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陈永贵，那个将荒山秃岭变成良田沃土的大寨村支书。世人也知道他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位居庙堂之高。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从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民副总理，却在1980年主动请辞，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更少有人知道，他膝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他位居高位时，这些子女都过着普普通普通的生活。1986年，陈永贵离世，留下了许多关于他为官清廉的佳话。可他的子女们后来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们是否受到父亲从政经历的影响？为何陈永贵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选择请辞？这些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

一、从贫苦少年到大寨支书

1914年，陈永贵出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个山区小村庄四面环山，土地贫瘠，村民们世代以种地为生。陈永贵6岁那年，山西大旱，颗粒无收。当时的大寨村，像其他北方农村一样，陷入了极度的饥荒之中。

在那个艰难的年份，陈永贵的父亲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为了让一家人能够活命，他不得不做出将妻子和两个年幼子女卖给地主换取口粮的决定，自己则带着陈永贵相依为命。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农村并非罕见，但对陈家来说，这却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村里的人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的说陈父无情，有的说他无奈。这些闲言碎语日积月累，最终压垮了陈父的精神支柱。在陈永贵8岁那年的一个深夜，陈父选择了自尽。从此，年幼的陈永贵成了孤儿。

失去父亲后的陈永贵，被迫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他先是在村里给地主家放牛，后来又跟着其他农户学习耕种技术。十几岁的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干活，直到天黑才能回家。即便如此，他仍然时常吃不饱肚子。

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此时23岁的陈永贵已经成为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带领村民们在白天种地，晚上则配合八路军打游击。在这期间，他逐渐展现出了组织才能，成为村里抗日互助组的骨干成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贵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工作。他带头把自己家仅有的几亩薄田主动交公，并动员其他农户参与合作社运动。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深得村民信任。

1952年，38岁的陈永贵被推选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他就开始琢磨如何改变大寨的面貌。当时的大寨村共有83户人家，耕地面积只有800多亩，且大多是贫瘠的山坡地。全村年产粮食不足8万斤，人均年收入仅有68元。

陈永贵带领村民们开始了艰苦的劳动。他提出＂人改变土地，土地养活人＂的想法，组织村民们修建梯田、开挖水渠。每天天不亮，他就带头扛着工具上山，直到天黑才收工。经过一年的努力，大寨村第一次实现了全村人均产粮300斤的目标。这个成绩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也坚定了他们跟随陈永贵改变大寨的决心。

二、三大功绩造就农民副总理

陈永贵在大寨的第一个功绩，始于1953年的开荒造田行动。当时的大寨，最大的难题是耕地稀缺。全村800多亩耕地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石头山坡。这些山坡坡度超过60度，连野草都难以生长。

那一年的春天，陈永贵带领十几名党员和积极分子，选择了村西最陡峭的白驼沟开始劳作。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上山，带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点一点凿开山石。最初的几天，只有这十几个人在山上干活，其他村民都在山下指指点点。有人说：＂这么陡的山坡，种出来的粮食还不够施肥的本钱。＂

但这些质疑声并未影响工作进度。经过48天的艰苦劳动，白驼沟第一期工程完工，建成了5亩梯田。这些梯田都是用整块大石头垒成的，每块石头重达数百斤。当年秋收时，这5亩新开垦的梯田平均亩产达到了280斤，远超村里原有的山地产量。

这个成果立即引发了连锁反应。村民们纷纷要求参加开荒队伍。到1956年底，大寨村共建成梯田320亩，全村粮食总产量突破28万斤，比1952年翻了三倍多。

第二个功绩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争相上报高产量。山西省内就有多个公社报告亩产过万斤，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

省里派人到大寨，希望陈永贵也能报告一个高产量，这样可以为山西争光。当时有人建议，只要陈永贵同意上报亩产8000斤，就能获得中央表彰，还能去北京见毛主席。

面对这个诱惑，陈永贵在大队党支部会议上说了一句让人记住的话：＂宁可不去天安门，也不多报一斤。＂他坚持实事求是，如实上报大寨的真实产量：全村平均亩产542斤。这个数字虽然不起眼，但却保证了大寨在随后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出现一例饿死人的情况。

1963年发生的抗洪救灾，是陈永贵的第三个重要功绩。那年7月，昔阳县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连续七天的降雨，让大寨村170多间房屋倒塌，800多亩农田被淹，粮食绝收。

在救灾期间，中央和省里都派来了慰问团，带来大量救济物资。但陈永贵代表村里谢绝了这些援助，他说：＂国家还有很多比我们更困难的地方，这些物资还是给他们吧。＂

大寨村随即成立了重建委员会。村民们白天在山上挖石头、运石头，晚上到河边淘沙子、和泥浆。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重建了170多间房屋。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那个欠收的年份，大寨不仅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还保证了全村人均有450斤口粮。

这三件事让大寨名声大噪。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同年，陈永贵被请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介绍大寨经验。1973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更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农民出身的副总理。

三、为官清廉的家风典范

1975年，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一件关于他长子陈明珠的事情在中央机关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解放军某军校看到陈永贵的儿子在地方工作，便主动提出要将其调入军校深造。这个机会在当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陈永贵却当场回绝了。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陈永贵对子女们说：＂我当了副总理，但你们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句话成为了他治家的准则。长子陈明珠继续在大寨农机站当修理工，每月工资不过四十多元。

1976年冬天，养子陈明善在大寨拖拉机站工作时遇到了困难。当时站里人手紧缺，工作量大，他想调往条件较好的昔阳县机械厂。有人提议，只要陈永贵打个招呼，调动很快就能办妥。但陈永贵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给陈明善去信，要求他安心工作，不要动调动的念头。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在大寨广为流传：＂当干部的子女要求进步，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的权势。你要继续在拖拉机站干下去，把技术学好，为大寨多做贡献。＂

1977年春，陈永贵的女儿陈明花高中毕业。按照当时的政策，干部子女可以优先安排工作。县里特意派人到北京，征求陈永贵的意见。陈永贵的回答很简单：＂按正常程序办，不要特殊照顾。＂最后，陈明花和其他待业青年一样，通过统一分配，被安排到大寨供销社当了一名营业员。

1978年，小儿子陈明亮到了适龄参军的年纪。当时，很多领导干部的子女都能通过关系进入好的部队。但陈永贵坚持让儿子参加正常征兵，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叮嘱大寨的征兵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按标准考核，不能因为是他的儿子就放松要求。

在北京工作期间，陈永贵住在中南海区域的部级干部宿舍。但每逢周末，他都会自己动手整理房间，从不让工作人员帮忙。他的办公室也异常简朴，除了必要的办公用品外，没有任何装饰品。

有一次，中央某部门领导来家访，看到陈永贵家中的旧家具，提出要给他更换新的。陈永贵婉拒道：＂这些家具都还能用，换新的太浪费了。＂直到离任，他的家中始终保持着这种简朴的状态。

这种清廉的家风也影响着他的子女们。在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他的四个子女都没有要求调动工作，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特殊照顾。他们像普通工人一样，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正是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为陈永贵赢得了＂农民副总理＂的美誉。

四、主动请辞的高层往事

1980年初，一份请辞报告出现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上。这份报告的署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报告中写道：＂我年事已高，文化水平有限，请求辞去现任职务。＂这份措辞简单的报告，在当时的政治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实际上，早在1979年底，陈永贵就多次向中央领导表达过辞职的想法。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各项工作都在进行重大调整。作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979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农村政策调整的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会上，有人提出要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提议与陈永贵多年来推行的大寨经验完全相左。

在那次会议上，陈永贵沉默许久，最后说了一句：＂我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但现在的农村情况，我可能看不太准了。＂会后，他开始深入调研，先后到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考察。

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陈永贵见到了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生活改善的实例。当地农民告诉他，自从实行承包制后，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也上来了。这些调研结果让陈永贵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80年2月，陈永贵参加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主动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自己在各地的调研情况，并表示支持改革的新政策。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能力，可能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需要。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接受了陈永贵的辞呈。在告别宴会上，陈永贵说：＂我是农民出身，当了这么多年的官，现在该回农村了。农村正在发生变化，我要回去好好学习。＂

辞职后，陈永贵婉拒了中央提供的休养待遇，执意要回到大寨。回到大寨的第二天，他就跟着村里的青年人一起下地干活。当有人劝他保重身体的时候，他说：＂我只会种地，现在种地方法变了，我得重新学。＂

在随后的几年里，陈永贵积极支持大寨实行家庭承包制。他带头将自家承包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探索新的种植方法。1983年，他还专门请来农业技术员，为全村农民讲解新型农业技术。

这种从国家领导人主动回归农民的选择，在中国政坛历史上极为罕见。更难得的是，陈永贵辞职后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干预村里的工作，而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参与村里的各项劳动。直到1986年离世，他都保持着这种朴实的本色。

五、晚年岁月的平凡生活

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陈永贵回到了大寨。与许多离任高官选择安享晚年不同，他选择了一条返璞归真的道路。回到大寨的第一个月，他就住进了自己的老房子，这座1963年抗洪后重建的房屋一直保持着原貌。

1981年春天，大寨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曾经的村支书，陈永贵主动要求和其他村民一样，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承包地块。他抽到的是村西头的一块石头地，这片地是全村条件最差的耕地之一。有村干部提出要给他调换一块好地，被他直接回绝了。

在这块石头地上，陈永贵开始了新的耕作尝试。他向邻村的种田能手请教种植技术，还自费订阅了《农村新技术》杂志。经过一年的精心管理，这块被人嫌弃的石头地，竟然获得了不错的收成，成为村里的一个样板田。

1982年夏天，山西省里派人到大寨，请陈永贵到省城参加一个农业会议。他正在地里除草，听完来意后说：＂现在正是庄稼管理的关键时候，我就不去了。地里的活比开会重要。＂这件事很快在当地传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到农忙季节，陈永贵都坚持亲自下地劳动。1983年的一天，有记者到大寨采访，在田间找到了正在锄地的陈永贵。记者准备为他拍照，他摆摆手说：＂不用拍了，我就是个普通农民。＂最后，记者只得拍下了他弯腰劳动的背影。

在生活起居上，陈永贵也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自己烧水做饭。妻子刘改花有时劝他该享享清福了，他总是说：＂种了一辈子地，这就是我最大的享受。＂

1984年，大寨举办了第一届农业技术交流会。陈永贵作为一名普通村民参加了会议。会上，他认真记录其他农户的种植经验，还主动分享了自己使用新型化肥的心得。这次会议后，他将笔记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在村民中传阅。

1985年初，陈永贵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村医建议他到省城检查，但他坚持说等农忙过后再说。那年春天，他依然坚持参加春耕。直到4月底，他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到医院检查。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大寨的家中离世，终年73岁。按照他生前的要求，丧事从简，骨灰撒在了他曾经带领村民开垦的梯田上。他的追悼会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举行，参加的都是村里的乡亲。

临终前几天，有人问他这些年过得可还习惯。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种了一辈子地，这就是我最平凡也最幸福的日子。＂这句话被村民们记录在大寨村史上，成为后人缅怀他的一个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