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西人盗走《永乐大典》，才有近代文明与科技革命？

1900年8月，八国联军的火焰吞噬了北京翰林院。浓烟中，数万册《永乐大典》或被焚毁，或被士兵当作“纪念品”塞进行囊。一个世纪后，中文互联网上悄然流传着这样的质问：“若没有这些被抢走的典籍，西方还能有科技革命吗？”传闻将一部古籍的散佚与近代文明的兴衰强行捆绑，真相究竟如何？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曾向乾隆请求开放贸易并“交流典籍”，但被清廷拒绝。这一细节在百年后被重新挖掘，成为“西方蓄谋掠夺”的佐证。而事实上，马戛尔尼渴望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实用典籍，与《永乐大典》的综合性文献性质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伽利略发表《星际信使》（1610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1687年）时，《永乐大典》正安然存放在南京文渊阁——直到1562年才抄录副本送至北京。

真正引发文献流失的高潮，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翰林院守卫为阻挡联军，点燃藏书引发大火，德国、英国士兵趁机抢掠残卷。据日本学者考证，现存海外《大典》仅417册，且内容集中于诗词礼制，涉及科技的《军器图式》《河防通议》等册早已毁于战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直言：“我们带走的典籍，对欧洲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毫无用处。”

耐人寻味的是，最早将中国技术传入欧洲的并非劫掠者，而是传教士。16世纪，利玛窦将《几何原本》译介至欧洲；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将《天工开物》中的造纸、冶金技术写入书信。这些主动的文化传播，与《永乐大典》的被动流散形成微妙对比。正如剑桥学者蒂姆·巴雷特所言：“欧洲人更关注实用技术，而非浩如烟海的皇家藏书。”

“那天整个北京城都能看见翰林院的烟。”1900年《申报》的报道，为这场文化浩劫留下最直观的注脚。但让事件发酵成民族集体记忆的，是民众的口耳相传。茶馆里的说书人把抢书的英国兵形容成“红毛妖怪”，街头小报将牛顿力学三大定律戏称为“三大盗律”——这些带着血泪的戏谑，把文献流失的伤痛转化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抗拒。

百年后，当网友在微博贴出《永乐大典》中“星宿图”与哥白尼“日心说”手稿的对比图，高喊“你看这明明就是抄袭”时，他们宣泄的早已不是学术考据的热情。2019年某历史论坛的投票显示，62%参与者认为“西方崛起靠的是抢劫东方智慧”，这种情绪在年轻群体中尤为强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指出：“民众其实是在用‘典籍被盗’解释‘我们为何落后’，这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情感化应答。”

但愤怒的浪潮中始终有理性的礁石。当网友“史海寻踪”列出时间线——伽利略去世54年后，《永乐大典》才被焚毁——热帖下的高赞评论却是：“原来我们哭错了坟？”

今天，大英图书馆的玻璃展柜里，《永乐大典》残册安静地躺着，纸张边缘仍可见焦痕。中国学者正通过数字化工程，将散落全球的残卷逐一拼接。或许正如《大典》主编解缙在序言中所写：“汇群书而为一，浩若烟海。”文明的进程从来不是孤立的盗窃与馈赠，而是在火光与尘埃中，人类始终未停的追问与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