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秘书庄东晓回忆：“每次见到毛主席跟秋白，他们总是面带笑容，无话不谈，经常在一起谈笑咏诗。两人看上去就跟亲兄弟一般……”
1935年，瞿秋白盘腿而坐，毅然面对敌人的枪口，可能会觉得奇怪，他为何是盘腿而坐而不是站着呢？因为瞿秋白在他临刑出发前，他向对方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点，我不下跪
第二点，你们不能打我的头
就这样，年仅36岁的瞿秋白英勇牺牲了。
瞿秋白牺牲后，他的事迹和精神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为此，瞿秋白也被追认为烈士。然而，在1962年，毛主席却说出“以后少纪念他”这样令人费解的话，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
瞿秋白作为革命烈士，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为何毛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呢？在这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要说明白这件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1899年1月，瞿秋白诞生在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官之家。
瞿秋白自己的家族属于“士的阶级”，家中祖辈都很有文化，也当了官，瞿秋白年幼时，还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吃喝不愁的富裕生活。可惜的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开始家道中落。
瞿秋白家族的人，都很有文化，而且多才多艺。瞿秋白年幼的时候看父亲作画，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也爱上了画画；又从刘伯父那里学习治印；还认真学过书法，因而写得一手好字。
瞿秋白的母亲出身名门世家，为人温良贤惠，同情穷苦之人，是个很有善心的女性。瞿秋白的母亲喜欢给孩子讲述简单易懂的诗歌和小故事，使孩子们从小对文学产生热爱。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文学的大门向瞿秋白打开。
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让热爱文学的瞿秋白不得不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瞿秋白的父亲什么都好，唯一不足的就是不能为家中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一开始家中是靠着四伯父维持生计。辛亥革命后，四伯父辞官闲居杭州，断了对瞿秋白一家的资助，导致家中陷入窘境，瞿秋白也为此辍学了。
1916年，严峻的生活压垮了瞿秋白的母亲，心灰意冷之下自尽了。
家中败落，母亲陡然离世，让瞿秋白有了新的思考，心中开始产生了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布局。
1916年，瞿秋白在瞿纯白的帮助下来到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求学。但不久后，瞿秋白就发现这里并不适合自己。就在他感到迷茫的时候，收到了外交部条约司通译科发来的就任信，瞿秋白想借用这个机会去北京大学念书，于是跟着堂兄来到北京。
这个时候，瞿秋白认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已经明朗了，他会进入北京大学，会成为学校里的教员，然后安稳度过一生。然而，贫穷打破了他的梦想泡泡，瞿秋白最终没能入学北大。
最终，瞿秋白选择进入俄文专修馆学习，并在后来得到采访列宁的机会。瞿秋白也成为我国第一个用文学形象描绘列宁的人，同列宁的见面，成为瞿秋白回国后从政的资本，革命思想在他心中发出萌芽。
从莫斯科回国后，瞿秋白迅速投入到党的工作中。他凭借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宣传能力，成为党的重要理论家和宣传家。后来加入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拥有双重身份的瞿秋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参与筹备和组织工作，为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瞿秋白还认识了毛主席，两人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走，为我党贡献力量。
在大革命中并肩作战，奠定了毛主席和瞿秋白之间的友谊。在那个时候，瞿秋白也是毛主席的支持者，他清醒、明确地看到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发动了秋收起义，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逐渐扩大中央苏区。
而瞿秋白则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苏联，瞿秋白难得拥有一段和乐的家庭生活，他的孩子小独伊和妻子杨之华始终陪伴在他身侧。
小独伊会唱着《可怜的秋香》哄瞿秋白开心，瞿秋白则会从会场附近的田野上采摘新鲜的野花送给小独伊，她欢天喜地地接过鲜花，用力嗅嗅，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你也闻闻，真的好香啊！”
见独伊这么开心，瞿秋白和杨之华就拉着她一起漫步在葱绿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逗她玩。多年后，独伊回忆起同父母在莫斯科的时光，她说：“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从苏联回国不久后，瞿秋白就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挤和打击，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
1934年，瞿秋白奉命到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其实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已经意识到，自己这次可能是有去无回了，临行前，瞿秋白紧紧抱了抱独伊，前不久的一家三口和乐场景也如跑马灯一样在他脑海里闪现。
为什么瞿秋白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去无回呢？因为当时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病，他当时向王明等人提出，希望能让妻子杨之华跟他一起到苏区，这样就能有人照顾自己，但好说歹说，他们就是不同意。
与此同时，党内的政治斗争也让他感到疲惫和孤独。
1935年，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瞿秋白曾请求跟随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一起走，但最终被拒绝，这个时候他就跟毛主席分开了。不久后，瞿秋白就被国民党军队给抓捕了。
在监狱中，身体虚弱的瞿秋白遭受了敌军残酷的折磨，不管敌军用怎样恶劣的手段要挟他，瞿秋白不为所动，丝毫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实情。敌人见来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试图用高官俸禄来劝降他。然而，瞿秋白对这些“好处”嗤之以鼻。
与此同时，瞿秋白的朋友们也在想办法营救他。鲁迅曾打算与陈道望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但是没能实现；还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上层内力保瞿秋白，也没能成功。
后来蔡元培又找到蒋介石说情，蒋介石说只要瞿秋白愿意写下自白书，他就放过他，然而遭到瞿秋白的果断拒绝，他绝对不会向敌人透露任何党的秘密。
监狱的生活让瞿秋白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于是他大笔一挥，写下自我剖析的文学作品——《多余的话》。
6月18日，枪决的日子到了。瞿秋白用华语和俄语轮流高声唱着国际歌（瞿秋白是我国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毅然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在长征途中的毛主席收到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特意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告诉冯雪峰，并哽咽道：“这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瞿秋白牺牲后，毛主席一直记挂着他，时常怀念他。
那么，为何毛主席会在1962年说出“以后少纪念他，宣传烈士不用宣传瞿秋白，多宣传方志敏这样的人”的话呢？
根本原因就是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这本书是瞿秋白在苦难时期对自己的剖析，尽管瞿秋白在书中并没有写攻击党的内容，但是在情感上的动摇确实给了敌人大做文章的机会，这本书被敌人当作是瞿秋白向敌人的自白书，以至于恶意给他扣上“叛徒”的帽子。
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知道事实并非这样的，如果瞿秋白真的想叛变，他大可以答应蒋介石提出的优渥条件，这样他后续也不用牺牲了。
新中国后，瞿秋白虽然被追认为烈士，但是他在外的形象不如方志敏、刘胡兰那般，也不是大众公认的革命英雄形象。所以作为伟大战略家和思想家的毛主席，从长远出发，他可能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对瞿秋白的行为进行更客观的审视。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意识形态高度紧张时期，所以才会说让大家少纪念瞿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