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3岁，已经在广东的工厂打工35年，目前在一家企业当中层管理，算是平淡如水地生活着。
我是89年夏天第一次来广东的，当时也是跟着村里的老乡们一起出发，他们都是我的叔伯大哥之类的人。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有的早就已经打道回府，依旧耕种着老家的几亩地。也有的依然还生活在广东，相对来说，日子过得很不错。
总结我自己那些当年一起来广东的老乡，我们这些年来的经历，最后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一个人，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文化水平高低，能力大小，如果能在一家工厂连续干到20年以上，他老了之后，生活一般能过得不错。
如果您对这个结论有异议，那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帮人的真实情况吧。
89年夏天，高中毕业的我，跟着老乡们一起踏上南下的火车。
带队的是一个叫卿叔的汉子，他是我们村有头脑的人，家里的条件也算不错，之所以也出门打工，无非就是期待更好的生活。
卿叔当时35岁，初中读了一年，平时在地方也是一些红白喜事的主事人，记礼簿之类的事，基本都是他的。
我们一行17个人，卿叔也确实辛苦，主要是大家都没有出过门，就连买车票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于是，卿叔就把我这个高中生带在身边，说让我帮着照看一下大家。
接下来一路上，不管是买车票时凑钱，还是候车、上车以及吃饭等等，我都要帮着卿叔发号施令，同时也主动出一些主意。
老乡们对我很感激，大家都说，早岁不知读书好，出门方知读书强。关伢子年龄不大，可到底是读了高中的人，一路上确实眼光不一样。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我们顺利到了广东的东莞。卿叔带着大家到了一个码头上。
码头上的人都是我们本乡人，和卿叔岳父同一个村，这里就成了我们这一伙人的临时落脚地。
大家都是乡亲，码头的工棚虽然很拥挤狭隘，那些主人却没有说多话，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还让我们不要急，慢慢找事做。
到了目的地，当然就是尽快找事情做赚钱了。卿叔也只是带路，如今已经平安把大家都带到了这里，接下来的就全靠自己了。
16个人里，我和卿叔勉强算是“读书人”，其他的基本都是文盲半文盲，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个地方干活赚钱就行。
于是，就有七八个立即去找码头的工头，当即就留在这个码头上干活。他们是第一批解决就业问题的人，也放心了不少。
卿叔比较关心我的去向，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去处，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总不能来这里卖苦力吧，这样的事情干一天算一天，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找个工厂为好。
卿叔对我大为赞许，说我虽然年轻，但眼光比较长远。还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明天我们叔侄俩就一起去找工作。
到了第二天，同行的不愿留在码头的人也陆续出门，有的人有点大概的信息，某地有某个熟人，或许能去那里干活之类。但总的来说，基本都是建筑工地或者是红砖码头这样的地方。
卿叔和我，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哥，我们三个人决定先去工业区找工厂。
我的说法也很简单，工厂再不济也有比较规矩的工作场所，环境也要正规很多，至少不用担心查暂住证。
我们三个就这样开始了找工作的旅程，从东莞的虎门到深圳的福永，沿着107公路，有时候坐车，有时候直接就是走路，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找工之路。
其实没多久，我们就找到了原意接手我们的工厂，只是进去转了一圈之后，我认为那家工厂Low，简直就是小作坊。
小小的五金厂，地面到处是油渍垃圾，干活的人也并不规范。我就对卿叔说：既然刚开始就有厂收我们，我们倒不要太急，如果能优中选优就更好了。
卿叔也认可我的说法，于是就继续朝深圳方向出发。
可接下来的连续三五天，我们从虎门走过了长安到了深圳的松岗，在这里出了事，同行的那个大哥就中途退了出去。
大哥退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三个遇到了当时最可怕的事——查户口。松岗一带查暂住证是很有名的，我们三个在桥头一下车，就被治安队盯上了。
幸好我眼尖手快，看到治安队朝我们这边来，拉着卿叔就退回了中巴车上，那个大哥速度稍微慢了点，脚跟刮伤了一下。
在沙井下了中巴车，大哥就死活不肯再继续找下去，说前天在长安那边看过的那家工厂不错，自己要去那里上班。
于是，不管我们这么劝说，大哥硬是义无反顾地回了长安。我们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反对，那家工厂除了待遇低了点，也算不上特别差。
但卿叔不愿意在长安进厂，主要就是他在沙井有熟人，说反正是做普工，有个熟人的工厂应该更好点。
于是，我和卿叔两个继续去了沙井，卿叔也很顺利地进了他朋友所在的工厂，而我却再一次和他分道扬镳。
卿叔进的是一家模具厂，规模确实还不小，员工有上千人，卿叔的老乡在出货仓库，也就介绍他进了仓库当搬运。
卿叔说：我自己有多少斤两很清楚，仓库这个搬运工应该能做得好。
但我却不愿意当搬运，于是就离开了沙井，继续朝宝安方向出发，最终的目的地的福永，也就是后来的深圳机场所在地。
我有个同学在福永的怀德打工，那是我最后的一个可投靠的去处。
离开前，卿叔对我说：你去福永看看也行，要是有更好得工作当然更好，如果不顺利，那就随时回沙井来。
我到了福永的怀德之后，见到了同学，他在当时福永比较有名的一家照相机厂上班。应该也算是混得不错，第二天就把我介绍进去，成了相机厂的一个普工。
至此，我们一行人基本都有了安身之所，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首先说说带头人卿叔，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依旧那么佩服他。
卿叔进了那家模具厂之后，就再也没有换过工作。最开始只是成品仓的搬运工，硬是凭着毅力连续干了七八年，最终获得上司的认可，把他提拔成了仓库主管。
以前当搬运工都能安心干下七八年，成了主管之后的卿叔，就更没有辞职的念头了。
于是，后来又陆续把妻子也叫来了，两个孩子也接到了沙井，一家人住在一起，孩子的成长也更有保障。
卿叔是去年退休的，因为他是第一批缴纳社保的人，公司也是全额缴纳。
如今他虽然是企业退休，每个月也能拿到4000多块的退休金，和妻子一起回老家养老，小日子过得很不错。
而这些年来，卿叔的两个儿子也在沙井顺利发展，大儿子开了一家小公司，小儿子夫妻开着商店，家里的收入算是很不错的。
再说最后离开我们去长安的那个大哥。他在长安的工厂也干了三四年，工资待遇一直上不去。
那时候，打工的人多了，摩的的兴起很火旺，一台摩托车就是赚钱的资本，还没有人管完全自由。于是，那个大哥就动脑筋了，买了一台旧摩托车跑起了拉客生意。
可以说，大哥凭着那台摩托车很是红火了几年。据他说，只要出去了，每天随便都能搞到一百多块，而当时我们在工厂上班的人，每个月工资也就三五百块而已。
于是，后来即使有有人叫他进厂，他也完全不放在心里，根本看不起工厂那几个小钱。
但后来，东莞一带逐渐禁摩，大哥的摩的生意跑不下去，而年龄也大了，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回家种地去了。
幸好前些年开摩的赚了点钱，大哥在老家也建了房子娶了老婆，孩子什么的都有了。
唯一遗憾的，就是人到中年失业，因为一直开着摩托车，也没有掌握到什么技术，如今老了，就全靠一双手干活吃饭，日子过得不是那么顺。
至于其他那些一开始就在码头或者工地干活的老乡，他们基本都未能长期留在广东。多的十年八载，少得三五年就回了老家，继续过着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他们之中，其实也有少数几个未必不能适应工厂的生活。只是他们更愿意看到眼前的利益，在工地或者码头干活，虽然辛苦点，但非常自由，干不干都全看你自己，反正赚多赚少都是你自己承担。
其次，码头和工地的收入并不低，主要就是持久的问题。干一天可能顶得上工厂上一周的班。他们可注意不到、或者干脆不管是否有其他福利，比如社保，比如公积金之类。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农民工普遍存在的问题，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看到每天能赚到多少钱，根本不理会那些看不到的背后。
更别说，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都对社保养老之类的问题完全忽视。
而我自己的际遇则是稍微特殊点，在相机厂干了不到一年，我就辞职了，主要就是看不到任何上进的可能。
因为是一家台资厂，大陆职员提升的机会本来就少，更何况是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
辞职后，我决定学点技术，先后报了好几个培训班和夜校，也算是早期接触电脑知识的那批打工人。
后来，我在福永的凤凰进了一家外企，顺利入职品质部门，成了一个基层管理，经过一些年的奋斗，逐渐成长为公司品管的中层干部。
后来，在公司也结识了妻子，我们就在这里结婚生子，之后又在福永买了房，算是把家安在了深圳，成了新深圳人。
人到中年的我，其实也有过职业焦虑，就是心中总是会觉得，自己是个打工人，一旦这份工作不保，那将何去何从？
幸好我所在的企业是大型的跨国外企，对我们这些职员的培训与维护很到位。这些年来，不但为我们足额缴纳了各种保险，每年还有定期的体检与其他福利。
我的孩子也是在福永长大的，如今已经上大学了，对于家乡的事情，他几乎没有什么映像，他的潜意识里，自己的家就在广东。
如今我也快退休了，每次回老家，都会见到退休在家的卿叔，也会见到当年同时接班出来的老乡们。
除去少数几个不幸去世的之外，我发现，留在老家的人，几乎都过得不怎么样。
总结起来，不管是打工，还是从事其他工作，能够有一份恒心，我认为就是最重要的。
不说其他的成就，只说对自己生活的影响，频繁地换工作、换生活地，肯定让你的内心充满更多彷徨，也就无法去获得成功了。
如果一个人能持续在一个工厂干20年以上，即使他本事再弱，老了退休后的生活，肯定也过得不是太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