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此前，有网帖以阿里女员工自述称，其在出差期间被恶意灌酒并遭到商户猥亵，此后其领导又偷办酒店房卡，多次进入房间对其进行侵犯。该女员工此后报警，并向公司反映该情况。随后，涉事企业均作出回应并拿出了处理态度，事发地济南市公安局也成立了工作专班，负责该案件的侦办事宜。8月10日，该专班一成员告诉媒体“该案很多细节都是发生在私密空间，调查有难度。”

就此，大白新闻连线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曾薪燚律师，作为有着多起强奸案办理经验的律师，他指出，在此案的处理过程中，阿里女员工出现的四个误判增加了自身维权的难度，也是同样处境下女性易踩的误区。

女方只要性防卫能力削弱，即便微醉也构成强奸

关于“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是强奸还是猥亵，曾薪燚律师进行了辨析。强奸和猥亵性质不同，所涉及的刑事罪名不同。只要嫌疑人违背妇女意志，存在发生关系的动机，哪怕只是简单摸了摸的猥亵行为，也可能构成强奸未遂。

强奸罪是刑事重罪，根据《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即便是一般的强奸行为，追诉时效十年；情节严重的强奸行为，追诉时效为二十年。因此，不会因被害人延迟数日报案，而错过了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机会。

曾薪燚律师进一步说明，从理论上讲，女方只要性防卫能力削弱，即女方陷入愿意反抗而不能反抗的境地，就构成强奸罪。因此，即便是醉酒或者微醉，也构成强奸。强奸的核心就是看在发生关系时，女方是否愿意。

强奸案件是刑事案件，收集证据并证明侵害人构成强奸罪的主体是公安机关。那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公安机关会收集哪些证据？就阿里女员工案，曾薪燚律师分析，办案机关可能收集如下证据证明强奸：第一类是直接证据，即能证实强奸行为存在的证据，如被害人陈述、侵害人供述、现场目击强奸案发生证人的证言等；第二类是公安机关收集的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证实强奸行为存在，如反映男方进入时间、进出次数、进出携带物品情况的监控录像，男方购买避孕套的记录，现场残留的体液信息，女方身体上提取的DNA信息等。

实践中，如男女两方只是单纯的上下属关系，女方有家室，在发生关系后及时向亲属求救、报案，在确如男方的体液、女方私处提取的男方DNA信息等证据证明发生过性关系的情况下，法院综合被害人陈述，极有可能认定强奸罪成立。

曾薪燚律师认为，女方在发生关系后可以及时保存相关证据、配合公安机关完成人身检查。“我们之前在北京办理的一起强奸案，男方没有和女方发生关系，遗留体液，仅触摸女方私处。但公安机关仍然在对女方进行人身检查的过程中，从女方私处提取到了男方的DNA信息，据此认定男方存在猥亵行为。”

几点误判，有可能导致错失时机

阿里这个案子，从目前报道来看，无法证实男方确实与女方发生过关系，因而更无法说明强奸行为成立。”那么在曾薪燚律师的分析中，阿里女员工哪几个误判可能不利于自己维权，追究侵害人刑事责任。

第一，没有及时报案，然后配合公安机关完成人身检查，提取体液等能鉴别DNA信息的检材。

“我们之前办过的一起强奸案，发生在凌晨2:00，女方喝醉酒了在房间里躺着，男方就进了房间，在床上摸女方。女方早上9：00及时报警后，公安机关对女方进行人身检查，后来就从她的身上提取到了男方的DNA信息，也就证实男方确实摸过女方臀部及其他部位。”曾薪燚律师介绍，现实中很多女性认为发生这种事情很丢人，首先会选择洗澡，但洗完澡相关DNA信息就很难提取，所以发生非法侵害时，最应该做的就是马上报警并配合公安机关完成人身检材，固定证据。

第二，观念错了。女性犹豫、不想公开化这个很正常，但强奸、猥亵是刑事犯罪，不是私下能解决的事情。女方如果一开始选择用私下维权、诉诸单位，有可能会错过固定证据的时机。

比如，有的案子时间过长，监控录像可能会被覆盖，DNA信息无法提取。本案中，如想证明她当时醉酒，就需要对她的血液酒精含量进行检测，而一旦酒精完全代谢，相关证据无法搜集、固定。

公安机关对强奸现场的勘验，很有可能因不及时维权而被破坏。因此，被害人应当及时报案，并尽可能地配合调查，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三，思路错了，强奸罪是刑事犯罪，搜集证据并证明犯罪成立的主体是国家司法机关，而不是受害者。实践中，女性可能会陷入需要由自己证实强奸罪成立的误区，而迟疑报案，如本案中男方戴了避孕套找不到了，男方否认发生过关系，现场没有相关DNA信息。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只要符合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会受理，侦查主体并搜集证据的责任是在公安机关，女方不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构成强奸罪还是猥亵罪，仅需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像阿里女员工这个案子，没有找到避孕套就没办法证明强奸吗？虽然避孕套上没有DNA信息，但避孕套上有润滑油，如果能在女方私密部位检测到这些润滑油，也能够佐证强奸。其次，结合男方在房间里进出的时间次数，进出时候的状态，拿了什么，进出的目的，同行人证言等。

有些女性的想法是“我要自己取证”，如通过打电话问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但一般男性不会告诉你“我们昨天晚上发生关系了”。在这种不平等面前，被害人去跟男方沟通，包括去找他的企业领导沟通，是很难获取有效信息的。

但如果公安机关结合相应的证据材料，对男方进行调查，男方有可能在证据的面前，交待强奸的犯罪事实。

第四，路径错了，报案后一样可以获得赔偿。报案之后，侵害人也会出钱给被害人，争取谅解，以减轻刑事责任，而关于赔偿的金额，法律上没有限制。然而，一旦侵害人行为被认定构成强奸罪，即便被害人选择谅解，侵害人也依然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曾薪燚介绍，实践当中确实有女性，被强奸之后，通过私了从男方处获得赔偿。但在个别案件中，男方利用强势地位，诬告女方构成敲诈勒索。比如最近争议比较大的连云港女辅警案，从被害人家属披露的细节来看，女辅警起初是非自愿发生关系的，如果当时女辅警报案，走法律途径得到调解解决，也不会存在被诬告的风险。

“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个案子，男的借给女的20万，后来女方没有还她，男的就要求这个女的跟他发生了好几十次关系，女方觉得既然都与男方发生过关系了，钱就不想还了，后来男方就去报案称女方构成诈骗。但通过女方代理律师了解到，女方当时发生关系都不是自愿的，她也可以告男方强奸，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其实她也是受害者，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结果在法律上被别人钻了空子。”

曾薪燚律师最后还提示，遭遇强奸猥亵时女性还容易出现这样的误区。比如，女方一开始报案说自己被强奸了，然后男方赔偿的钱多，女方就听从男方要求出具了这样的说明：我当时没有被强奸，我是自愿的。“如果出具这样的说明，女方有可能会有被追究做伪证的风险。”

那说明应该如何出具？曾薪燚律师建议，女方对男方的谅解只是对他犯罪行为的谅解，不能否定报案时，发生关系是不自愿的，即不能否定强奸的事实，如否定基础事实，女方有可能被以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首席撰文：王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