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1527年——1602年），汉族（一说回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湖北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有不少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
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其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拜月亭》等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
李贽于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廿六日（1527年11月23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门外。其祖先是元朝以后迁来福建。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李贽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26岁中举人 。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 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林载贽
万历九年（1581年），李贽从云南辞职回家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李贽倡导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
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天，李贽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还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一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道的学术明星。沈铁《李卓吾传》说：“载贽再往白门，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李贽的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这也是明朝后期社会思想变革的一个聚焦般的体现。
李贽是个奇人，从他在世到他去世后的三百年里，始终处在被夸和被骂之间，他的思想被正统者视之为异端，即使是思想开放人物，也同样对他贬斥有加，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纪晓岚以及到近代的章太炎等，都以李贽的观念为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有人夸就有人赞，比如他的好友焦竑就认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这等高尚的评价，蔡尚思先生还认为不足，其在《李贽思想体系——汉后一位反旧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称：“我却认为他实应当坐圣人第一席，在君主专制时，他是比孔子还要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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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贽突然大放异彩，对于李贽思想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而对李贽的评价也同样是步步升高，不知李贽若地下有知，他会不会高兴自己几百年后又被夸赞为思想博大精深，以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李贽应该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吧。
同样是李贽，为什么历史对他的夸赞不是捧上天就是贬入地？这当然要从李贽本身去找原因。当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在《束高景逸书》里对李贽有这样一句评价：“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是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由此可知，李贽的怪异之处就是喜欢跟别人反着说：凡是天下认为对的事情，他都说不对；反过来，天下人普遍认为错的事情，他却认为对。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编中，对李贽的评价最有意思。该书中给李贽身份命名是“职业作家”，这样的一个头衔远远赶不上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所给出的评价。
对于李贽与人不同的思想方式，该书将其解读为“好辩”：“那么，该如何理解李贽招牌式的好辩姿态？他为何故意挑起卫道者的辩驳呢？他真的相信自己笔下的所有一切吗？不得而知。但是的确知道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辩论家身份，他的谋生之道便是颠覆正统观点。他不受传统羁绊的人格角色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才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焚书》。”
李贽为什么在思想观念上专门与他人作对呢？该书认为李贽是想通过这种声音引起出版界的注意：“李贽的经历突显了晚明文学文化的某些显著特征。致仕以后，他凭着成为公众人物而谋取生活，其名望通过出版界建立起来。与他在体制内的处境相比，李贽通过大张旗鼓地抨击官方体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通过出版来赚取稿酬，而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思维方式倒也真是接地气。《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认为，李贽早期的生活一直很窘迫，他有八个孩子，其中七个都去世了，这些孩子“都死于营养不良”。看来，李贽退休后，很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成功：“甚至他某些方面的性格怪癖也表明他拥有相当舒适的物质条件：李贽素有洁癖，据说他雇用了好几位仆人全天候清扫庭院，‘数人缚帚不给’。”
这部书的解读很有意思，它从李贽有洁癖说起。李贽每天雇好几个人清扫院落，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能够负担得起，从这个侧面来印证，他通过标新立异的观念争取到社会的影响力，而后出版商关注到了他，于是他的作品热卖，从此过上了好生活。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在其他的研究著作中却未曾读到。
林载贽
从李贽的履历来看，确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言，他早年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按说李贽的官儿当得也不小，曾经做过姚安知府，这个职位是正四品，他在此任职三年，离开姚安时，带走的财产仅是一些图书，并且他在此还写了一副楹联：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这副楹联也表明，他在姚安知府任上的确没有攒下什么积蓄，反过来说，这也证明了李贽是位清官。
李贽退休之后，他的一些举措让人发现确实与众不同。万历十六年，李贽突然削发为僧。他为什么这么做？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记载，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
袁中道的这个说法在汪可受所作《卓吾老子墓碑》中得到了印证：“岁己丑 ，余初见老子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剥落乎？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爰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
李贽剃光头的真实原因，恐怕并非如此，他在《与曾继泉》中说出了实情：“其志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
原来，李贽落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家人再来烦他。李贽退职时，把妻儿老小送回了老家，他只身一人来到了湖北麻城，但家人常常来探望他，这让他很烦，所以他落发之后就跟家人说自己出家了，以此就可以不再理世俗之事。而他的这段话又透露出了另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另类，李贽说：既然被别人看成另类，不如就做得更另类，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李贽下定决心落发为僧，但他也明说：其实出家不是他的本心。即此可知，李贽出家是多种因素促成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异端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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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遭到那么多的骂名，那么，他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他曾写过一篇《自赞》：“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徐朔方、孙秋克在《明代文学史》里认为李贽的《自赞》“这篇奇文，可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媲美”。李贽在该文中剖析了自己性格，同时也直言自己的历史观与他人不同，徐、孙认为李贽的这篇《自赞》是“以反语为自己画像”，不知这算不算一种自嘲精神。但他的一些行为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其中就包括他跟女弟子梅淡然之间的关系。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在麻城认识了梅国桢，而后他又认识了梅国桢的二弟梅国楼。这位梅国楼后来给李贽提供了不少帮助，当年李贽跟耿定向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梅国楼在李、耿二人之间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后来麻城当局准备抓捕李贽时，也是梅国楼及时通风报信劝李贽赶快离开者。
梅国桢的三女儿名叫梅淡然，她在年少时接受了刘家的聘礼，但还没来得及成婚，刘就去世了，梅淡然也不想再嫁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贽开始扩建龙潭寺，淡然听说过就写信给李，说自己也想出家。可能李贽并不希望淡然这么做，所以没有支持她的这种想法。然而梅国桢却很支持女儿的想法，他在麻城北街为女儿修建了一座绣佛精舍，以此供梅淡然念佛和刺绣，而后淡然正式削发为尼，李贽听到这件事后就写了首《题绣佛精舍》的诗作：“闻说淡然此日生，淡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
李贽在这首诗中夸赞淡然为“女中丈夫”。而后李贽还写了一篇名为《豫约》的文章，以此来说明他不视淡然为弟子，而是彼此之间称师。
虽然李贽的女弟子不止淡然一位，梅家的大媳妇以及其他的几位女士也同样拜李贽为师，但人们还是对李贽跟淡然之间的故事感兴趣。当然，这样的兴趣定然给李贽带来了骂声，直到当代，黄仁宇在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还提到了这件事：“梅国桢有一个孀居的女儿梅淡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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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此段话之后，有很长一个段落叙述人们对李贽的攻击：“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淡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礼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些话……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于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但李贽的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黄先生没有给出断语。而事实上，李贽跟淡然之间的关系确实很亲密。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贽身在南京，他写了四首名叫《却寄》的诗，而后寄给了麻城的淡然：“一回飞锡下江南，咫尺无由接笑谈。却羡婆须蜜氏女，发心犹愿见瞿昙。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却道官高即是仙。盈盈细抹随风雪，点点红妆带雨梅。莫道门前车马富，子规今已唤春回。声声唤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动尘。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对于这四首诗，许苏民在《李贽评传》中分别作了简述：“第一首写淡然想见到李贽，而李贽也很想念这位异性知己。其中‘婆须蜜氏女’即是指淡然女士，而‘瞿昙’（佛）则是淡然女士对李贽的推重。第二首写李贽见到淡然的来信，不免有几分感伤，感伤得潸然泪下，同时盛赞淡然女士的见识超过世间多少男子——那些‘却道官高即是仙’的男子，——正因为淡然女士见识高，所以值得自己仰慕。第三首诗前两句赞颂淡然女士的体态轻盈和花容月貌，而后两句则以‘子规’寓自己将返回湖北去与她相会之意（‘春夏有鸟曰子规，其鸣如曰不如归去’）。第四首是说自己和淡然都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并说见到了淡然女士也就是见到了观音菩萨，盛赞淡然女士貌美如花而心地善良纯洁，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无论李贽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他给一位女尼写这等富有深情的诗，也确实无法让别人作他解，更何况他在诗中说自己很快就会去看淡然。转年的夏天，他也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重新回到麻城去见淡然。他的这个做法被当地人称之为“僧尼宣淫”。
当时主要攻击李贽的人叫黄建衷，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有一段记载：“麻城人黄取吾（建衷），素负时名，早登公车，风流自命。时，同邑梅湘衡司马长女，嫠居有才色，结庵事佛，颇于宗门有悟入处，即李卓吾所称澹然师者是也。黄心欲挑之，苦无计，其爱妾亦姝丽能文，乃使诡称弟子，学禅于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间渐以邪说进，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佯诺，谋于司马，姑勿露机，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马家晤语。初亦伺司马他出始一来，既而习熟。司马忽戒远游之装，澹然与订期，俾弟子先至，而黄续赋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门，则女奴数辈竟拥香车入司马曲房，自是扃闭不复出，而澹然亦不复再过其旧庵矣。黄羞赧不敢言，为乡里所诮。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并媒失之。黄后登辛丑进士，从户部改兵部，近罹计典谪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黄字季主，己卯与张江陵公子状元懋修同乡举最厚，在公车二十三年始第。”
黄建衷曾经在兵部任职，他通过关系找到了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经过黄建衷的一番游说，冯应京也认为李贽的做法有些伤风败俗，于是决定“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在官府行动之前，有人得到消息，马上安排李贽避难，而后有一批人冲进了龙湖寺，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李贽，于是纵火烧了此寺中的芝佛院。原本李贽将芝佛院视之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他在此院中已经给自己建造起了舍利塔，这帮人冲进来之后找不到李贽，于是将此塔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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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使得李贽没有了栖身之处，后来他在朋友的邀请下去了通州。然而他的离开并不能让那些人善罢甘休，有个叫张问达的人向万历皇帝上了奏折，列出李贽的许多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在麻城时的一些所为：“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对于这封奏折上的说法，许苏民在《李贽评传》中认为“这都是张问达发挥其想象力编出来的”。可能是万历帝觉得这些指责事出有因、查无凭据，以此来逮捕李贽似乎证据不足，但他又觉得李贽的这些做法，会导致异端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于是皇帝下令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命人将李贽逮捕。
在监狱中，李贽仍然在写作，其中他写了一些诗作，最著名者则为《系中八绝》，这首诗的第五首为《书能误人》：“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看来他也明白自己是因为读书而死者，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把这个“读”字换成“写”，因为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传极广。
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1602年5月6日），有位侍者到监狱中为李贽剃头，而后李贽拿过剃头刀就自割喉咙，虽然血流满地，但当时并没有断气，侍者问他痛不痛，但他已说不出话，就用手沾着血写了“不痛”二字。侍者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又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第二天半夜他就去世了。李贽毕竟是个读书人，他应当明白自己的这些异端言论，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大麻烦，更何况他在自杀之前也已几次遇险，这足以提醒李贽：再这么走下去，其结果肯定不好。即使这样，李贽依然我行我素，难道他是在用生命换取金钱吗？我还是觉得李贽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特立独行，他的这些言论后来因为出版而带来了经济上的收入，这应当是意外所得的副产品，而不太可能是主观形成的一个结果。
从思想观念上来说，李贽应该没有脱离王阳明的观念，因为他以王学反朱学，同时又以佛学反儒学，而后到其晚年，他又强调“三教归儒”，看似矛盾的这些言论也可看出他的心路历程。
童心
李贽的主要思想观念就是他的《童心说》。关于何为“童心”？他有大段的解释，于此不再啰嗦，但是他把这种观念用在了文学思想上。李贽的《童心说》中有这样的段落：“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李贽在《读律肤说》中这样认为：“淡则无味，直则无情。宛转有态，则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则神伤而易弱。欲浅不得，欲深不得。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他认为作诗用不着被格律束缚，但完全不讲格律又不能称之为诗，他把辩证法应用在了写诗的方法论上。
更有意思的是，李贽把历史上的大诗人分成“狂者”和“狷者”两类：“李谪仙、王摩诘，诗人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诗人之狷也。韩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汉氏两司马，一在前可称狂，一在后可称狷。狂者不轨于道，而狷者几圣矣。”李贽还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分为了两类，他认为苏轼是“狂者”，而苏辙是“狷者”。这种分法确实奇特。
李贽特别夸赞杜甫，他认为杜甫有真性情，并且说杜甫的人格比其诗更好。当年李贽在杜陵池畔写过《南池二首》：“济漯相将日暮时，此地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鸟犹堪赏，千古文章只自知。水入南池读古碑，任城为客此何时。从前祗为作诗苦，留得惊人杜甫诗。”
李贽把杜甫的诗视之为千古文章，并且以“惊人”来形容杜甫的诗作，可见其对杜甫是何等的夸赞。同时他还认为古人中只有谢灵运、李白和苏轼能够称为“风流人物”，他在《藏书》中写道：“古今风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晋有东山，本无几也。必如三子，始可称人龙，始可称国士，始可称万夫之雄。用之则为虎，措国家于磐石；不用则为祥麟，为威凤。天下后世，但有悲伤感叹悔不与之同时者耳。孰谓风流容易耶？”他把这三人称之为“人中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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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贽有着极其反潮流的思想，但他同时也有看透人生的一面，比如他在《评三国志演义》中称：“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子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哪一处不是戏场，哪一人不是戏子，哪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他认为人生如戏，一切都用不着认真，比如他落发为僧之后，仍然喝酒吃肉逛妓院，但是他在《焚书》中又说：“出家为何？为求出世也。”
那么，他哪句话才是真的呢？他的矛盾所言均是出自其本心，只是不同的时段作出不同的解释罢了，他眼前的一切只是触景生情的感受，正如他作的一首六言诗《云中僧舍芍药》：“芍药庭开两朵，经僧阁里评论。木鱼暂且停手，风送花香有情。”
看来，出家与风情对李贽来说，圆融无碍。
虽然李贽在性格上极其反叛，但他却是位视书如命的人，汪本钶《续藏书》序就说：“先生一生无书不读。”他把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李贽说他天生就是个读书人，除了读书不知道还能够干什么，因为读书乃是与古人交谈，他能为之哭，也能为之笑。有人问他何必如此，劝他应当快乐地享受这个世界，用不着去苦读书。李却认为这些古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著作，才得以不朽。
相比于他的文学作品，他对古书的评点其实更受后世瞩目，比如左东岭在《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一书中说：“认真地讲，李贽在文学成就上最为世所重者是其文学批评而非其文学创作。他的文学批评又以其强烈的主观性为主要特色。他文学批评的主要目的乃自适自娱。”这段话既概括了李贽的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点评了他的文学批评特色。那李贽为什么特别喜欢评点古书呢？他在《寄京友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开看便自欢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书，今已无底本矣，千万交付深有来还我！大凡我书皆为求以快乐自己，非为人也。”
苏轼
李贽特别喜爱的古人之一，就是苏东坡，他对苏东坡的文集有过许多批点，每次翻看时，都会心生欢喜，他在信中明确说，评点是为了自娱自乐，并非是评给他人看。但尽管这样，他还是认定自己的评点能够传之后世，影响他人。
至少是他的所评之书，都会拿给好友焦竑看，比如他所评点的《东坡文集》，就曾出示给焦竑，焦竑看过之后大为赞赏：“故先生之文，学者未尽读，即读而弗知其味，犹弗读也。卓吾先生乃诠择什一，并为点定，见者忻然传诵，争先得之为幸。大若李光弼一入汾阳之军，而旌旗壁垒，无不改色，此又一快也。”
明代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说：李贽“常云：‘宇宙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余谓：‘《弇州山人四部稿》更较弘博。’卓吾曰：‘不如献吉之古。’”
且不管李贽的观念是否正确，但这代表了他的好恶观。对于苏轼，李贽一向倾慕，他在《复焦弱侯》一书中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直彼余事耳，世未有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由此可知，他认为文章好的前提是人品好。同样，他对杨慎的夸赞，也是本着这样的观念：“先生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而终身不得一试，故发之于文，无一体之备，亦无备不造，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
站在李贽的视角，既然少有人有东坡那样的人品和经历，那当然也不可能写出东坡那样的奇文，如此说来，那后世的人还能不能写文章呢？李贽认为当然可以，但要能写出好文章来，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在《二十分识》一文列明了这些条件：“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盖有此见识，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便成十分矣。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盖识见既大，虽只有四五分胆，亦成十分去矣。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林载贽
对于李贽的这段话，左东岭在其专著中予以了这样的解读：“李贽在此强调的是才、胆、识缺一不可。有才无胆，则怯弱不敢行事，此犹上所言缺乏狂傲之气与独立精神者，一生总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则亦空有其才而无所用；有胆无才，则更可能导致其胡行乱为。但仅有才与胆而无识则尤不可，盖才与胆皆因识见高超方能充实。但仅有才与胆则亦无才与胆。”由这段话可知，李贽强调要能写出好文章，必须要具备才、胆、识。既然有这样的素质要求，那李贽自己是否做到了呢？他在该书中继续写道：“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虽无可语者，而林能以是为问，亦是空谷足音也，安得而不快也！”
这段话表达出了李贽少有的谦虚，他说自己的胆是五分，才是三分，但见识却是二十分，他说这样的才、胆、识在处世时仅仅是能够免祸，如果从参禅学道这个角度来论，他重新给自己打分就是：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他说自己在这方面不敢跟释迦牟尼相比。对于写文章，他却十分地自信，二十分为他每一项评价的满分，而李在这里竟然将此三项都给了满分，可见他对自己的文章有着何等的自信。
李贽的评点之文确实是和他人不同，比如他所喜爱的《水浒传》，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在乎？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若夫好事者资其谈柄，用兵者藉其谋画，要以各见所长，乌睹所谓忠义者哉！”
水浒传
这段话简直像一篇推荐文章，他认为无论是皇上还是宰相，也不管是军政大人还是地方官员，人人都要读《水浒》，为什么呢？因为《水浒》的主旨就是讲“忠义”二字，如果国君读了《水浒》，那忠义就来到了君旁，宰相读了《水浒》，忠义就进了朝廷，以此类推，谁读了《水浒》，谁就具备了忠义。
他的这个观点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以至袁中道在《跋李氏遗书》中评价说：“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才与趣，不及子瞻；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至少，袁中道认为，李贽乃是当今的苏东坡，但中道又称，李贽的才与趣虽然比不上东坡，但他的见识和胆量却超过了东坡。
李廷机在《祭李卓吾文》里说：“心胸廓八肱，识见洞千古。孑然置一身于太虚中，不染一尘，不碍一物，清净无欲，先生有焉。盖吾乡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内如先生者亦少矣”。池方显的《谒李卓吾墓》感叹：“半生交宇内，缘乃在玄州。闽楚竟难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寻知己，依依今未休。”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说：“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 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 ，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