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22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轰动的一天，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高宗武和陶希圣的信，同时刊登了他们带出来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将汪精卫投敌的罪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时群情激愤，全国人民都认清了这伙人的汉奸嘴脸，更激发了人们抗战的决心。
在蒋介石集团中，战将有陈诚、何应钦等黄埔精英，谋士有张群、杨永泰这帮政学系的智囊，而他的笔杆子，被称为“文胆”的则有4位，按时间排序是以戴季陶为首，再加上陈布雷、陶希圣和秦孝仪。
秦孝仪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所倚重的对象，大家自然不是太清楚，戴季陶作为校长的把兄弟，主要精力去搞理论，退出的比较早，最著名的就是陈布雷了，蒋介石在抗战中发布的所有文稿和讲话，几乎都出自他的笔下，如那著名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抗战后期，陶希圣来到了蒋介石的身边，与陈布雷一起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骨干，特别是自陈布雷自杀后，更是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文胆”，他为蒋介石写的，并以蒋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更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意志，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作，大得蒋介石的欣赏。
与其他几位“文胆”相比，陶希圣是纯正的文人，最合适的职业是当教授，所以，他在这几位中文人的意味更纯，尽管秦孝仪后来也去台大教书，但他作为蒋氏王朝最后的“家臣”，是无法与陶希圣相提并论的。
陶希圣，原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189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仕宦家庭，父亲是清朝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曾任安阳、新野等多地的知县，也是民国第一任黄陂县长，后升迁汝阳道道尹，也算是在官场打拼多年的人物。
他少年时随父亲一直在河南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9岁进入开封的旅汴中学学习，接受了新式教育，他成绩特别好，“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后在1918年，19岁的陶希圣考入北京大学法律专业。
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作为学法律的陶希圣大出风头，上街游行，与北洋政府谈判的幕后策划等等，风潮过后，他潜心研究各种主义，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颇有心得，是北大公认的大才子。
陶希圣尽管参与了五四运动，但后来的他对此却极少提及，因为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当时的主流意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对当今政府的反叛，会引起更大的动荡，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北大毕业后，他先是去了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教员，专门解“亲属法”，留下了一部《亲属法讲义》，这是中国第一部“亲属法”的著作。
后来他又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的好朋友，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和胡愈之等等，在此期间，他还被聘为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法律顾问。
1927年1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陶希圣应聘为中校教官，同时在这里的还有陈公博和周佛海等人，在交往中感觉很投缘，遂成为莫逆之交，这也是他第一次与国民党有了交集，同时也结识了汪精卫，感觉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 陶希圣担任该师的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他反对过激的农民运动，是高潮迭起的农民运动中的一股逆流，因此被当作反动军阀撤职查办。
在危急关头，是陈独秀出面，方才将陶希圣从死亡边缘给救了回来，所以，他对陈独秀是感激终生，当陈独秀在武汉被捕后，他四处奔走，出狱后更是关照有加。
陶希圣一直奉行不党不派的原则，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从军校抽身，“既不从汪精卫，也不跟恽代英，远离政治，仍返上海，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史。”
“武汉七一五分共”后，他决定追随汪精卫，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和政治总教官，不过，他一介文人，对政治的残酷斗争实在不是其所长，不久又辞职，卖文为生。
王云五
1929年，陶希圣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后又去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讲课，还原了他书生本色的人生；1930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邀请，担任其秘书。
然而，在商务印书馆罢工的风潮中，他先是站在工人一边，后又竭力维护王云五的一系列作法，弄得两头都不落好，于是又辞职而去，先是应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去学校任教，后又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开启了他在北大六年教书的生涯。
在此期间，他出版四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以研究中国社会史为宗旨的刊物，影响很大，他也成为中国社会史的开山鼻祖，与顾颉刚的“古史辩派”并驾齐驱，是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在北大的这段时间中，也是他著述最丰之时，他连续写出了《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两部大部头著作，此外，还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问世，太多太多。
全面抗战爆发后，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陶希圣，决定走出书斋，投身到抗战的阵营中，他应蒋介石之邀请，上庐山参加了牯岭茶话会，商讨抗战救国方略，叙述学者们对抗战的认识，后又听从了陈布雷的建议，加入了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负责国际宣传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参议员。
国难当头之际，如陶希圣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弃学从政的本质上，彰显的是一种书生救国的担当，是如同丁文江所说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
1931年，陶希圣全家合照于天坛
然而，在当时，国军在与日寇对战的惨败，让有些人意识到中国是不可能战日本的，于是，先有“低调俱乐部”的悲鸣，后有汪精卫出走河内，在军统组织人员对汪精卫进行刺杀后，陶希圣发表文章说，“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
在陶希圣看来，他追随汪精卫出走，只是主和，而决不是投降，更不是卖国当汉奸，即“主和不是投降，谈判绝非通敌”，所以，他们要做的事只是“调停”，认为调停是“交战双方取得利益和减少伤亡的手段之一。”
陶希圣与两个儿子在太和殿，1937年摄
然而，当他和高宗武看见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后，不禁大吃一惊，这哪儿是和平，这简直就是亡国嘛，所以，他们便力劝汪精卫不能签署协议，不能当秦桧而身背骂名；建议汪精卫等一众人去法国，暂避风头。
1967年4月5日，陶希圣、高宗武重逢于敦巴顿橡树园
但是，已经发觉日本言而无信嘴脸后的汪精卫，却感觉是退无可退，于是，他带着陈公博和周佛海一帮人去了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成立了伪政府，在密约的签字仪式上，陶希圣和高宗武均称病，没有出席仪式。
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人，这便是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她力劝陶希圣拒签协议，以自己的生命来掩护陶希圣离开汪精卫，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家有这样明大义，识大体的贤妻，陶希圣终于决定离开汪精卫。
陶希圣与妻子万冰如
在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安排下，他和高宗武二人逃离了上海，去了香港，随即便将汪精卫与日本人订立的绝密协议公之于众，无疑是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
而陶希圣也同汪精卫彻底切割，正式脱离了汪伪集团，成为幡然醒悟的典型而被大力宣传；一年后，他再次被蒋介石引为心腹，肩扛少将军衔，重新回归侍从室任职。
对此，心有余悸的他后来回忆说，“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就不喝了，而汪发现是毒药后，索性全部喝了下去。”
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后，他“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替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3个月就售出130万册。
1943年，陶希圣出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民国政府还都南京后，他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在陈布雷自杀后，他也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比起当年的陈布雷，陶希圣的那支笔在解放战争中似乎没有能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失利，他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除了在三大战役全面溃败之际，为蒋介石写了《1949年元旦文告》外，就是蒋介石下野的声明了，当然，也包括后来老蒋的复行视事文告，很是凄惨，更悲催的是，他在新华社发布的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中，排名第41位。
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来到台湾后依然受到重用，主管国民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直到70岁才在《中央日报》总经理任上退休，期间还替蒋介石写了一本书，名为《苏俄在中国》。
退休后的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复刊后的《食货》月刊上，据他的亲家透露，他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等电视节目没有了，方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
他曾在《八十自述》中总结道，“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
谁知一言成谶，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
陶希圣一生清廉，生活俭朴，长年一袭长衫一支烟，上面几多的烟蒂烧痕，一履布鞋，不修边幅，一看便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和神韵。
他著述甚多，尤其在史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的史学著作也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上的地位，可以想像得出，如果不是后来从政，他一定会成为我国史学界宗师级的人物。
陶希圣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也是一位有思想和自觉意识的学者，虽然在一段时间中跟随汪精卫，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迷途知返，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他“几度生死系于一线，抛妻别子，死中逃生，忍辱负重，遍体鳞伤，所为何来？”所以，他对蒋介石能重新重用自己，是心存感激而力求能为其效命的。
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这是陶希圣对自己的评价，这同他的挚友陈布雷自嘲的“参政不知政”，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政的一种普遍的哀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