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ерещагин. «В Китае. Пекин»
Толстоухов Максим Леонтьевич — иерей (соборный белый поп), священник Албазинской Никольской церкви, первый известны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вященник в Китае.
【根据在华俄国人后裔的口述，这些人是雅科夫列夫家族（Yakovlev）、杜比宁家族（Dubinin）、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哈巴罗夫家族和霍洛斯托夫家族。在汉语中被译为姚、杜、罗等姓氏……】
在1685年阿尔巴津（雅克萨）第一次围攻之后，大部分战败哥萨克被清帝国允许返回俄国境内，但其中近45人决定加入清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本国妻子，但这些家属不被允许离开清帝国领土。
他们被送往北京，在那里与大约70名之前被俘或叛逃的俄国人会合。这些人被编入清军镶黄旗，驻扎在北京的东北角（今俄罗斯驻华使馆附近）。这是一支“家属”部队，执行非战斗任务，如制作弓箭。
他们中有些人被派往尼布楚作为信使，由于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们作为翻译或情报来源用处不大。
据记载，前后总共至少有100名哥萨克加入了清军，这些都是“对俄国沙皇最不忠诚的人”。
这些俄国人获得了“非常好的工资”、现金礼物、永久使用的土地和房屋。起初，他们清朝宫廷里很受重视，这是为了宣传目的。但随着1689年俄国与清帝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些人的政治重要性开始下降，随后成为满人麾下的卫队。
俄国托尔布津省长在一份关于阿尔巴津保卫战的报告中，列出了被清军俘获士兵的姓名，但这份于21世纪初发现的档案文件尚未公布。
根据在华俄国人后裔的口述，这些人是雅科夫列夫家族（Yakovlev）、杜比宁家族（Dubinin）、罗曼诺夫家族（Romanov）、哈巴罗夫家族和霍洛斯托夫家族。
在中文中被译为姚、杜、罗等姓氏，被称为阿尔巴津人。目前所知，阿尔巴津人的后代中文姓氏分别是姚、杜、罗、何和贺。
清朝允许索伦部的寡妇嫁给这些阿尔巴津人。多年以来，他们与蒙古和满族女子通婚。阿尔巴津人可以娶的女子都是北京监狱里的罪犯。
他们的牧师马克西姆·列昂诺夫（Максим Леонтьев）被允许在一座废弃的喇嘛庙里举行礼拜仪式（下图，俄驻华使馆）。
马克西姆·列昂诺夫于1673年与70名哥萨克一起在阿穆尔河被俘，他们被分配到北京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庙，后来改建成圣尼古拉斯教堂。
俄国政府显然不知道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存在，因为1692年俄国使团在北京期间，使团请求允许在北京建造一座东正教教堂。
据一位同时代人说，“马克西姆父年老体弱，视力恶化。到1699年，马克西姆神父已经老了，视力很差。”他一直从事礼拜活动，直到1711年去世。
尽管这些阿尔巴津人与中国人通婚，逐渐失去了对俄语的掌握，但俄国东正教会从1713年开始定期向北京派遣使团，阿尔巴津人成为中国东正教会的核心。
在18世纪的第三代阿尔巴津人中，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国人的特征，只在家里保留着他们所谓“英雄”的祖父和曾祖父留下的胸十字架和圣像。
清帝国图里琛使团1712年在俄国期间时，提出了需要一位新牧师的请求，因为马克西姆神父在一年前左右去世了。图里琛使团从俄国带回了10名神职人员，为大约50名会众服务。
另见：【俄国史料】清帝国使臣——阿颜觉罗·图理琛
到1722年俄国伊兹梅洛夫使团在北京，记载只有1名牧师和3名初级神职人员健在。
1831年，约阿金夫·比丘林报告说，中国的首都有94名阿尔巴津人。也有其他俄国旅行者记载：除了信仰之外，阿尔巴津人已经彻底汉化，与俄国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到19世纪末，他们的人数估计为1,000人。
当时在北京的一位东正教牧师说，早在18世纪中叶，阿尔巴津人就认为“任何职业都不值得他们从事，并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世袭军人身份。
他们的行为傲慢，为自己的特权地位感到自豪，不知道如何打发空闲时间。他们在街上闲逛，逛茶馆、餐馆和妓院，沉迷于吸食鸦片。他们在精神和身体上开始堕落，陷入债务落入放债人的手中。”
1896年，来到中国的东正教神父和在华俄国人说道，那些阿尔巴津人“在道德上，充其量是靠施舍为生的寄生虫，往坏了说就是酒鬼和流氓”。
20世纪初，当白军达中国时，阿尔巴津人“穿着中国衣服，有着中国人的样子，俄语说得不好，但自称是东正教徒”。
1920年代后，许多阿尔巴津人就在俄国移民报社工作，“他们文笔很好，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并在工作中拥有许多有用的人脉”。
到2000年，约有250名自称的阿尔巴津人在中国，大部分居住在北京和天津，也有少量居住在黑龙江省。他们几乎没人懂俄语，仍然保留着东正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