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王安石，大家看法不一，有人褒扬，有人贬斥。不过，无论评价如何，他都在北宋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显著、不可忽视的印记，为那段历史增添了独特色彩。
不管是对他有好感还是心生厌恶的人，都得承认一个事实，他有着极为出众的文采，这样的才华在世间十分少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因四个字触怒了宋仁宗，最终无缘状元之位。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四字之差，与状元失之交臂】
王安石生于书香世家，他父亲王益在当时是有点名气的诗人。王安石所具备的才学，都是由父亲王益亲自教导传授给他的。
让王益喜出望外的是，儿子王安石极具读书天赋。他对诗书痴迷，有着落笔成篇、看过便能记住的能力。没过多久，王安石就在当地成了远近皆知的“神童”。
王益这人挺有才华，可仕途不太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在主簿、判官、知县这类小官职上打转，怎么努力都难以再往上升，始终卡在这些小位置上。
年幼的王安石只能随父亲在各地奔波。由于父亲工作，他了解到诸多民间疾苦。他亲眼目睹贪官污吏和士绅豪强肆意欺压百姓，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所以，王安石打小就立下志向，要改变现状，打造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百姓生活安稳的太平盛世。他这一想法，也为其日后大刀阔斧开展变法的激进举动埋下了隐患。
王安石心里明白，若要对世界做出改变，就得进入权力核心，成为宰相一类的高官。只有处于这样的位置，他才能够把自己的抱负变为现实。
于是，他学习愈发刻苦，一心想在科举里考出好成绩。毕竟从以往情况来看，科举排名靠后的人，从来就没出现过成为宰辅大臣的例子。
从这能看出王安石相当自信，他根本没把考中进士当回事，心里唯一犯嘀咕的就是能否在榜单上排名靠前，对于考中这件事，他完全没在担忧范围里。
另外，王安石明白就算自身有才华，若不宣传也难被知晓。所以，他常常参与文人聚会，费心地结识各地的才子和名士。随着时间推移，王安石的名气不断提升，越来越响亮。
后来，王安石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既是士林的领军人物，也是朝廷的重要大臣。有这样一位人物为王安石撑腰，无疑给王安石的仕途增添了一份有力的支持。
公元1042年，满怀自信的王安石投身该年的科举考试。在他看来，科举考试并非难事，旁人视为畏途的这一考验，于他而言轻而易举，一切都在其预料之中。
王安石在科举之路上顺风顺水，一路畅通无阻地挺进了殿试环节。他心里有底，凭借自身的才学和能力，拿下状元头衔根本不在话下。
可他没料到，这过程中竟出了意外情况。原本预想的顺利推进被打破，意外突如其来，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和设想，让局面变得有些棘手。
能进入殿试的人，基本上都能成为进士。殿试有两个作用，其一，是给这些“准进士”排出名次；其二，是让皇帝对这些未来的进士有个大致的认识，以便之后的任用和管理。
考官先对考生的答卷进行审核，初步排出名次，之后这份拟定好名次的答卷会呈递给皇帝，由皇帝做出最终的评判，确定考生的最终排名。
对于考官而言，王安石的考核未遇任何阻碍。毕竟他声名远扬、才华出众，在此次选拔中拔得头筹是理所当然，这第一名非他莫属。
随后，考官们迅速拟定好了进士的排名情况。经过一番考量与评定，他们确定此次科举考试的状元人选为王安石。
然而，宋仁宗在拿到王安石呈上的答卷时，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众所周知，宋仁宗以“好脾气”闻名。有传言称，曾有大臣在他面前激烈进言，唾沫都溅到他脸上。但宋仁宗毫无怒意，还笑着回应：“没错没错，爱卿所言极是，是朕考虑不周。”
这样一位皇帝，但凡能让他眉头紧皱的事儿，肯定不一般。身为皇帝，见惯了各种局面，要是一件事能让他有此反应，必然有着复杂的缘由和影响。
客观来讲，王安石文章水平相当高。可文中“孺子其朋”这个词的运用，让宋仁宗心里不痛快。宋仁宗对这一用词有所不满，尽管王安石文章总体表现出色。
“孺子其朋”的说法来自《尚书·洛诰》，书中原本的表述为“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故事发生在周武王离世、周成王刚登基之际。周公旦作为托孤大臣辅佐成王，他是武王之弟、成王长辈。周公以长辈身份教导年幼的成王：“小孩子要把大臣当朋友，记住这点。”
周公旦身为托孤大臣，还是周成王的长辈。从这双重身份来看，他说出某些话是合乎情理、没有问题的，他的身份赋予了他这样表达观点的合理性。
关键在于，王安石当时并非朝廷臣子，仅仅是个参加科举的考生。他在此处用“孺子其朋”，这不就像是以长辈姿态去教训宋仁宗吗？
宋朝十分注重尊卑礼法，在宋仁宗眼中，王安石的这一行为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当时社会对礼法极为看重，而王安石的做法明显违背了传统规范，才会让宋仁宗有这样的看法。
最终，宋仁宗把王安石的排名挤出了前三名，让他和原本第四名的杨寘互换了位置。王安石就因为四个字的差别，错失了状元之位，这情况着实令人觉得可惜。
好在这次碰上的是宋仁宗，要是换作其他皇帝，事情可就没这么轻松了。他大概率不会只是把名次改成第四，直接取消考生的功名，甚至禁止其再参加科举考试，都极有可能发生。
【以退为进，王安石终于登堂入室】
此事过后，王安石有了深刻认识：宋仁宗是个因循守旧的皇帝，若想靠他来改变当下的状况，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如同幻想一般不切实际。
于是他转变想法，没急于成为宰辅来实现理想。相反，他深入民间，花费大量时间去了解民众的艰难困苦，还对朝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弊端进行探查。
王安石最初担任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职位得到提升，去做了鄞县知县。在这之后，他还陆续担任过舒州通判、群牧判官以及常州知州等不同职务。
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都推荐王安石到朝廷里任职，不过他把这些举荐都一一拒绝了。
对王安石而言，当朝堂上无足轻重的小官意义不大，不如到地方积累经验、深入考察。他打定主意，要么就不踏入朝堂，要是进去了，就一定要成为宰辅，以此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
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王安石越推辞官职，他的名声反倒愈发响亮，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朝廷里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叫嚷着让王安石入朝当官，仿佛偌大的宋朝，只有他王安石是个有本事的人。
十几年过去，王安石自认为在地方的历练和考察已足够。此时，他挥笔撰写了一篇名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文章。
他列举了朝堂存在的各类弊端，还提议对科举进行变革。可这份奏疏呈上去后毫无回音，宋仁宗压根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完全不关心这些内容。
这份奏疏实际上是王安石的一次试探之举，他想借此判断变法时机是否已然成熟。很明显，当下时机未到，他没办法，只能耐着性子接着等，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推动变法。
【一心变法，可惜落得一地鸡毛】
1067年，宋仁宗驾崩，宋神宗即位。宋仁宗行事中规中矩，宋神宗却想法颇多。他雄心勃勃，渴望大施拳脚，建立起不逊色于宋太祖的赫赫功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后来的情况看，宋神宗其实是个志向远大却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皇帝。不过这也无妨，至少这位皇帝心里想着要搞变革，而且有着很强烈的意愿去推动改变。
随后，王安石带着自己拟定的变法计划去见宋神宗，两人在变法事宜上想法高度契合，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准备携手推进变法之事。
王安石意在从军事力量、财政状况以及百姓困苦状况三方面对大宋进行变革。宋神宗胸怀大志，想有一番作为，可朝廷在财力和军力上存在短板让他犯难。于是两人各得其所，合作起来很是顺利。
宋神宗把王安石任命为参知政事，让其着手主持变法。由于这次变法发生于熙宁二年，所以也被叫做熙宁变法。
说实话，那时的大宋，不管是朝堂之上，还是民间之中，都有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官场到市井，诸多弊端凸显，急需进行治理与改善，以扭转大宋的发展困境。
饭得慢慢吃，一口成不了胖子；事得逐步做，没法一蹴而就。凡事都有个过程，急是急不来的，得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不过宋神宗没那份耐心，他恨不得一两年就把变法搞定，三五年就让大宋实现国富民强。接着就能一举击败西夏、辽国，收复幽云十六州。但这哪有可能，完全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这种情况，王安石也无计可施。要是没法让宋神宗认可，他连实现抱负的机会都没了。所以，他只能一口气提出十几项“新法”，雷厉风行地开启了变革之路。
最终的情况简直糟糕透顶，事情被搞得混乱不堪，就像弄得到处都是鸡毛一样，毫无秩序和条理可言。
老话说“想快反而达不到目的”，王安石做事太着急，不懂得循序渐进，出现问题是必然的，就跟开车太猛容易“翻车”一样，他遭遇失败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
他推行的十多项新法，全面覆盖了大宋各个领域。每一项新法实施，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众多“新法”叠加，王安石几乎把北宋朝堂上至高官、下至小吏都给得罪光了。
从朝廷里的重要大臣，到衙门中的小官吏，就连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对王安石都颇为不满。原因在于王安石更改了科举考试内容，这就使得那些只会吟诗作赋的才子们难以施展才能，失去了优势。
刹那间，王安石的境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是众人寄予厚望的人物，此刻却沦为被众人抨击的对象，不少人都对他发起弹劾。
“新法”推行时，负责执行的地方官吏蓄意刁难王安石，制造出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成了他人弹劾王安石的有力把柄，让他在推行新政的道路上遭遇重重阻碍。
宋神宗没弄明白状况，在当时的形势下，各方压力不断袭来，他难以承受，最终不得不把王安石的宰相之位给免了。
然而，“新法”推行并未就此止步。宋神宗起用了王安石的亲信吕惠卿，让其接着推进“新法”的实施，使“新法”能在朝堂上持续推行下去。
到这个时候，除了宋神宗，没人再在意“新法”能否成功推行。“新法”已沦为“新旧党争”中两派互相攻击、弹劾的由头，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这所有的状况，与王安石一开始怀有的理想简直是大相径庭。起初他怀揣着美好的愿景，可现实发展到如今，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有时候，是非对错，谁有说得清？】
对于王安石，大众评价存在分歧。一部分人觉得他是善良正直之人，为社会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而另一部分人则觉得他心怀不轨、行为不正，称其为“奸妄”之徒。
人挺怪的，总想着把事儿分出个对错来。可这世界难道就只有对错吗？人生又不是在学校，哪有那么明确的对错。很多时候，所谓的是非对错，不过是拿来用的一个借口而已。
就拿弹劾王安石的人来说，他们真是为了分辨对错吗？可能像司马光这类极少数人的确是出于此目的，但藏在他们背后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罢了。
实际上，王安石在这方面看得颇为通透。他任用的那些人，全是“有才无德”之辈。缘由很简单，这些人有能力，且不拘泥于是非对错。他们为求晋升、获取权力，就必然得助力王安石成功推行“新法”。
即便王安石后来从朝堂隐退，这些人仍旧坚决拥护“新法”。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利益和“新法”紧密相连，“新法”的推行与否直接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
对王安石而言，只要“新法”能在各处推行开来，他心中所怀的理想得以达成，那么其他方面的事情实际上就没多大要紧了。
很遗憾王安石最终落败，宋神宗离世后，人没了，政策也停了，“新法”被彻底废除。不过这又怎样呢？他起码去争取了、努力了，他内心没有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