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在位子上时备受尊敬；一旦下来就没人尊敬。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同志是在位、不在位都受尊敬，甚至是不在位比在位更受人尊敬。“文革”中他有一次离京回五七干校，儿子送他上了火车。当耀邦同志在河南信阳下火车时，检票的发现他手中拿的是站台送客票。这可是大丑闻啊！后来他想起，很可能是儿子的站台票被他当车票拿在了身边，他的车票在儿子手中。可是，这在谁身上都是有口难辩的。怎么办呢？没事！当车站知道他是胡耀邦时，不但没罚他，反而热情接待他。见天色已晚，又护送他从车站去干校。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辈子受人尊敬的人，包括逝世后仍受众人尊敬。胡耀邦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务实担当的政治品格，他的肩膀最硬、脊梁最挺拔！他在中共领导人任上，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以此言之，他的名字已当不朽。
胡耀邦，民国四年（1915年）11月20日生，湖南浏阳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后最初从事少年儿童工作。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少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别称。少共中央局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当时，凯丰（何克全）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陈丕显为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谭启龙、赖大超是少共中央局的干部。胡耀邦同陈丕显、谭启龙等都是中央苏区著名的“红小鬼”。当时生活艰苦，但他们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十足。胡耀邦出色的工作也屡屡受到上级的好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胡耀邦随中央红军长征，先后在红三军团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和青年工作，途中虽患重病和被敌机炸伤，仍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胜利到达陕北。到达陕北后，胡耀邦参加了红军东征，入晋后积极组织扩红筹粮工作。因工作突出，胡耀邦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东征胜利后，胡耀邦又回到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岗位。此时，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的组织成员进行了局部调整。书记仍然是凯丰，副书记是冯文彬，委员有关向应、博古、陈昌浩、陆定一、刘英、胡耀邦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起，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这是胡耀邦第一次走上组织部长的领导岗位。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胡耀邦在少共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岗位任职时间不长。
陈绍禹
当时的共青团工作，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正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少共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建立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并要求各国共青团要做根本改造，使之成为广大青年的非党青年团。正在致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中央也认为对共青团有改造的必要。因为当时白区的共青团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严酷的白色恐怖影响下，早已成为脱离广大青年群众的狭小组织，而苏区的共青团也显露出了独立的“第二党”倾向。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红军东征归来之后，共青团的改造就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1日，胡耀邦根据在陕北子长县调研共青团工作的情况，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4期上发表了《目前子长的团应做什么》一文。文章指出，子长县共青团组织应以最敏捷的手段去号召青年加入游击队，加强游击队中团的工作；整理少先队组织并加强其训练；进行部分团与青年群众组织改编的准备工作。在文中，胡耀邦提出的共青团“改编”即“改造”的任务。
共青团改造的具体做法，直到同年11月1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才确定下来。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少共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内容主要包括：一、取消国民党统治区内共青团组织，所有团员按照各地具体情况需要，去参加或组织合法和公开的青年组织；二、大批吸收团员入党。没有入党的团员，应成为党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但不另设团支部和团小组。在各地党组织设立青年部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及青年干事；三、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法，采取青年的、民主的、灵活的、公开的活动方式，扩大各级青年组织。将共青团组织改造为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胡耀邦积极投入到共青团组织的改造。他到边区各县去作调查研究，组织青救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努力，青救会组织发展很快。对胡耀邦这一时期的工作,当时主持少共中央局日常工作的冯文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停止工作。胡耀邦不再以少共中央局负责人的身份活动，但他还继续从事青年工作，曾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候补常委等职。经过共青团改造之后，青救会高举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旗帜，广泛团结全国青年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的青年运动也迅速打开了局面，大批热血的爱国青年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浪潮中来。
胡耀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胡耀邦离开青年工作岗位，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后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在抗大任职时表现突出，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经毛泽东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这是胡耀邦第二次走上组织部长的领导岗位。
当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方强。但在胡耀邦到职的时候，方强却不在总政治部组织部，他担任军委组织的华北考察团团长，前往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方强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7月返回延安后，即调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
由于部长方强不在岗位，胡耀邦代行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职务。实际上，总政治部组织部只有胡耀邦这一位副部长，所以从上任之日起，他就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然而，在工作中有人担心胡耀邦太年轻，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可毛泽东说：“既然你们认为胡耀邦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不行，那就让他当部长吧。”不久，胡耀邦便担任了部长。
任职总政治部组织部，是胡耀邦革命生涯中又一次大的飞跃。总政治部组织部是一个重要岗位，负责军队干部的考察、调动和任免事项。特别是在当时，前方战事紧张，干部调动非常频繁，凡是由前方回延安或是从延安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干部，都要到胡耀邦处报到或领取介绍信、上级的鉴定书。就工作范围来说，胡耀邦不仅负责八路军的干部调派，而且负责向中原和南方的新四军，甚至向重要的游击根据地派遣干部。对此，建国后的胡耀邦曾回忆说：“毛主席提议任命我为军委组织部长的时候，我才23岁（时为副部长、代部长）。既然当了组织部长，就必须得与高级干部谈话。那时，我曾经找过陈赓大将、徐海东大将、王树声大将，与他们进行谈话……有时，还要进行比较严厉的批评。尽管如此，高级将领们仍要听。”
当时，王稼祥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对胡耀邦十分器重。一次，他对夫人朱仲丽说：“胡耀邦善于学习，读书很多，早年还是青年团的骨干……应该多读书，但更重要的是善于在实际中应用，用书本知识联系实际。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胡耀邦
胡耀邦走上总政治部组织部负责人的重要岗位后，还有不少兼职，并参与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重要工作。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胡耀邦兼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这一时期，胡耀邦还参加了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处理在华北、华中地区事务的领导机构，主任为王稼祥，秘书长为王若飞。胡耀邦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其他委员还有罗瑞卿、萧劲光、柯庆施等。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听取各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的汇报，并为中央准备指示意见。从这时起，胡耀邦参与了对地方的综合性事务的领导工作。延安整风期间，胡耀邦作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中直机关的整风审干，他敢于直言，对延安整风运动提出不同意见，积极纠正一些过“左”的做法。
胡耀邦在主持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满怀着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投身抗日洪流。这就为全军培养选拔干部增加了新的活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采取正确的政策至关重要，这是摆在作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面前的新课题。胡耀邦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在对待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要有正确态度，这是关系到抗日根据地能否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能否胜利的大问题。对属于总政治部组织部安排工作的知识分子，胡耀邦首先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施展聪明才智，为革命事业服务。
胡耀邦在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6年间，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加强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4年11月，胡耀邦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不久，他便对陕西省情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向中央和毛主席提交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调研报告。针对当时陕西社教中“左”的倾向，胡耀邦不随波逐流，强调要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经济。在他的努力和带领下，陕西的农业生产情况出现好转。张爱萍将军赴陕西考察时，笑着对他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1965年11月，胡耀邦收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当他看到西安市共查处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时，敏锐察觉打击面可能过宽了，当即批示：“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投机倒把分子……可否考虑群众性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后来，西安市委遵照他的批示进行复查核实，一下子减轻了对4000多人的处分。
叶宜伟
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
1976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帅洞若观火，取得了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帮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次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主持冤假错案平反。
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推进全面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度因为“两个凡是”而推进困难、进展缓慢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工作步伐。
“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胡耀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胡耀邦、邓先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开拓进取、勤奋工作，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特别是他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
1977年3月，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迈开了在理论问题上正本清源的第一步。此后，胡耀邦顶住压力，陆续组织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等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胡耀邦第三次走上组织部长的领导岗位。任职期间，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党和国家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胡耀邦在邓小平、叶剑英等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领导和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培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等工作，为完成组织战线拨乱反正的任务、开创组织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胡耀邦上任伊始便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到1980年底，全国共改正“右派”分子50余万人，平反冤假错案290余万件。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被立案的干部就有230万人。“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和“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功过纠正过来，是组织战线拨乱反正的重大任务，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伊始，一手抓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手紧抓落实干部政策，着手解决当时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在中央组织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顶住各方压力，他每天都要和十多个人谈话，每周都要批阅上百封信件。他一边看着这些信件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所遭受的这么大的悲剧而扼腕叹息。他一上任就明确地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是针对“两个凡是”而讲的，这一下子就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为了有力地组织开展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央组织部设立了干部审查局。他主持和重新调查了一批有影响的重大案件，使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5月，他亲自抓“六十一人案件”的复查工作，克服了很大的困难，终于将这个大案纠正过来。这一案件的突破使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向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
胡耀邦
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是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前奏。当然，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他付出的最多，出力也最大，他卓越的胆识，坚决的态度，公正的品格得到世人的敬仰。正如党中央在他的悼词中所指出的：“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显然，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高度概括了胡耀邦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稍后去中央书记处时工作的主要成绩。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在谈到这一评价时说：“我觉得这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胡耀邦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中央组织部在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专门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对30多万名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予以平反，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谈到胡耀邦时，曾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尤其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胡耀邦更是表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他反复强调一定要破除“左”的陈腐思想，跳出只从党政干部中寻找人才的圈子，放眼于广大知识分子，把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接班人发现出来，选拔上来。
胡耀邦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特别强调要恢复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他对广大干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提出组织部要敞开大门，坚决改变“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的现象。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亲批的群众来信就有4000多件。他要求凡是来找他谈问题的干部或者给他的来信，任何人不要推挡和阻拦；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属子女来部里反映问题，都要满腔热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来京谈问题或治病，一定要负责安排好住宿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方便。许多干部群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后，动情地说：“到中央组织部来，感觉像当年从战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一样，党员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不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任职经历，中央组织部的老部长安子文在一次和自己女儿的谈话中，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很有意思的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央政治局！”
胡耀邦
胡耀邦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才一年时间，就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这无疑是党和人民对他在中央组织部短短一年的工作给予的极大肯定和充分认可。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作总结的机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重要讲话，以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作初步的总结。9月29日，叶剑英的讲话发表，引起党内外广泛共鸣和高度关注，这促使中央作出决定，以《讲话》为纲要，立即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9年11月，《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历时20个月，数易其稿，经过党内多次大小范围的讨论和修改，《决议》起草工作终于完成。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胡耀邦同志是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在1982年9月13日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广交朋友，加强同人民群众包括知识界和党外朋友的直接联系和坦诚交流，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亲自阅处大量群众来信，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胡耀邦同志胸怀坦荡，按党的原则办事，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榜样。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了。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读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是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胡耀邦用以激励自己的这副对联，正是他一生忠诚、干净、担当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