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针对异姓所封爵位体系里，公爵位处最高层级（需指出，异姓封王乃因特殊旨意，未被纳入官方正式典章规范）。于明代，公爵通常被俗称为“国公”；与之不同，清代所封公爵，在称谓上并不冠以“国”字，而是采用诸如“忠勇”“谋勇”“昭武”等词汇进行命名。
在封建爵位体系中，公爵作为重要的等级，于明代与清代呈现出何种差异？经系统考察，两者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不同：
【一、公爵人数相差较大】
自明英宗时期直至明朝覆灭的近二百年间，受封公爵者仅六人。其中，获封忠国公者一人；保国公得封一人；宁国公之封号曾两度封授；此外，还有一人受封昌国公，一人受封瀛国公。
若将南明时期几个小朝廷纳入考量范围，彼时获封公爵的数量颇为可观。然而，需注意的是，南明政权所封公爵的实际价值与认可度较低。在当时局势下，只要手握军队且稍有功绩之人，几乎皆能获封伯爵及以上爵位。由此可见，南明的爵位封赏制度呈现出过度泛滥之态。
在清代，对于异姓贵族，公爵之位授封极为审慎。然而，从整体获封人数考量，相较于明代，清代获封公爵的难度有所降低。据相关记载，清代获封公爵的异姓贵族约72人，这一数量约为明代的两倍。
经系统梳理明代历史可知，在整个明朝时期，生前获封公爵者仅28人。由此可见，于明代，获封公爵这一殊荣的难度极高。
在清代，获封公爵者的数量相较于其他朝代相对可观。然而，其封爵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与明代存在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公爵受封者大多集中于清中期以前这一历史阶段。自道光朝以降，除皇后之父这一特殊情况外，鲜有人能获此殊荣。例如，即便是对清朝有着再造之功的曾国藩，所获封爵亦仅为一等侯。
【二、封公的标准不同】
据《明史》记载，在明朝的封爵制度体系里，异姓封爵遵循着严格规范：唯有建立社稷之功或军功者，方有受封资格；至于封爵名号，若无皇帝特旨恩准，不得随意赐予。
据相关史料记载，于明代，异姓受封爵位者，需建有“社稷功”。“社稷功”之内涵，涵盖收复疆土、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之完整，抑或保卫大明王朝之皇权统治。
“社稷功”堪称评定爵位的一项刚性准则。于爵位拟定过程中，兵部与内阁需从整体层面综合权衡，这一考量体系严谨且具权威性，即便贵为皇帝，亦不得悖逆此规定。
然而，皇权干涉封爵之事亦非绝无仅有。于明代，明英宗自南宫复辟后，鉴于石亨在复辟过程中居功至伟，遂册封其为忠国公。又如天启年间，权倾朝野的宦官魏忠贤，其从子魏良卿毫无功绩建树，却仍获封宁国公。此等事例，足见皇权在封爵事宜上具有决定性影响。
通常情况下，异姓公爵的册封需严格契合朝廷定制。于和平年代，武将鲜少能获于战场建立卓越功勋之契机。即便发生战事，大多亦为局部争端，此类战功实难满足封公之条件。
故而，多数公爵之封爵并非一朝一夕可成，而是历经漫长积累。以保国公朱永为例，其早年承袭抚宁伯爵位，于与蒙古的多次战事中屡获战功，进而晋升为侯爵。此后，凭借持续累积的功绩，最终晋封为公爵。
相较于明代，清代的异姓封爵制度呈现出显著差异。从制度构建角度而言，清代并未制定详尽且明确的标准。据相关文献记载，对于异姓封爵仅以较为简略的表述称“非军功不得予” 。
军功存在规模与程度上的差异，其评定标准难以一概而论。在清代，皇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内阁与军机处作为朝廷核心中枢机构，仅具备建言献策之权，而不具备决策定夺之能。至于官员封爵与否，全然取决于皇帝的旨意。
此外，清代封爵制度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在这一体系下，旗人群体，特别是那些凭借家族姻亲等裙带关系维系的贵族阶层，于封爵过程中享有明显优势，获取公爵爵位的可能性较高。诸如遏必隆、傅恒、福康安等，皆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族大臣在封公一事上则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整个清代历史进程中，汉族官员获封公爵者仅有五人，足见其稀缺程度之高。
【三、公爵的等级不同】
在明代，公爵于广义范畴内可细分为四类。其一，乃辅佐明太祖奠定天下之勋臣，称“开国辅运推诚”；其二，追随明成祖举兵起事者，谓之“奉天靖难推诚”；其三，以“奉天翊运推诚”为名；其四，则被命名为“奉天翊卫推诚” 。
从狭义视角剖析，第一类与第二类可合并归为同一类别。此类别爵位通常遵循世袭罔替之制，相较于其他时期，洪武年间所封公爵的等级定位稍显尊崇。彼时，朝廷在赐予诰命与铁券时，时常会于其中明确标注受封者享有若干次免死特权。而第三类与第四类，则可划归另一类别。该类别爵位一般仅局限于受封者本人，若期望实现爵位世袭，在通常情况下，需皇帝额外施加恩泽，并颁布专门旨意方可达成。
事实上，在明代，公爵世袭的情况极为罕见。于洪武年间，仅有魏国公徐达家族，自始至终与朱明王朝命运相系，而其余公爵大多仅传一代便告终结。至成祖时期，其所封的数位公爵状况稍有不同，至少有四位得以传承数代。
此情形的产生，与明代制度紧密相连。在明代，公爵一旦因罪遭降黜或削夺，极难再度崛起。明代帝王一贯对外戚与勋贵集团持防范态度，而国公不仅地位尊崇，且实际掌控军权。为维护皇权稳固，避免其遭受侵犯，帝王势必会不遗余力地设法将其铲除。
在清代，公爵等级的划分相对明晰，依序分为一等、二等与三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清代异姓贵族而言，若获封公爵，通常会享有世袭罔替之特权。即便是其子孙因触犯律法而被褫夺爵位，该爵位亦不会就此废止，而是会从其他子侄之中，依据贤能标准挑选合适之人予以承袭。
由此可见，在清代，公爵爵位通常可传承数代，且多数公爵的传承直至清朝覆灭仍延续未绝。
【四、职权的不同】
在明代，异姓爵位通常与军权紧密相连。公、侯、伯等爵位的受封者，依循定制，皆于军队体系内执掌要职，并需兼任五军都督府之衔，于京营之中占据关键地位。
在国家面临重大战事之际，承担掌印拜将之责的，常常是勋贵武将群体。而于皇权交替的关键节点，勋贵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小觑。由此可见，在明代最高权力的核心圈层中，勋贵集团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清代的职官体系中，公爵这一封爵与具体职务并无直接关联。公爵获授实职与否，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主观意向。需注意的是，第一代公爵受封者，大多为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然而，对于世袭公爵者而言，情形则颇为不同，他们多因循祖荫，在仕途上鲜少有所作为。
经上述比较分析，从地位与权力维度而言，明代国公相较于清代一等公，显见更为尊崇。
事实上，明代公爵与清代公爵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远非上述四点所能涵盖，极有可能在其他维度亦存在区别。若各界人士持有不同见解，诚望于评论区域阐述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