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曾经与东北野战军指挥官发生过矛盾。其实，毛主席在战争年代统领全局，要考虑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斗争形势，他所作出的军事指挥也是全放眼全国，因此有时候会与地方上的指挥官，有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毛主席会与地方指挥官有礼有节的协商，充分发扬我党的民主精神，中央和地方共同商议着决定战术。
但在这一次，毛主席罕见的发了火，甚至送出了一封以质问为主要内容的电报，这就非常少见了。
毛主席的大部分电文都以商议实际工作内容为主，毕竟那时候又不像现在，电话随便打，商量事情很容易，中央与地方依靠电报沟通，当然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尽量增加有价值的讨论。
从中也不难看出，毛主席是真的很生气。
东北野战军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快又致电毛主席，这次的电文上带了一个特别的人，竟然轻松地化解了毛主席的怒火。
毛主席因为什么和东北野战军生气？这个特别的人又是谁呢？
1947年下半年的时候，毛主席根据东北战场的情况，基本拟定了作战方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东北地区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有许多武器生产线，相对来说东北野战军更容易获得武器资源。
而我国中原地区的野战军，手上拿着的是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和装备，而且，中原地区的军火来源，大部分依靠缴获和根据地自产。
我们根据地建立的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武器还好，不但是制式装备，而且只要后勤跟得上，基本可以保证供应稳定，但战场上缴获的这部分来源就很不稳定了。
再加上缴获的武器装备，还涉及到样式五花八门，零件和子弹不能适用的问题。我们自己生产的装备，产力又不够。
所以，毛主席在考虑到全国革命斗争的情况之后，认为东北野战军还是应当尽快将平绥路占领下来，这样才能打通中原地区与东北的运输路线，让我国华北、西北的野战军，都能得到东北地区兵工厂产出的武器装备。
另一方面，毛主席也考虑到东北民主联军长期打的都是运动战，很多时候，作战风格还是秉持游击战的那种，保存己方有生力量，伺机骚扰敌军的风格。
这样的作战风格是不适合打攻坚战的。对于需要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的解放战争来说，东北野战军的作战方式没有那么适应。
既然如此，与其一开始就把东北的作战部队拖入到漫长的攻坚战之中，不如先让他们出关，协助华北野战军，把北平天津之类的大城市拿下来。
这样做可以将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阻断在东北境内，不给他们入关的机会，同时，也断开了他们与中原国民党的后勤等方面联系。
在拿下华北之后，东北联军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对东北大城市进行攻坚。
换句话说，我军采取的方针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先把中小型城市和农村拿下，把分散开的敌人打下来，然后再集中力量对敌人兵力强大的大城市进行重点攻坚。
这一套战术思路，也是东北民主联军一直以来更为擅长的作战方式，包括围城打援、运动作战等等。
在毛主席最初的谋划里，东北战场应该在1947年末就基本实现前期作战目标，也就是把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压缩到少数的大城市里，比如沈阳。
那么等到1948年的春天，东北野战军就可以出关，协助华北，拿下北平了。
可是这个前期的作战目标并没有实现，由于东北野战军没能彻底阻断东北国民党军队撤出的路径，因此东北野战军的指挥官一直认为，应当将部队留在东北阻拦、牵制国民党军队撤军。
1948年春天，按照原本的战略计划，应当已经出关增援华北的东北野战军，依旧被留在东北地区作战。
东北野战军想要围城打援，发挥自身一直以来的优势，攻打长春，如果能将留在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引出来，就趁势南下，对沈阳国军进行反击，如果沈阳的国民党军队按兵不动，那就顺势拿下长春。
战场上的局势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人能做长期预案。毛主席也没有一定坚持要他们春季就入关的想法，很快就同意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思路。
但东北野战军却在这一战中发挥失利，不但在围攻长春的战役中，没能顺利拿下城市，而且还令己方损失较大。
这一时期的战斗局势也是千变万化，由于沈阳一直没有出兵增援，长春的攻坚战形势也不好，不久后毛主席致电东北野战局，表示如果攻击没有把握，可以适当停止，改成提早向南作战。
这一时期，东北野战军的指挥官也认为对长春的攻坚战有很大的勉强性和冒险性，而且一旦失败，很有可能会影响我军士气，也影响在当地我军的影响力。
很快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认为可以在歼灭北宁路上的国民党军队后入关，入关后可以经承德到绥远，配合晋察冀野战军，夺取张家口，这样可以把西面的傅作义势力范围全部拿下。
很快中央批复了这则电文，认为这个作战方向是可以实行的。
但是两人对于如何南下作战有一定的分歧。毛主席认为应当拿下锦州，但林彪却觉得，锦州城内有7个师，城里面的防御工事也已经修筑好了，要拿下锦州有较大难度。
原本这也是正常的作战方针的分析讨论，问题出在，东北野战军对于南下作战的方针出现了抗拒，并且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理由，避开南下作战。
从1948年8月6日开始，中央和东北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东北野战军始终在拖延和找借口的态度，极大的激怒了毛主席，以至于毛主席在1948年8月12日的回建中，以严厉的口吻指出东北野战军的推诿行为。
对于率领东北野战军南下的计划，东北野战军的高层领导是有顾虑的，一方面他觉得北宁线作战十分艰难。
他曾假设过多种可能性，无论怎么假设都觉得一旦主力南下，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一定会趁此机会撤到沈阳，就此打通锦沈之间的路线，那对于离开了东北的野战军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另一方面也是他在电文中反复提及的，也就是后勤供给的问题。他认为一旦东北野战军南下，那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的接济，因为他们还没能筹措到足够的粮食。
其实除了粮食问题，由于当时的东北正处于雨季，又是几十年来少有的暴雨，铁路和公路之类的基础设施受到很多破坏，除了军粮之外，像是服装弹药之类的补给也会受到影响。
而入关作战对于东北军来说，相当于离开故土，长途跋涉去别的区域战斗。如果这种情况下，后勤补给还跟不上，很有可能让战士们失去作战士气。
毕竟许多人参加军队，还是怀着保卫家乡的心态，告诉他们身后就是家乡，会让他们作战情绪激昂，而一旦远离家乡，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这份动力。
但在发给毛主席的电文中，东北野战军方面，却几次耍小聪明，一边靠着没有粮食、没有供给和东北大雨推诿，一边又表示，应该先让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队先开拔。
东北军如果入关的话，主要就是在华北地区作战，华北野战军的配合当然很重要。但也不能让华北军先去对上国民党主力，无意义的消耗我军的有生力量。
因此毛主席复电，要东北军即刻南下，并表示华北军也会出动，甚至还专门指定了华北军的出动日期。
但是东北军的回电依旧在抓着华北军的行动说个不停，还像是菜市场买菜一样与中央讨价还价起来，表示应该让华北军立刻行动，自己才能南下。
在毛主席严厉的批评了他们这种对方先动我才能动的观点后，东北野战军竟然又发电报表示，也不是说非要华北动我才能动，但我们这边水灾把路冲毁了，没有粮食，所以没有办法南下。
要知道战场之上形势千变万化，战局形势可不会等人，敌人更不会等你们拉扯完了才会有动作。
毛主席又不是专门负责东北地区作战的，他要统辖全国，同时还顾着其他地区的战斗，要忙的事情多着呢，偏偏东北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诿扯皮，这才把毛主席惹怒了。
8月12日，毛主席回复东北电报，严厉的质问他们，从两个月前就已经指示他们努力准备粮食，这两个月对于是否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东北方面完全没有提及。现在一直宣称自己没有军粮，该不会根本没做这件事吧？
又问他们一会儿说需要杨成武提前行动才能出动，一会儿又说和杨成武完全无关，是因为粮食和道路的原因才不能出动，到底因为什么也说不清。
而且他们自己没有准备好，就不肯令大部队行动，反而要求杨成武什么也不做准备立即出动，这是为何？让国民党军队把杨成武击败，再回去对付别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这一封电报不但措辞严厉，而且没有给出中央的指示，是一封完全批评的电报，最后一个问题更是让人难堪。
东北野战军方面接到电报后立刻老实了，很快就给中央回电，表示自己对中央的指示没有问题，东北野战军很快就能南下作战。
可是毛主席此时正忙于指挥华北野战军作战，对于他们请示作战的电报，竟然没有回复。
这可不是好事，没有中央的指示，东北野战军怎么南下？东北的战争形势也同样需要中央把关，总不能由着野战军自行定夺。
在足足等待了4天以后，还是罗荣桓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拉了一个人加到致电中央的电报上，这个人就是谭政。
谭政出生于1906年6月，他和毛主席是老乡，老家在湖南湘乡。
1927年目睹了国内局势的谭政，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并且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选择了我党，但参加了秋收起义，而且还在当年10月加入了共产党。
要知道，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能在那一时期入党，足以说明此人坚定的革命信仰。
第二年谭政就以自身优秀的工作能力，被毛主席要到自己身边工作。当时他担任的正式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而毛主席正是当时的红四军领导人，谭政的主要工作就是辅助毛主席。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一年之后，谭政才被调往别处，很快也正式开始了自己负责我军内政治工作的工作之路。
谭政做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在延安时，也十分注重联系实际，开拓了拥政爱民的治军思路。
毛主席对于他十分欣赏，曾经评价他说：“谭政，谈政也。”
这位谭政委为人稳重，清正廉洁，一直在担任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又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一年，在许多政策方针的把握上与毛主席一脉相承。
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们之所以将他加入到给中央的电文上，并且还挂在了林彪和罗荣桓之后，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委婉的向中央表达，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和这位备受您信任的谭政委一起商议过了，一定贯彻中央的指挥，绝不会再做反复推诿的事情，有谭政委盯着，您就一切放心吧。
接到这封电报之后，毛主席果然也消了气，很快就向东北野战军回复了电文，双方的沟通又一次顺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