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的清晨总是带着水汽，青石板路上还凝着露珠。
十三岁的张玉良被舅舅拽着胳膊，踉踉跄跄走在巷子里。
她的布鞋已经磨破了底，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地面的冰凉。
“你这丫头片子，别给我哭丧着脸！”
舅舅不耐烦地扯了她一把，“要不是你爹娘死得早，我何至于！”
张玉良低着头不说话。
自从母亲去世后，她在舅舅家做了五年粗活，洗衣服、劈柴、喂猪，手上全是茧子。
今天天没亮舅舅就把她叫起来，说要带她去个好地方。
青楼的朱漆大门在晨光中格外刺眼。
老板捏着她的下巴左看右看，嗤笑一声：“这丫头嘴唇厚，脸盘大，以后也成不了美人胚子。”
“您行行好，收下她吧，烧火做饭都行！”
舅舅搓着手，眼睛却一直往账房的方向瞟。
最终，张玉良被两石米的价格卖进了这个吃人的地方。
舅舅接过钱袋时，甚至没回头看她一眼。大门关上的瞬间，她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潘玉良
青楼的日子比她想象的更可怕。
白天她要端茶倒水、洗染血的床单，晚上睡在柴房潮湿的稻草上。
那些喝醉酒的客人经常对她动手动脚，老板的藤条抽在身上火辣辣地疼。
“我要逃出去。”
这个念头无比清晰。
那天晚上，她趁着守门人打盹，光着脚跑进了雨夜里。可还没跑到城门，就被抓了回来。老板让人用盐水泡过的麻绳抽得她皮开肉绽。
“再跑一次，我就打断你的腿！”
张玉良蜷缩在柴房角落，数着墙缝透进来的月光。
身上的伤口疼得睡不着，她却突然注意到前院传来的琵琶声。
那是头牌姑娘在练习《春江花月夜》，琴弦颤动的声音像一滴清水，落进她干涸的心田。
从那天起，她开始偷偷学艺。
有天夜里，她摸黑溜进琴房，凭着记忆拨动琴弦，竟完整弹出了一段《梅花三弄》。
“谁在那儿？“老板举着油灯推开门，看清是她后，脸上的怒容渐渐变成了算计的笑。
三年后，“张大家”的名号在芜湖城传开了。
她弹的琵琶能让最挑剔的客人落泪，唱的小调连路过的书生都要驻足。
——
1912年的春天，海关总督潘赞化来听曲。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在一群大腹便便的商贾中格外醒目。
张玉良弹完一曲后，发现这位大人一直盯着自己看，眼神里没有令人作呕的欲望，反而带着某种探究。
老板自以为看透了潘大人的心思。
第二天清早，她被一顶小轿直接抬进了潘府。
“姑娘别怕。”
潘赞化隔着屏风说话，声音温和得像春日的溪水，“我这就派人送你回去。”
这位潘大人，从来都不是风月场上的浪荡公子。
昨日在青楼的种种，不过是名利场上的做戏。
当她哭着说出实情——被退回的姑娘通常会被活活打死时，这位留过洋的大人沉默了。
潘赞化
那天下午，他带她去了赭山公园。
满山的枫叶红得像火，她讲起自己1岁丧父、8岁丧母的往事，讲起五十多次逃跑留下的疤痕，讲起那些被盐水泡烂的伤口。
他让出卧房，自己睡书房；请来女先生教她识字，亲自带她读《诗经》。
1913年移居上海后，他们的关系悄然变化。
那晚潘赞化教她写“爱”字，她的手腕突然被他握住。
毛笔在宣纸上拖出长长的墨痕，就像她骤然加速的心跳。
“玉良，”他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你可愿做我的妻子？”
婚礼很简单，证婚人是邻居陈独秀夫妇。
张玉良执意改姓潘，她说：“这个‘潘’不是冠夫姓，而是潘赞化的潘。我要以你为目标，成为更好的人。”
——
潘赞化发现妻子对绘画有着惊人的天赋。
有次他下班回家，看见她蹲在院子里画蚂蚁搬家，那些小生灵在她笔下活灵活现。
他立刻为她请来画家洪野指导，三个月后，洪野惊叹道：“她的素描已经超过美专学生了！”
1918年，潘玉良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可他们都没料到，艺术之路会如此坎坷。
人体写生课上，找不到模特的潘玉良只能对着镜子画自己。
有次她在女浴室速写被发现，愤怒的女人们撕碎了她的画稿，揪着她的头发骂：“这种出身的人也配画我们？”
潘玉良自画像
刘海粟校长看到她的伤痕，叹气道：“国内环境不适合你，去法国吧。”
1921年的离别码头，潘赞化把一枚心形项链戴在她脖子上，里面是两人的合影。
“无论走多远，”他轻吻她的额头，“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
巴黎的冬天比潘玉良想象中更冷。
“女士，您的房租已经拖欠两周了。”房东太太第三次来敲门时，潘玉良正在临摹卢浮宫带回来的素描。
她掏出最后三个法郎：“请再宽限几天，我的汇款……”
山高路远，汇款迟到了。
有天下着冻雨，她饿得眼前发黑，突然发现咖啡馆门口有半块没吃完的牛角包。手指刚碰到面包屑，身后就传来嗤笑：“看啊，黄皮肤的女人在捡剩饭。”
她缩回手，在嘲笑声中挺直腰板走开，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第二天清晨，她在塞纳河畔写生时晕倒了。醒来时躺在陌生画室里，壁炉烧得正旺。
留着大胡子的布德尔教授递来热汤：“你的素描很有力量，但为什么只画阴影？”
“因为……光明太奢侈了。”
她摸着空荡荡的脖颈——为付房租，她当掉了潘赞化送的项链。
教授拿起她冻裂的手细看：“痛苦可以摧毁人，也能造就艺术家。”
那天起，她成了布德尔工作室唯一的中国学生。
白天学习雕塑，晚上去餐馆洗盘子，深夜就着煤油灯画速写。
潘玉良画作
1923年春天，她的油画《窗前少女》入选巴黎秋季沙龙。
画中东方女子侧影映在玻璃上，与窗外的埃菲尔铁塔重叠。
评论家惊叹：“这是东方的忧郁遇上西方的结构！”
开幕当晚，她收到潘赞化寄来的包裹——
那枚赎回的心形项链静静躺在丝绒盒里，附言只有一行字：“光明值得等待。”
随着名声渐长，有人出高价请她画肖像。
有次画廊老板暗示，改个法国名字更好卖，她当场撕毁合同：“我的名字是潘赞化给的。”
1930年，她在罗马收到上海美专的聘书。
收拾行李时，布德尔教授问她：“真要放弃这里的一切？”
她抚摸着画架上未完成的《归舟》：“中国有句诗——‘月是故乡明’。”
——
回上海办首次个展那天，展厅里人头攒动。
角落里，潘赞化望着被记者包围的妻子，眼神骄傲又忧伤。
那天深夜，她发现丈夫独自在书房摩挲她的自画像，镜框边放着诊断书——肺结核晚期。
“怎么不早告诉我？”她夺过诊断书的手在发抖。
潘赞化咳嗽着微笑：“你的画展比我的病重要。”
她立刻联系法国医院，却收到二战爆发的消息，所有船票停售。
当时的上海也早已物是人非。
她的《人力壮士》在画展上被人恶意撕毁；学校里有人朝她扔墨水瓶，骂她“伤风败俗”。
最痛的是潘赞化的原配找上门来，逼她行妾礼、端洗脚水。
“走吧。”那晚潘赞化抚摸着她的画具，声音沙哑，“等时局好了，我去法国接你。”
码头的离别比上次更沉默。
她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诀。
——
1940年春天，潘赞化的电报从“安心创作”变成“速归”，最后只剩“念你”二字。
当她终于登上回国的邮轮，珍珠港事件爆发，船只被迫返航。
在马赛港得知丈夫死讯时，她正在画日出，画笔啪嗒掉在甲板上，颜料把海水染成了血色。
战后，她在尼斯买了能看到地中海的小公寓。
每年6月18日——潘赞化忌日，她都会闭门画长江。
1958年中法建交，她托人带回七大箱画作，却收到官方通知：国内形势不适合她回国。
1977年春天，八十二岁的潘玉良在病床上艰难地抬手，护士会意地递来速写本。
她画下最后一条波浪线，轻声说：“这是长江……”
恍惚间又回到1921年的码头，潘赞化在晨光中向她伸出手。
葬礼很安静，遵照遗嘱，她戴着那枚心形项链下葬。
当后人打开她的保险箱时，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两千多幅画，最上面是幅未完成的素描：
男人撑着伞，伞下空着的位置刚好能坐下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