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师哲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你这么就走了,我可不知道

沛柔聊社会 2023-04-27 01:45:02

1957年初的一天,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师哲,在临行前向毛主席进行道别。只见毛主席说:“师哲,你这么就走了,我可不知道。”

师哲

“我打了报告,少奇、小平批准的。”师哲解释道。

毛主席仍然摇摇头:“我不知道。”

此时,距离师哲乘坐的火车开行只有两个小时。“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留下……”他连忙对毛主席说……

时间回到1940年3月上旬,苏联派出专机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回国,同行者有邓颖超、任弼时等人。其中,还包括时年35岁的师哲。

师哲出生在陕西韩城一个农民家庭,于1924年在西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这位年轻人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军第二军,进入河南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

当时,苏联方面同国民军有协定,允许国民军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军事。于是,在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师哲得到了这个机会。

就这样,1925年7月底,师哲等人从开封出发,经郑州、石家庄抵达北京。在北京游玩了五六天后,他们前往张家口,在那里乘坐开往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货运汽车上了路。

经过一路的奔波,师哲一行终于进入苏联境内。在上乌金斯克(现名乌兰乌德),这些中国人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新奇。旅馆里的服务员都是女性,态度大方热情,自由地与他们交谈,这在国内简直不可想象。

之后,师哲等人又几经辗转抵达莫斯科。相关准备工作完成后,他们被送到乌克兰的大城市基辅学习。

这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很快进入基辅的军官联合学校学习。那是一所中级军官学校,设有步、骑、炮、工兵等科。

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师哲被分配到工程兵科。那里的教官都是沙皇时代的军官,不仅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具有实战经验。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师哲不仅俄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还掌握了很多军事知识技能。在基辅的两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不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而且人民淳朴忠厚、勤劳勇敢。

1926年10月,师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支部书记。次年秋天,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决定改为军政学校,中国留学生们被转到莫斯科相应的军校继续学习。

师哲到达莫斯科后,进入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学习。那所学校的课程简单、内容浅显,可他还是得重新学习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

师哲

到了1928年,随着夏季野营的结束,师哲等人毕业了。他留在工程兵学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并兼翻译工作及文化教员。

后来,师哲前往西伯利亚,在那里工作了九年时间。1938年9月,他来到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在对方的帮助下,组织上给师哲安排了工作,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段时光里,师哲同任弼时、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了很多接触。1940年3月上旬,他随周恩来等人回国。他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乘飞机在新疆停留后来到兰州。

几经辗转后,师哲等人于3月25日抵达延安。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后,他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亲切、熟悉,令自己激动不已。

早在苏联期间,师哲就盼望着见到毛泽东。终于,1940年3月底的一个下午,这个机会出现了……

那一天,周恩来带师哲一起去杨家岭拜会毛泽东。杨家岭是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毛泽东则是中央军委主席。

当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只见毛泽东在窑洞前的土坪上散着步。见到周恩来等人后,他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紧紧握手后,周恩来将师哲介绍给了他。师哲握着毛泽东那宽大、厚实的手,内心激动万分……

毛泽东

见到这位新同志有些紧张,毛泽东风趣地对师哲说,你的面容像谁谁,风度像谁谁。可由于对国内干部的情况一无所知,师哲只能呆呆地看着他。

“这些人他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周恩来见师哲拘谨的样子,连忙解释道。

“你是哪里人?”毛泽东话锋一转。“韩城人。”师哲回答。“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毛泽东这句话,一下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燃起了师哲对故乡的思念。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师哲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等。在与毛泽东的这第一次接触中,师哲感到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明达开朗。他觉得毛泽东的风度与自己见过的斯大林等领导人都不一样,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

师哲这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参加中共七大。由于七大推迟召开,他开始给毛泽东担任俄文翻译。

1942年末的一天,苏联的飞机来到延安,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让师哲回去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眼睛望着师哲,意思要他表态。

“不回去。”师哲马上说。“那好,你和他讲。”毛泽东当即说。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师哲对苏联派来的人说:“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导人)同志,中国局势紧张,任务繁重,我不能回去。”

于是,师哲就这样留在了延安。到了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当师哲将相关电报译出读给毛泽东听时,对方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他笑着对师哲说:“把你也解放了。”

经过几年的基层工作,师哲在中共七大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直接找你,有话也可以找你谈了”,毛泽东这样对他说道。

毛泽东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对劳动人民深沉而真挚的感情让师哲印象很深。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贫农,他们的窑洞只有门没有窗户,里面黑洞洞的。每次做饭的时候,满屋子都是烟,把墙壁都熏成了烟黑色。这户人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三十多岁,不仅手很脏,脖子都是黑油油的。

这户人家看到毛泽东经过时,经常向这位共产党领袖打招呼,毛泽东也会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毛泽东很有感触地对师哲说。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到处走走看看,随便和群众攀谈。在延安时,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逢年过节时经常将邻居老乡们请来共度佳节。

新中国建立后,师哲担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管理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政治秘书。他还多次随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底到次年年初,在毛主席出访苏联期间,他和师哲朝夕相处,几乎寸步不离,衣食住行都由其安排。而回到国内后,这些事有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来管,毛主席便感到师哲和自己疏远了。

毛泽东访苏

有一次,当师哲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时,毛主席亲自送他到门口,边走边说:“师哲,你到我这里来,不要给机要秘书打电话。我对哨兵也打了招呼,你直接来就是了。”

师哲听了,心想如果自己来的时候毛主席有客人怎么办?于是,他依然按照老规矩来办。

过了一段时间后,师哲又一次来到丰泽园。办完事后,毛主席同他一起从屋里出来:“咱俩散散步。”

于是,两人在颐年堂的院子里散起了步。毛主席又一次说道:“你到我这里来,对谁都不必打招呼,直来直去,无拘无束。”

师哲感到很奇怪,这样做并不符合惯例,不知毛主席是何意。有的时候他去毛主席那里,对方正在吃饭,便叫自己坐下一起吃。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叫警卫员拿酒来,他喝红酒,师哲喝白酒。可越是这样,师哲心里越是打鼓。

毛泽东、师哲等人

不久后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找师哲谈话,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中央书记处要这个政治秘书室干什么?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杨尚昆当时说,这个秘书室从延安出来后就有了,已经有五六年了。没多久,政治秘书室便被撤销了,原来由师哲管的事交给了别人。

那之后,师哲负责筹备组建俄语学院,还担任了外文出版社社长以及中央编译局局长。1954年的一天,他陪毛主席在颐年堂散步,毛主席突然问:“俄文学校有多少学生?”

“四五千人。”师哲回答。

“留苏预备部有多少人?”毛主席又问。“有两千人。”“你培养这么多人,不怕过剩吗?”毛主席说。

师哲有些不解其意:“国务院开会,总理总是把我拉去列席。人家要俄文干部,总理就说师哲在场,向他要。怎么会过剩?”

毛主席见他不开窍,就说:“今天不谈了。”

到了1957年1月,52岁的师哲给邓小平、刘少奇打报告,要求离开中央去山东、陕西或河南等省做地方工作。

很快,邓小平进行了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为师哲办好了相关手续,调他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临行前,师哲拿着火车票去向毛主席道别。“师哲,你这么就走了,我可不知道。”毛主席这样对他说道。

“我打了报告,少奇、小平批准的。”师哲解释说。

毛主席仍然摇摇头:“我不知道。”

面对这一情形,师哲连忙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留下。现在我车票已买好了,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

“那就不讲什么了。”毛主席说。

“那我可以不走。”师哲又说。

“不说了,以后再说吧。”毛主席最后说。“事实上,我如果给主席打报告,他肯定不会同意放我走的”,后来,师哲这样回忆道。

毛泽东

就这样,师哲去了山东工作。同年夏天,当毛主席到青岛疗养时,将他找了过去,一起畅谈了一个下午。

毛主席依然和以前一样,说话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其中,他谈到自己准备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赫鲁晓夫已几次发出邀请,盛情难却。

师哲觉得,毛主席把他从济南叫到青岛,是想让他再给自己当翻译,陪自己再去苏联。对此事,师哲心里是很愿意的,但由于毛主席没有开口,他也不好毛遂自荐,只好一再问:“你是决心去,还是不决心去?”

“去,决心去。”毛主席只这么说,就是不往下说。于是,这一话题转来转去。一个下午过去了,毛主席将师哲送出门。

后来,由于师哲生活上犯了错误,被组织开除党籍并下放。他给毛主席写信后,经其批准于1959年回到北京。

此时师哲提出到家乡陕西工作,很快中组部批了下来。因为一些原因,陕西省委将他分配到扶风的一个农场工作。

三年后的一天,师哲突然被中央接到北京,很快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到了1966年,他又被送进秦城监狱。

1975年春天,70岁的师哲被释放,几天后被送回了陕西扶风。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重新回到北京。

1982年,组织上给师哲作了结论:“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并补发他1968年以来的工资,分配其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

师哲

90年代后,已进入暮年的师哲表示:“回首往事,我从不后悔。这一生一世度过的年代是非凡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他的回忆录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记者、学者前去采访和拜访这位拥有传奇经历的老人,向他了解情况、探讨问题,让师哲的晚年生活充实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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