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入川，在解放西南各省之后，贺龙与家人们一起居住于重庆。
有一天，贺龙携妻子从外归家，看到有一位老妇人正蹲在他们家门口，身旁还带着一群孩子。
贺龙见状，赶紧快步向前，将老妇人搀扶起来。当他看到老妇人的面容时，颇感意外，原来这是他老家桑植的一位亲戚，姓钟。
贺龙看到老家来人，非常激动，他问道：“钟二姐，你怎么来了？也不让人先写封信来告诉我，来来，咱们进去说！”
贺龙和妻子搀扶着钟二姐走进院子，她身旁的孩子们也纷纷起身，跟着钟二姐走了进去。
贺龙见这么多孩子，十分疑惑，便问道：“二姐，这群娃娃是……”
钟二姐听到贺龙问起来了，便立刻把孩子们叫到身旁，她摸了摸孩子们的头，然后说道：“孩子们，这是你们的贺爷爷，赶紧都跪下来，给贺爷爷磕头！”
“贺爷爷！”孩子们齐刷刷地跪下，一边喊着，一边给贺龙磕头。
这一跪可把贺龙吓一跳，他赶紧说道：“二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赶紧让孩子们起来呀！”
钟二姐并没有让孩子们起来，而叹了口气，然后摇了摇头，说道：“弟弟呀，你还记得当年跟着你一起去闹革命的桑植子弟吗？”
贺龙一听，顿时语塞，过往的记忆又重新涌入脑海，原来这些孩子都是烈士们的后代啊！
一、10万人小县，3万人参加红军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极其动荡。不忍看着故乡人民饿死冻死的贺龙振臂一呼，拿起两把菜刀闹革命，带领着三千桑植子弟们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建立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桑植子弟们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中打拼，几经起伏，终于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闯出了一番天地，在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
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后，贺龙毅然选择与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边，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率领的部队在南下途中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当初跟随着贺龙出征的三千桑植子弟也仅剩八人！
然而，这次惨痛的失利并没有浇灭桑植父老的一腔热血，他们毅然决然地再次将自己的孩子送入革命队伍。
1928年3月，贺龙从上海返回自己的故乡桑植，在他的号召下，又有三千桑植子弟加入工农红军。
贺龙带领着这支新生的红军队伍发动了著名的桑植起义，他们仅用1个小时便攻克了桑植县城，之后在桑植县建立了革命政权。
4月下旬，反动派主力部队与桑植的地主武装近万人对桑植地区展开进攻。
桑植子弟虽在贺龙的指挥下浴血奋战，但是无奈敌我兵力差距太过悬殊，三千人的队伍大部分牺牲，仅有约300人跟随着贺龙杀出重围，进入了山区打游击。
贺龙率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作战近两个月，后来他们趁着敌人西撤的机会，返回桑植，又拉起了一支1500多人的队伍。
7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当选为书记，当地的工农武装也正式整编为红四军。
1928年底至1929年春，贺龙带领着红四军接连攻克建始、鹤峰、桑植等县城，创立湘鄂边根据地。
在这一连串的战斗当中，桑植子弟无不冲锋在前、浴血奋战，牺牲因此也非常巨大。
虽然很多桑植子弟牺牲了，但是桑植父老对工农红军表现出了无比的信任，越来越多的桑植子弟集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在此期间有近万名桑植子弟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
当时的桑植县流传着一支民歌：“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
从这支民歌当中，我们就能看出，当时的桑植人民是多么信任贺龙，是多么拥戴工农红军。
1930年夏，贺龙率红四军东下洪湖地区，并于7月初与红六军成功会师，湘鄂边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遂连成一片，湘锷西苏区就此创立。
会师后，红四军、红六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与红六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
随后，红二军团为配合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攻打长沙，渡江南下出击常德，连克公安、石首、南县等城镇，但是在津市、澧州、石门地区作战失利，12月9日被迫回撤至杨林市。
红二军团在杨林市立足未稳便又遭反动派军队袭击，损失惨重，只好撤至鹤峰地区。
接着，红二军团依托五峰、鹤峰，进攻石门，在一度占领石门的情况下，遭遇反动派优势兵力的追堵，死伤大半。
红二军团南下失利，损失惨重，也因此缩编为红三军。
反动派趁着这次机会于1931年1月、3月、9月接连对湘锷西苏区发起三次“围剿”。
为支持贺龙的反“围剿”斗争，桑植子弟再次集结起近万人奔赴战场！
在家乡父老的鼎力相助下，红三军发展至1.5万人，并且成功击退反动派。
1932年6月，反动派调集起10万人的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由于敌众我寡以及装备上的劣势，红三军战至弹尽粮绝，被迫撤出湘鄂西苏区，向湘鄂边转移。
红三军在湘鄂边辗转战斗了近两年，至1934年1月，人数已锐减到3000人。
就在红三军最为危急的时候，桑植人民再次义无反顾地向贺龙和红军伸出了援手，又有1400多名桑植子弟加入红三军，红三军也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反动派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长征。
红二军团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在贺龙的指挥下，于永顺县城以北的龙家寨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个旅大部，接着乘胜占领大庸（今张家界市）、桑植并沿沅江东进占领桃源等城，一举开辟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1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协同作战，又相继取得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战斗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1个师部和1个旅，红二军团的人数也升至1万多人。
9月，反动派集结起130个团的兵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了保存实力，红二军团于11月从桑植出发，开始了长征，而此行又有约3000多名桑植子弟加入到了红军队伍当中。
至此，桑植这个仅有10万人的小县，已经有3万多人参加了红军，这几乎是这个县全部的青壮年，桑植父老可以说是把整整一代人都奉献给了红军！
在这些桑植子弟出征时，有不少人的孩子都还未出生，还有不少孩子才蹒跚学步。
虽然村子里的老人都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但是毕竟这么多张嘴，终归还是养不过来，有很多孩子都夭折了。
解放后，一部分孩子被归来的战士们认领，可是还有很多一直没有等到自己的父亲。
其中钟二姐一家就抚养了七个孩子，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于是当钟二姐得知贺龙在重庆的消息，立刻带着孩子们前来投奔，希望他能想想办法。
贺龙看着这些孩子，满眼都是他们父亲的样子。
当初他们的父亲跟着自己出征，却埋骨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这么多年他也没有再回家乡看看，愧疚之情萦绕在他的心头。
于是贺龙对钟二姐说道：“你放心，这些孩子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一定好好养育他们！”
这些孩子都是烈士的孩子，按理说可以向国家申领抚恤金，但是贺龙不愿意增加国家的负担，于是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带在身边。
好在这些孩子都已经十五六岁了，比较懂事，并没有给贺龙造成太大的负担。
当初，3万桑植子弟们跟随着人民军队出征，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斗，到建国之时，仅仅剩下了1000人左右！
1955年授衔时，其他革命老根据地都有一两个“将军县”，像江西的永新、湖北的红安、湖南的平江、安徽的金寨等地，一个县就出了几十个、上百个将军。
但是桑植子弟们由于大多数都牺牲了，因此只出了一位元帅——贺龙、一位中将——廖汉生、一位少将——朱绍田。
二、开国中将：廖汉生
廖汉生与贺龙的关系非常深远，廖家与贺家是世交，廖汉生七岁时，贺龙就做媒为他定下了娃娃亲，对象是贺龙二姐的女儿，贺龙因此也成为了廖汉生的舅舅。
当初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就跟随着贺龙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最终牺牲在战场之上。
也因为父亲的关系，廖汉生从小就知道贺龙的名字，并且对他特别崇拜。廖汉生一心想跟随父亲的脚步，加入到贺龙的麾下。
1928年3月，贺龙返回家乡桑植扩红，年仅16岁的廖汉生立马就跑过去报了名。
贺龙见廖汉生年纪较小，便饶有兴趣地问道：“你是哪家的伢子？小小年纪就来参军？”
廖汉生从来没见过贺龙，他见有军官问话，便马上抬头挺胸，非常认真地回答道：“我是廖家的！”
贺龙一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问道：“你父亲叫啥？”
“廖兰湘！”廖汉生无比骄傲地回答道。
贺龙听罢，点了点头，然后伸出手在廖汉生的肩膀上拍了拍，说道：“好！好啊！”
之后，贺龙上下打量了廖汉生一番，便转身离开了。当时的廖汉生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他所崇拜的贺龙舅舅。
虽然贺龙与廖汉生有亲，但是他对廖汉生一点都没有特别照顾。
廖汉生后来一直在贺龙大姐贺英的游击队中工作，几年下来还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而当时跟他一起参军的发小朱胜文已经是贺龙手下的一名师长了。
这令廖汉生产生了不小的心理落差，于是非要让贺英带着他去找贺龙。在见到贺龙时，廖汉生竟然直接当面质问道：“我以前和朱胜文差不多，为什么他已经是师长了，我却什么都不是？”
贺龙听罢，勃然大怒，大声呵斥道：“你现在给我回游击队去！以后，就留在游击队！”
廖汉生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只好听从命令，赶紧返回了游击队。
虽然贺英的游击队连番号都没有，属于当地的民兵组织，但是贺英的战斗经验丰富，在当地威望极高，廖汉生跟着她能学习到更多东西。只不过，当时的廖汉生并没有理解贺龙的良苦用心。
后来，贺英的游击队遭遇敌人的包围，贺英、贺戍姐两姐妹在掩护队员们撤退时壮烈牺牲，廖汉生的妻子肖艮艮也被敌人俘虏，游击队几乎全军覆没。
游击队所在的长湾村也被敌人摧毁，廖汉生带着仅剩的几名队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贺龙。
贺龙在得知噩耗之后沉默了好久，然后他走到廖汉生的身边，拍着廖汉生的肩膀，沉重地问道：“贺英姐姐他们牺牲了，那你应该怎么办？”
此时的廖汉生悲愤交加，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一定要把革命继续下去，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贺龙听完后，非常欣慰，他对廖汉生说：“好！那你回去继续招人，重新组建游击队，要勇敢地和反动派战斗下去！”
廖汉生在回去之后，以游击队副队长的身份又拉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之后经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歼灭了许多反动组织，自己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1933年7月，廖汉生调任红三军军部书记员，并且在贺龙、关向应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廖汉生加入红三军的时候，正是红三军最为艰难的时候，但是他始终坚定地与贺龙站在一边，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都不离不弃，最终与贺龙一起走出了困境。
1935年11月，贺龙率领红二军团从桑植开始长征，当时廖汉生任红二军团第六师政委，第六师约有3000人，几乎都是桑植本地人。
当时师部居住在一位房姓的老乡家里，户主的儿子就在第六师当兵。当他们出发时，桑植父老纷纷前来送别，许多熟悉的人都拉着廖汉生的手说：“我的儿子就拜托您了！”
“我的丈夫就拜托您了！”
“我的弟弟就拜托您了！”
……
廖汉生看着这些前来送行的家乡父老，一个个的都答应了下来。
在廖汉生的带领下，三千桑植子弟爬雪山、过草地，与反动派军队进行英勇的战斗，许多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六师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七一六团奉命深入日军侧后，打击日军运输队，截断日军补给线。
七一六团主力在廖汉生率领下，于10月18日、21日两次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地区设伏，共毙伤日军800余人，摧毁汽车近60辆，一度切断了繁峙至忻口间交通，为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御作战提供了巨大支持。
之后，廖汉生率领着七一六团跟随一二〇师在山西省西北部进行反击日军大规模围攻和收复失地的作战。
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的率领下英勇奋战，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缴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收复宁武、种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
以廖汉生为代表的桑植子弟也在这场著名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8年10月下旬，廖汉生率领七一六团夜战滑石片，与兄弟部队一起合力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粉碎了敌人的多路围攻。
1939年初，七一六团作为一二〇师的主力挺进冀中，在廖汉生的率领下，七一六团连战连捷，有效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同年4月，七一六团与第四、第五团合编成独立第二旅，廖汉生任副政委。
4月23日清晨，七一六团三营被日军包围于齐会村，日军多次试图攻入村内，未能得逞。恼羞成怒的日军随即向村内施放毒气并焚烧房屋，三营指战员们不得不边战边退，最终被日军包围至村东一角。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廖汉生指挥第七一六团一营和二营对敌实施反包围，七连更是突入村内与三营汇合，增强了村内的防御力量。
日军被内外夹击，遂释放大量毒气，妄图以此固守待援。
廖汉生不幸吸入毒气，但是他依然坚持指挥，并且及时阻敌增援,最终毙伤日军700余人，俘7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
之后，廖汉生又以代理旅长的身份率部参加陈庄歼灭战，在与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毙伤俘日伪军1380余人，挫败了日伪军寻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
1940年，廖汉生重任七一六团政治委员，并在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中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收复县城5座，作战250余次，歼毙日伪军4500余人。
接着，廖汉生率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1941年，廖汉生返回延安，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学院学习。
1942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且参加了延安整风。
在延安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后，廖汉生奉命南下，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巩固、发展了襄南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汉生任江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兼中共江汉区委书记，率部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1946年4月，廖汉生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不久奉命返回延安。
解放战争开始后，廖汉生任晋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晋北战役。此役共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1架，解放10余座城镇，控制了同蒲铁路南起忻县、北至大同以南近200千米地段，孤立了大同国民党军。
1946年11月，廖汉生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开赴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1947年3月，廖汉生先后担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尔后转战陕北，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和陇东、三边、榆林、沙家店、清涧等战役。
1948年2月29日，宜川战役开始，廖汉生率部风雪兼程赶到瓦子街作战地域，顽强阻击敌军主力突围，保证了整个战役全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的胜利，取得了“西北大捷”。
在战略进攻阶段，廖汉生率部参加了西府、澄合、荔北、冬季等战役。
1949年2月，廖汉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政治委员，率部进军大西北，参加陕中、扶眉等战役，9月解放青海，任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
建国之后，廖汉生在建立人民政权、民族团结、剿匪平叛、筑路生产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军衔。
后来，在河北、天津发生特大洪灾期间，廖汉生又率领部队积极参与抗洪救灾，帮助两地居民度过困难时期，重建家园。
1979年6月，廖汉生享受了参加革命军队以来的第一次休假，利用假期，他决定返回阔别44年的家乡桑植看一看。
经历过多年战争，当初跟随他参加长征的桑植子弟大多数都牺牲了。
回想起当初桑植父老送别红军时，他所答应下来的承诺，廖汉生愧疚万分。
返回家乡的第二天，廖汉生前往了桑植县烈士陵园凭吊英烈。
在瞻仰完烈士陵园出来后，一路上不断有父老乡亲聚拢在他身边询问他自己的亲人牺牲在哪里，什么时候牺牲的，但是廖汉生却怎么都说不清，只有眼泪不断地从他的眼眶中流出。
最后，廖汉生登上县供销社门前的高高石阶，对着不断聚拢上来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父老的歉意。
1980年，廖汉生主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然后深入学习研究法律，积极参与普法工作。
除此之外，廖汉生在晚年还积极推进农村的改水工作，开展除害防病工作，开展健康教育，为农村的健康卫生工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
2006年10月5日6时30分，廖汉生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
三、开国少将：朱绍田
1929年初，当时年仅17岁的朱绍田参加了工农红军，给当时任红四军军长的贺龙当警卫员。
同年7月，贺龙带着朱绍田参加了南岔战斗，他也第一次见到了贺龙高超的指挥艺术。
当时，国民党军湖南警备第一军独立旅旅长向子云率部经南岔进攻桑植。
贺龙在研究了地形之后，决定让敌人先渡过澧水，迫使他们背水作战。
贺龙先是把二团部署于澧水东岸，待敌人抵达南岔后，二团主动对敌发起进攻，然后佯装败退。
敌人一路追击二团至澧水岸边，此时伏击的红四军主力一齐杀出，敌军背靠澧水，无路可退，被我军毙伤大部，缴枪数百支。
7月中旬，不甘心失败的向子云卷土重来，率2000余人，在大庸（今张家界市）、桑植、慈利三县地主武装的配合下，经桃子溪再次进攻桑植，扬言活捉贺龙。
贺龙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巧妙地摆出“空城计”。
他先佯装将红四军主力撤出桑植县城，然后偷偷埋伏于城南城北，待敌人进入后，我军趁其不备，将进入城内的敌军悉数歼灭。
城外的敌军见状仓皇逃窜，被我军一路追至澧水岸边。
贺龙带着朱绍田亲自追击向子云，当时向子云正渡到河中间，贺龙大喊一声：“尚子云休走，你要捉的贺龙来了！”
尚子云受到惊吓，跌落河中，最终溺死。
此战，我军歼灭敌军2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
在贺龙身边不断学习，令朱绍田很快就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不久后就调任到战斗部队担任政委，并且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朱绍田历任任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支队特务大队主任、冀中军区第六支队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游击队政治委员、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历任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一旅副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第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十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十九师政治委员。
抗美援朝时期，朱绍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师政治委员，在回国后任解放军第五十文化速成中学政治委员。
1955年，朱绍田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2年10月20日，朱绍田少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四、永远不忘桑植子弟
中国古诗有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从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三万桑植子弟前仆后继，不断地加入人民队伍，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桑植子弟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只是体现在军衔之上，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永远根植在人民队伍当中，是无数中华儿女的榜样。
当桑植父老把自己的亲人托付给人民军队时，他们就做好了自己的孩子或者丈夫牺牲的准备，他们从来不是为了建功立业，也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只是希望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竭尽所有的力量，让中国能拥有一个美好未来。
他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家族的小爱，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大爱。
正是这种无私的爱，支撑着三万桑植子弟一直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是共和国伟大的奠基者，他们的功绩永世不灭，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