自己的将会是什么，他的命运又会发生如何的变化。
陈昌浩来到当时的苏联治病，相对国内战乱的环境来说，那时和平安祥的莫斯科，相对医疗、生活等条件是好得多，吃的、用的、药物都比较充裕，据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回忆，刚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跟延安时期的艰苦相比，“那里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每天都可以吃到白面包、奶油、各式水果，这对于在延安靠小米果腹的陈祖涛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幸福。在这里陈昌浩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医生定期来帮他检查身体，并积极进行治疗，很快老病就快要好转了。他本想病完全痊愈之后，就要启程回国再参加革命斗争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仆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集结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190艘军舰，分为三个集团军群，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以闪电战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德战争全面爆发。
此时，病情已经完全好转，本要等着回国的陈昌浩坎坷的命运再起波折，由于局势险恶，莫斯科危急，苏联紧急下令散开平民和外国侨民，陈昌浩接到通知，被紧急疏散到中亚细亚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此时，工厂制备被拆下来装上卡车，成队的卡车开出，医院医护人员抬着担架，病患者被安排上了卡车，大批的市民手拉肩扛着行李有秩序地在火车站排队，他也在人群中，表情镇静。列车开动，随后疾驰在广袤的苏联土地上，此时还是夏天，虽然有战争的阴埋，但天空明亮，树木茂盛，但车内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也无暇欣赏窗外的景色。
科坎多的夜晚，狂风将树木吹得剧烈的晃动，简陋的工区宿舍还有一灯亮着，屋内，陈昌浩坐在一张粗木桌前，向各处写信求助，因为战事紧急，他的供给停发，自谋生路，以前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指挥官，只会打仗，从来也没做过饭、洗过衣服，更不会买东西讨价还价，所以他写信给军方要求参战，但由于战事紧急，大部分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只好凭借双手去找工谋生了。
科坎加这里地处中亚心脏地带，骄阳之下，沙浪滚滚，故素有“荒原”之称。因此，水在这里显得尤为珍贵。这种地方只要少数的几个打石场和榨油厂，为了活下去，他去采石场当苦力，采石场内，他正奋力挥舞着铁锤，砸到插入石缝的钢钎上，激烈的碰撞声在采石场内此起彼伏，和他一样，许多衣衫褴褛的人正在奋力地工作。平日打石头、背石头，一天到晚都处于艰苦的劳作中。
采石场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受当时战局的影响，物资非常匮乏，即使这样，他也每日只能分到一磅黑面包，配给一点马铃薯这么少量的食品。开饭的时间到了，陈昌浩和劳工们一起排着队，领取食物，一个胖胖的穿着变了色的苏联红军军装的男人，给每一个人一小块黑色的面包，再往他们手中的饭盒里打了一点汤，边做边说：供给被切断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士们更需要食物，大家坚持一下，胜利后我们会有伏特加和土豆烧牛肉。灰色的人群中听此言勉强露出了笑容，他也笑了笑，拿着面包和汤准备离开。
这时这个负责分发食物的红军大爷叫住了他：这位中国同志，你等等。说完人拿出一个用棉套套住的瓶子，你的胃病不治好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劳动的，来，把这个喝了。他接过瓶子，打开盖子闻了闻，皱眉说这是什么，红军大爷。这是我们专治胃病的偏方，是榨油厂刚压榨出来的热棉籽油。他将信将疑地喝了一小口，胃里暖和多了，红军大爷指指边上，不急，慢慢喝，他感激地向红军大爷鞠躬一下，拿着油瓶和食物坐在边上的乱石上，边吃着又黑又硬的面包，边喝着棉籽油，一时间，热泪涌了出来。
由于采石的劳苦，加上长期处于饥饿状态，陈昌浩昔日 修长矫健的身躯，经过疾病、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折磨得十分虚弱，加之当地的气候严酷，寒暑变化剧烈，使他的胃病反复发作，生活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谁知正是这一瓶棉子油，他多年久治不愈的老胃病竟然好了，一点也不疼了。对此，可谓是因祸得福，他十分高兴。为此他天天写信给一些曾经熟悉的苏联同志，要求离开这里去参加更加重要的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昌浩在科坎加当采石工二年多后，终于有一封信碾转到他曾经有工作联系的季米特洛夫手中，他的人生再次出现转机，没有在这荒芜的采石场了此一生。接到信的苏联同志，觉得在采石场无疑会埋没人才，于是，决定聘请他为战场上前线翻译，他很快穿上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主要负责翻译公函，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职责，后来还获得了一枚“卫国战争奖章”。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金子随便扔到哪里都会闪光。战后，由于他有立功表现，他又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工作，这个曾经的红四方面军统帅，又开始普通小职员的工作，那时生活条件相当艰住的一间几平方的简陋的楼房，吃的还是那难以下咽的黑面包，他他毫不在乎，毕竟比科坎加小镇打石场苦力要好得多。
就在这时，武汉上过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一口流利的俄语，具有相当的理论修养，嘴巴能讲，文章也漂亮。文质彬彬，高大英俊，和蔼可亲的陈昌浩经朋友介绍，认识一名叫格兰娜的俄国姑娘，姑娘一见到他讲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便被他的气质深深地打动了，于是爱慕之情油然而生，随后决定细心照料他的生活，使他能全心贯注地搞翻译和写作。婚后两人生下一个孩子叫陈祖莫，意思是莫斯科出生。随后，陈昌浩在异国乡乡开始了普通小职员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着，这个普通三口之家，生活虽然清贫，但却平静而幸福。陈昌浩在妻子格兰娜的眼里，是个可靠能过日子的好丈夫；在儿子陈祖莫的眼里，是个虽然严肃但却挺可爱的好爸爸。
直到陈昌浩离开13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祖国，回国后，他决定一切从头再来，被任命担任编译局副局长，他工作认真，在单位口碑不错，相貌堂堂，气质儒雅。常年的工作使得陈昌浩积劳成疾，后患上了心脏病，即使拖着病躯，他也依旧以工作为先，以组织为先。甚至利用住房周围几平方米的土地种植棉花，棉花收起来后让人去轧，换成布票去支援别人，自己生活节约简朴，却对组织上的同志十分关心，谁有困难都是尽力支援。据其弟弟陈浚回忆，陈昌浩临终之前对他说：“我们要像铺路石一样，经得起组织和人民的考验，经得起踩来踩。”陈昌浩是这样教育后人，也是这样践行着他的信仰。
逝者长已矣，红军高级干部陈昌浩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令无数后人唏嘘感叹，令人欣慰的是，他的三个儿子事业有成，大儿子陈祖泽是核子工业技术的专家，二儿子陈祖涛比较有名，成就很大，是一汽创建人之一，也是二汽的总工程师，是“中国汽车工业元勋”，三儿子陈祖莫则是一位中文教师，在国外教学。其后人的成就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