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下班途中，忽然被一民妇拦轿喊冤。

刚刚上任不久的田文镜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藩台、臬司衙门依仗八王胤禩的势力，处处掣肘，让他推广的改革寸步难行。

见有人来告状，他也乐于接受，想以此撕开口子，打开在河南的局面。

真没想到，经过细审还真发现了大问题，在官场作风混乱不堪入目的背景下，隐藏着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

田文镜决定亲自宣判，用严典、重锤给河南官场以痛击，这样既可立下自己的威信，又能使朝廷“摊丁入亩”的工作顺利推行。

太不容易了，接了雍正皇帝的这项工作，没想到困难重重，特别是来自于士绅方面的阻力，让田文镜难以开展。

这下好了，终于可以能够从侧面入手，敲山震虎，让那些看热闹的、使绊子的有所收敛。

然而使他没想到的是，此案牵扯到了他的身边人，自己的几个师爷竟参与其中，还差一点把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

田文镜审案，没想到师爷会贪墨！

巡抚大堂上，庄严肃穆，身着皂衣、手持红棍的衙役分立两旁，时不时地用手中的杀威棒戳地高喊“威……武……”令人不寒而栗。

田文镜坐在大堂上，“啪”的一声一拍惊堂木，高喊：“带人犯！”

声音一声声传了下去，这就是官威，俗话说得好“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再坚硬的铁，也会在法律的烘炉里融化。

就见一群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被带了上来。

案件已经审完，只剩下田文镜宣判了。

田文镜又是一拍惊堂木，说道：“本抚倒是有好生之德。”田文镜面色狞笑恐怖，“佛说六道轮回报应不爽，善恶之报只在迟早，有道是杀人可恕，法理难容，似你们这般做恶，岂有速死的道理！”

说着，田文镜竟“忽”地站了起来，他又拍了一下响木，惊得众人不寒而栗。田文镜大喝一声：“将觉空静慈捆在一起，送上柴山——本抚亲自送他们涅槃归西！其余人犯一律枭首示众！”

把人烧死，这在大清律中是没有的刑法。

田文镜见众人发愣，抽出一支火签“咣”地一声扔下来，喊道：“还不动手！”

众衙役高呼：“扎！”

“慢！”就见死刑犯觉空摆手制止住衙役，然后冲着上面说道：“姚师爷，还有吴师爷、张师爷，你们怎么答应我们的？先缓决再减刑，不是你们答应的吗？”

这一突变，满堂哗然。

田文镜也吃了一惊，他回过头来横扫着四个师爷，除了毕镇远以外，其余三位都变了脸色。

吴凤阁、姚捷、张允程都被田文镜的目光看得缩了脖子，吴凤阁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擦起了汗，他喃喃地说道：“……岂有此理……含血喷人……”

陪审的藩台胡期恒见田文镜做的过了头，逼得人犯当场揭露了田文镜的师爷，心里高兴，他身子往后一仰，说道：“中丞，案情有变既然牵扯三位师爷依律应停决再审。”

田文镜目光凶狠，如恶狼般盯着姚捷，冷笑道：“姚师爷我平素待你们不薄，今日可再放你们一马，此刻自首，我可按自首处置。否则按胡大人的法子处置，你们断无生还之理。”

生死面前，姚捷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他急忙矢口否认：“人犯规避刑法，这是常用的伎俩，没想到他们如此狡黠，竟是出人意表，我可对天发誓，绝无收受一丝一缕的贿赂，连凤阁兄、允程兄，我也是敢保的。”

吴凤阁、张云程两位师爷也恢复了冷静，异口同声否认接受贿赂。

田文镜知道不能再纠缠下去了，他说道：“他们几个再另案处理。”田文镜看了看下面，一拍堂木，大喝一声：“推出去，行刑！”

田文镜走至堂口又回过头来，吩咐巡捕房：“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好甚看管，别让他们串供。”

田文镜走出门来，看见了毕镇远，问道：“毕老夫子，看来只有你出淤泥而不染。”

毕镇远一脸苦笑，说道：“若论一尘不染，天下没有这样的师爷，我家秉承祖训三不吃黑，如此而已。”

“哦，三不吃黑？都是那三不吃？”

毕镇远恭恭敬敬一揖，才说道：“回中丞：谋逆案不吃黑，杀人案不吃黑，离散骨肉案不吃黑——这三类案，不但容易败露，还容易被仇家寻仇，最重要的是伤阴鸷祸殃子孙。

师爷混在官场里，从不义之财中盘剥几个 就算是事发，有官员在前面顶着，大不了不当师爷罢了——这是我毕家秘成之法，从洪武年间到如今，我们毕家没有一个吃官司的。

这个在二月河《雍正王朝》中，关于师爷的故事，把“师爷”这一职位，推上了风口浪尖。

原来那些貌似老实的师爷，竟然能够操纵案件的胜败，要不是田文镜为了打击那些阻碍他改革的官僚，这肯定又是一桩冤假错案了！

说起师爷这一职位来，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那时候的当权派喜欢豢养“门客”，像是“战国四君子”分别养了一些奇人异士。

齐国的孟尝君，竟有3000门客，这要多大的家业才能养这么多“闲人”。

不过，孟尝君的确沾了门客的光，当他被秦国扣押时，就利用“鸡鸣狗盗”之徒，成功脱险。

而“门客”堪称近代“师爷”的雏形。

卫青的“师爷”因为家里穷，差一点被埋没！

西汉武帝的时候，大将军卫青显贵起来，他有两个比较有能力的“师爷”：田仁与任安。

不过那时候的“师爷”叫“家臣”，所谓的家臣，应该和奴仆差不多，但他们能负责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作，因为这两个人出身贫寒，没有钱财去巴结管家，虽然《史记》里说这两人因为穷不去巴结管家，但分析，是这两个人根本不屑与管家这种人为伍罢了。

管家却发难了，让他们去喂咬人的烈马，田仁悄悄地说：“管家不了解人啊！”

任安说：“将军都不了解人，何况是管家呢？”

卫青曾经带两个人去平阳公主家里做客，公主家里的管家让他们两个和骑奴没一起吃饭，两个人就用刀子割断席子，表示与他们不是一类人。

武帝让太中大夫、少府赵禹来将军府上选拔郎官。

卫青就选拔那些家庭富裕的家臣出来让赵禹看。

赵禹就按照顺序挨个问他们，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个熟悉政事，有智谋的。

赵禹说：“我听说，将军的家门，一定会有当将官的人。《书传》说，不了解国君，可以看他所用的人；不了解别人家的儿子，就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如今皇帝下诏举荐将军的家臣，是想借机考察将军能得到贤人和文武之士的辅佐没有。”

于是卫青召集一百多名家臣，赵禹逐个询问，最后发现了田仁和任安，其余没有人能够胜任。

卫青见他们贫困， 心里不高兴。

赵禹走后，卫青让他们两个自备马匹和绛衣，两人说家里贫困置办不起。

卫青竟然愤怒，说道：你们两个因为贫困而找工作，好像是施与我什么恩德一样！

这哪里是卫青该有的样子，他也是贫苦出身，还给公主当过奴隶，咋地位改变了，就脱离了当初的初心了呢？

没法，卫青只好造册，把两个人献给皇帝。

汉武帝召见两个人，根据才能，派任安去监护北军，田仁去边塞监护屯田和谷物 。

两人由此名扬天下。

后来，任安为益州刺史，田仁为丞相长史。

这两个人本来是卫青的“师爷”，可惜卫青有眼不识泰山，白白错过了两个人才。

所谓的师爷，其实就是官员的幕僚，历史上的朝廷官员到地方上就任，一般经过三四年，就要根据考评或升任，或平级调迁，或辞职，或挂起来。

这些官员初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为了便于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必须找一些熟悉地方及衙门事务的帮手来完成工作。

这样职业的人，就是师爷，他们就是辅助各级官员处理政务的参谋。

当然，雇佣师爷是有条件的，官府中涉及文书、刑名、钱粮等各类事务，师爷不仅要饱读经书，有良好的文化功底，还要有灵活的头脑和处事能力，因此，师爷只能来自于读书人。

读书人往往以科考公务员为目的，但这独木桥太窄了，哪里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由你选择呢，所以那些虽然饱读诗书，但命运不佳的人，只能自谋出路了。

自从隋朝开始有科举制度以来，考试过程和规则也不断发生变化，到了明清时期，发展为四个层及：首先通过县、府考试，获得童生资格；

童生再参加由县、府学征主持的考试，获得秀才资格；

秀才有资格前往省里举办的乡试，此次成功者为举人；

有了举人身份便可以去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成功者继续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

这一系列考试过程，只有殿试只定名次，被再淘汰，其他阶段都会淘汰一些考生，其中又属乡试、会试淘汰率最高。

就像是现在的高考一样，明朝的乡试、会试两个阶段，各省竟然都存在着地域的差别。

现在那些高考大省上清华、北大都要六七百分，一个省的佼佼者才能入取，而在有一些省份四五百分就能进去了，别以为这是不公平，实则是对整个教育整体的谋划。这是站在更高层次的一种平等。

这种方式在明朝就已经实施了。

参考《明史》，明初规定：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浙江、湖广等地皆四十人，广西、广东各二十人。

到了清朝，则更加具体。《大清会典则例》规定，清初各省乡试名额为：顺天府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07名，湖广106名，江西113名，福建105明，河南94名，山东90名……

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看出，哪里是当时的“高考”大省一目了然。

不但名额上有规定，就是考试试题也不一样。明朝会试采用南北中卷方案，南卷用于应天府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用于顺天府、山东、陕西、河南、山西；中卷用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州、徐州、和州三地。

最初规定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

为什么明清会有名额上的限制呢？

从上面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一个省的经济发展越好，那么它出的文化人就越多，只有地区经济发展好，家庭、家族才有更多的财物供子弟专心读书，相对来说，经济发达地区不仅读书人多，且不乏饱学之士，同样的考题，自然成功率就会越高。

如果朝廷不按名额来，那么大多数拥有功名的读书人都会出自一地，这样就会出现官员多来自一地，甚至会偏向于集亲戚、朋友为主的裙带关系，由此不仅容易形成乡党，而且国家政治也会失去地区平衡。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从乡试开始就开始规定了录取名额。

原来名额上的限制是上层建筑基于更高层面上的考虑，而实行的一项政策。

历史经过不断变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就转移到江南了，哪里的经济最发达？当然是江浙等地，这里既是全国GDP最高的地方，也是文人辈出的地方。

因为朝廷限制各省乡试、会试名额，江浙等地便为落第文人最集中的地区。

雍正的第一师爷邬思道，帮助雍正上位

那时候的文人不像是现在一样，可以去上技校，学一技之长，他们自幼读书，既不会种田，也不会经商，日后的出路只能在学问上找，于是一种新的职业——师爷，出现了。

明清两代是师爷这一职业最盛的时代，各地均有落第读书人，师爷自然成为一种职业选择。一类职业往往又会形成有序传承，一旦有人成功，后人自然会跟从，因而浙江绍兴一带以师爷为职业竟形成传统，甚至留下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

绍兴府地处钱塘江下游，下属八县，县县出师爷。

绍兴师爷不仅服务于自己家乡，也几乎遍及全国各大衙门，师爷这一职业在落第文人中盛行，并逐渐形成具有地域性的文人集团。

可以这样说：师爷虽然是失去了当政的文人，但他们却成为了控制、左右当政人的人。

而生活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汪慧祖则是绍兴师爷的典型代表，他的家乡就是绍兴府萧山县，他留下的著作《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都涉及师爷业绩。

那些平常刻苦学习的文人通过科举幸运进入了官场，但他们平常所学只是书本上的文化，而对于地方上的政务一窍不通。

因此他们急需参谋。

江南一带那些饱读经书的读书人经过一次甚至几次落第后，对科举失去信心，怎么办？只能开始转型，他们发现了商机，于是开始致力于刑名、钱亮等儒家经典之外的法典研究，成为官员的得力助手。

这个职业根据衙门的级别、事务的繁杂程度不同，师爷的职责也有区别。

县衙门事少，更高的府、州、省一级布政使司，以及巡抚、总督衙门事务繁杂，师爷的职能也分为刑名、钱粮、书启等。

其中刑名师爷熟悉朝廷法律以及各类旧案，主要负责处理官司案件。

文章开始所说的那几名师爷就是刑名方面的“专家”，并以此作为灰色收入的手段。

钱粮师爷精通国家税收与理财，主要负责群粮赋税；书启师爷善于官衙文书辞章，专门替金主起草各类文件、信函等。

据说，当年曾国藩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屡吃败仗，曾经两次因战败而跳江自杀，为此上奏朝廷的奏折中提及自己“屡战屡败”。

曾国藩以为自己是科班出身，当然文笔不错，自己亲自写完奏折后拿给师爷看，师爷看后认为通篇奏疏尚佳，唯独“屡战屡败”一词欠妥，于是改为“屡败屡战”，虽然整篇奏疏不悖事实，但语气全变了，此“点睛”之笔，使曾国藩由一个败将变为一不屈不挠的勇士。

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多亏师爷的帮助才成就

看看书启师爷的妙笔生花，也不是一般文人能达到的。

另一则故事则说明了师爷的智慧。

在康熙年间，皇帝派某钦差去浙江巡视，考察官员。

钦差就想借此机会好好的敲诈一笔。他到绍兴后，会稽县知县清廉，没有请客送礼，这让钦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从其他方面没有找到会稽县的弊病，就以会稽县知县在祭祀大禹时东张西望、大有犯上之心为由，向康熙告了他的状。

康熙当即下旨，令绍兴府查办此案。

见手下即将被冤枉，绍兴知府很为难。

见此情形，师爷为知府出了一个主意，绍兴知府上奏朝廷因由，说：祭祀大禹，按例站班，位在前列，岂敢后顾。意思很清楚，知府比知县职位高，自然站在前面，祭祀大禹，不敢回头，当然不知道后面的情景，那么作为钦差位置更靠前，他怎么会知道知县东张西望呢？显然钦差是在陷害。

聪明的康熙看到奏折当然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于是责罚了钦差。

慈禧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被猎为晚清四大案之一，发生在浙江省余杭县，案件起于小白菜丈夫猝死一事。

其家人竟污蔑是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谋害了小白菜的丈夫。

浙江上下，从县、府州到省，各级官员上下联手，将杨乃武与小白菜定为真凶。

杨乃武倍受酷刑，在浙江当地不能澄清冤枉，决定到北京告御状。

当时，杨乃武的状纸中有“江南无日月，神州无青天”的话。

杨乃武本是举人出身，文章当然可圈可点，但状纸经过一位师爷朋友看过之后，改动了一个字，变成了“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从“无”到“有”，立意完全不同了。

慈禧看到状纸后，极为受用，下令严查，此案涉及到的浙江官员，全部被免。

不过此传说有些出入，真实历史并不是这样，当时浙江官员几乎都来自于湘军，浙江各界很不满，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被送到《申报》连续登载，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朝廷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湘军的骄兵悍将，最终才使得一场冤案澄清。

此案的胜利被加在师爷头上，也说明了当时对师爷重要性的认可。

师爷，属于官员私人雇员，服务于官员的同时也承载着社会属性。

就像是文章开始提到的“毕师爷”一样，如果一个好的师爷，能遵守做人处事的底线，那么这个职业还是有它好的历史作用的。

绍兴，是一处人才辈出的地方，师爷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它的作用。

因此来说，师爷有理由得到重用，他们的出现如同官员有了一部百科全书，就像是现在的AI科技一样，成为无所不能的代名词。

清朝末年，随着学习西方法律的一批学子进入政界，师爷的历史任务也逐渐结束了，从此以后这一地域文化人群淡出历史，身影渐行渐远，只留下了他们曾经走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