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东元盛染坊在周村创立，经理人是张启垣。张启垣原是周村东源盛染坊的经理人，因该号股东之间不睦，经营有困难，遂告停歇。张启垣邀史懋增、史懋冉各出资二百五十吊，共有资本五百吊，倒了东源盛染坊的全部家具垫底，改名为东元盛染坊，从经营加工染丝线开始。
东元盛染坊创立时，有工人七人，专为丝线商业加工染各种颜色的丝线，经营了几年，每年所得加工费除开支外，盈余很少，只能维持生活，有一年甚至还稍有亏损。
染丝线业务不好，不是丝线染坊本身问题，而是由于绸绫、丝线滞销，带来了丝线加工数量减少造成的。绸绫、丝线的滞销，主要原因是受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泰西缎、羽绸等品种的排挤；周村绸绫质量降低、男人发辫少了、女人春帽不兴时等等，也是减少丝线销路的一种原因。至于北京丝线在市场上的竞争，虽不是重要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村丝线的销路。
当时周村有六种染坊:(一)绸绫染坊。(二)丝线染坊.(三)杂色染坊。(四)本染坊。(五)莱芜染坊。(六)小布染坊。遂对六种染坊的业务逐一分析研究，看到大洋布庄、色洋布行的业务兴旺，增加“本染坊”的业务，为大洋布庄和色洋布行加工，大有前途，于是决定增加“本染坊”的业务，加工染洋布，这是东元盛染坊进行染布的开始。从此染布业务逐渐增多，染丝线的业务逐渐减少，终于被淘汰了。
加工染洋布，主要是给色洋布行加工。大洋布庄有时受客商委托代染色布，就找染坊加工，但数量不多，绸布庄找染坊加工更少。
给色洋布行加工，是由色洋布行供给白布，商定色泽规格,染坊仅负责染色,而染后的平整由色洋布行交给踹坊业加工平整。色布的染制过程，是由染坊和踹坊分别进行。这实际上染坊和踹坊都成了色洋布行庄附属的加工作坊，色洋布行业掌握了染坊业和踹坊业的业务。色洋布行为了保证和增大本身的利润就采取种种办法减少染坊、踹坊的加工费，因而染坊业,加工一年，获利甚微。
东元盛为了摆脱色洋布行的控制和束缚，就想采取自己买布，自己染色，自己销售的办法。可是东元盛染坊，经济力量有限，就连买几十匹布的力量也没有。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德国颜料进口骤减，价格猛烈上涨。洋靛原是每百斤银三十五两，上涨十倍，达到银三百五十两，小桶染料上涨更大，如紫色、绿色上涨达数十倍。东元盛染坊存储的颜料虽不多，在颜料价格急剧上涨而其他货物价格基本未动的情况下，获得了很大利润，因此能够买布自染。于是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自己买布自产自销。经营了两个月，在阴历四月初三日发生了吴大洲进占周村的事件。吴大洲、薄子明率兵进占周村后，抢了商业银行和各棉布庄，周村工商业受到很大损失。当时市面百业停顿，极为混乱。东元盛染坊也受到了损失。企业负责人再三考虑，不能再在周村继续经营，同时看到济南有发展前途，毅然于一九一六年把企业由周村迁来济南。
企业迁到济南，在设备方面，除由周村带来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十数条杉杆外，其他一切均须重新安置。所存少量颜料，为了避免兵灾，在迁来济南前已运往桓台储存。所有现金，已全部用于租赁房屋和购置零星设备。因而资金周转至为困难。经各方面筹措，由桓台田家庄公义钱铺取得贷款铜元二百吊，始解决了当时的流动资金问题。这时工人仅有十人左右，因为资金短少，仍是为色洋布行加工。开始只是染一般品种，利润微薄。企业经理人研究了当时市场的色布销售情况，认为深蓝布是广大人民喜爱的习惯品种，遂决定除加工染一般品种外，增染“莱芜染”深蓝布的品种（所谓“莱芜染”亦即旧式的缸染）。于一九一七年春筹备生产“莱芜染”，增添设备，由莱芜地区重金聘来师傅三人，除供给食宿外，老师傅年薪一百二十吊，二师傅年薪八十吊，上浆师傅年薪六十吊。这时的东元盛染坊就是一个本染坊和莱芜染的混合作坊了。春季夏季“本染坊”的业务多，秋季冬季是深蓝布的畅销季节。一九一七年秋季冬季深蓝布销售特多，几个月的时间始终持续着供不应求的状态。这年的加工业务好，年终结账获利一万吊左右。
由于一九一七年盈余较多，有了积蓄，一方面储存了较多的颜料为色洋布庄加工，另一方面也有力量采取自买、自染、自销营业的办法。一九一八年春，便开始自己买布自染、自销。这时企业既有加工也有自染，在经营上非常灵便。这是因为布染好后，能自卖就卖；不能自卖、即交加工。灵活运用，业务很好。正因为业务好，逐渐引起了色洋布行的嫉视和反对。在开始自染几个月后，有上元街的益兴泰指责东元盛染坊自染自销侵犯了色洋布的利益，夺了他们的买卖，号召全色洋布行抵制东元盛，不给东元盛加工的货，不买东元盛自染的色布。色洋布全行业“传牌”采取一致行动，同东元盛断绝了往来。
色洋布行“传牌”同东元盛染坊断绝往来，当时企业经理人既气愤又恐慌。经一再商量研究，采取了减价销售的办法，主动到来往客商较多的迎仙桥等候客商，见有小贩来，迎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要什么货，我有，而且价格便宜”。这个在街上等客人的办法销售的数量不大，但究竟可以销售一部分，这就使色洋布行感觉到，同东元盛断绝来往，东元盛仍能卖货。同时，东元盛又托人串通，找平常交往较好的色洋布行业户，暗暗告诉他们，东元盛染坊的深蓝布，压价出售，深蓝布每匹的价格，原是三两五钱，现在压价五钱，每匹卖三两银子。于是花店街的福顺永首先买十匹，立刻赚到五两银子。这时加工的色布和自染的色布均不贴商标，在色布庄出售色布，根本不能区别是哪家染坊的。福顺永对门的谦祥永看到了这个情况，也买十匹，也赚五两银子，随之岱东奎也买三十匹。开始时碍于“传牌”的限制，还是暗中交易，以后买的多了，逐渐公开交易，花店街业户买，筐市街的业户也买。既然买了东元盛染坊自染的色布，再给东元盛白布 加工，也不成问题了。就是这样，色洋布行的“传牌”抵制，几天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从此以后，东元盛染坊既自染自销，也接受色洋布行的加工。在染色的品种上也不受限制，可以自己研究花色品种，也可以自己选择白布的品种。
一九二四年春，开始加工织布，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白猿牌佛青深蓝布销路很好。随后，又增加了色布品种，以自己加工小标布，用硫化青染黑色，用进口刚果红染红色，用靛蓝打底套品紫染毛月。产品定名为“群英会”牌。一九二五年又增添了二尺四寸（老尺）宽幅小标布，也染青、红、蓝各色，定名为“登坛拜将”牌。以后，又增添“群英会”牌的浅色布如深灰、浅灰、粉红、玉光等。随着业务的开展，职工人数逐渐增加到四十人，生产量由每日百余匹增加到四百余匹。并以企业投资设立了踹房一处，专为企业的产品进行平整，这时企业基本上是自织、自染、自销，在春夏季期间也从市场上购进漂布，仅限于专染各色的轧光布。
白猿牌佛青、群英会牌和登坛拜将牌的各种色布销路很好，以群英会牌销路最好，销量最多。成为当时市场上的名牌。畅销省内德州、东昌、平原、禹城、周村等地。在外省徐州、南宿州、明光、毫州、开封、郑州等地，均是畅销地区。在利润方面，以白猿牌佛青、登坛拜将牌各种色布利润较高，每匹约在一元以上。群英会牌各种色布约为六、七角，这些产品的利润，均比自己买布自染时期的利润高得多。一九二四年结账盈余六千元，一九二五年盈余九千元，一九二六年盈余一万多元。
几年的经营，盈利积累约有七万元，这就具备了安装机器设备的资金和条件了。
对使用机器染色久已向往，但限于经济力量，只有“望洋兴叹”。企业有了积累，便考虑增添机器设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几年来，用小标染制的各种色布，在畅销中也发现了手工染坊产品的许多缺点，如不改进，在进口货的倾销中，有被淘汰的危险。因此决定增添机器设备。但因经济力量有限，还不能置办比较齐全的染色设备。
在当时手工染产品，感觉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改进。第一，手工染产品，不如进口货的布面平整，线条均匀，色光踏实。第二，手工染坊的色布，是由踹房完成平整工序的，因而造成一匹布的中间“折痕”非常明显，而且还无法消除。这条直贯一匹布两端的“折痕”是当时区别手工染布与机器染的标志。由于当时对机器染色的知识很少，不明白机器染厂染色的详细过程，仅从产品的外观上加以推测，认为布面平整、线条均匀都是经过机器压平的关系，因而决定购买压平的设备。一九二九年夏，由天津久兴铁工厂购来三轴轧光机一部、喷雾机一部、立式小锅炉一部，这是东元盛使用机器的开始。
东元盛染厂扩建之后，群英会牌各色小标布，因布质次劣，利润少而被淘汰了。这时的畅销产品是各色线哔叽，特别在秋冬季，更是供不应求。而生产的各色细布，如青细布，一九O号阴丹士林布，以及春夏季的各色轧光细布，色光虽不高于其它染厂，但也销售不少。经过几年的经营，这些产品为企业赚取了近二十万元的利润。日寇侵占济南之后，自一九三八年起，鲜艳的杂色品种减少，逐渐趋向于深色品种，色光的品种开始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三八年还染了一些红红绿绿的各色线哔叽，但数量已明显下降。企业的经理人、营业员和管理生产的人员，看到了这个发展趋向，意识到各色线哔叽销量日渐减少，各种深色细布逐渐增多。而东元盛染厂的各色细布，没有畅销品种，如不迅速提高各色细布的质量，将会出现产品滞销、营业萎缩的局面。当时，在市场上的青布和蓝布的畅销产品，是济南利民染厂的万年如意丝光青布和上海染厂的仁寿年丰牌的一九O号阴丹士林布。东元盛染厂的产品，除青细布和一九O号阴丹士林布与市场上的畅销品有较大差距外，其它产品如深蓝细布、纳富妥红布、盐基性蓝布，虽不是畅销产品，但也销售不少。因而在一九三八年秋季，便集中力量研究提高这两种落后产品的质量，经过四个月的研究，多次试染，终于超过了利民染厂的丝光青布，赶上了仁寿年丰牌的一九O号阴丹士林布。一九三九年春季，出乎意料的大销青布，东元盛染厂的青布质量已经超过了利民染厂的万年如意青布，但在市场习惯上还认为万年如意牌的质量好，因而在一九三九年经过一个春季的竞争，在营业上又采取了措施，才压倒了万年如意牌，公认东元盛染厂的名驹牌青布质量高于其它，在价格上取得了领先地位，畅销国内，行销国外。东元盛染厂的名驹青布畅销之后，也带动了双鱼牌深蓝布的畅销，形成了东元盛染厂的两大名牌产品。在市场上的青布和深蓝布的价格，或涨或落，均是比照名驹青布和双鱼蓝布的价格略低一些。东元盛染厂的这两个产品，自一九三九年形成名牌之后，持续十几年，直到解放以后。在一九五五年曾被评为全国各染厂学习的标准产品，名驹青布所以能持续十多年的名牌，除了在染色的温度、操作和前后处理上有所不同外，名驹青布自一九四O年已经不上浆，其它染厂的青布仍持续上浆，因而色光明显不同。至于东元盛染厂的其它产品，如一九O号阴丹士林蓝布、毛巾红红布、盐基性蓝布等，价格均低于上海产品，但均比本市各染厂产品的价格为高。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这三年的业务很好，每年均有较多的盈余。一九四二年粗略统计，存储的棉布、棉纱和存款，约值白细布四万余匹，存储的染化料按年产量五十六万匹计算，超过一年以上的用量。
一九四二年起，日寇进行经济统制，因企业不曾与日商合作，被迫停工，其概要情况记述如下:拒绝与日寇合作。一九三七年秋末，济南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立即军管了三个纺纱厂和各大面粉厂，在社会上也广泛传说，各大企业都要与日寇合作。风声很紧，各大企业均忐忑不安。东元盛染厂是机器染厂中的较大企业之一，设备齐全，有畅销产品，声誉亦好，更为日寇所觊觎。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中，先后有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它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染厂提出合作，均遭到企业经理人的拒绝，始终保持了东元盛染厂是中国人的企业。日寇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百分之五十一，华股占百分之四十九。还说在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多，并给华股董事长的名义，每月可领干薪，不必到工厂上班，在家里等着拿钱。还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以保平安。并对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在合作成功之后，从总资金中提出约百分之五左右的现款，秘密赠予以示酬劳等等。
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时刻，一个企业与日商合作了，就是倒向日寇一边，成了亲日派，成了为人所不齿的汉奸。这是不能做的。但在日寇铁蹄之下，采取什么办法避免合作，这是当时摆在企业面前十分重大的问题。因而，企业的总经理多次召集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和个别谈话，商讨如何对待合作。当时总经理坚决拒绝合作，认为在这个时候，日寇要求合作，是他们抢夺企业的手段之一；我们答应合作，既丢掉了企业，也要落个汉奸的名声,这是不能办的。日商现在说得好听，真正合作了，以后分劈红利是靠不住的。只能是让我们干，我们就继续干；不让我们干，就不干，不能合作，不能当汉奸；当了汉奸，身败名裂，贻害子孙，后患无穷。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坚决不能合作的态度。还商量了拒绝合作的办法：不能硬顶，只能婉言拒绝，始终以“商量商量”的言词，拖延时间。同时也估计到拒绝合作，日寇可能对企业经理人进行迫害，甚至汉奸特务也会以这是对日寇不“亲善”而进行敲诈勒索，招来许多骚扰和麻烦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企业不与日寇合作，确实招来了祸害和麻烦。企业的经理被日寇宪兵队无理逮捕，关押数十日；企业的副经理被日寇宪兵队捕去，备受严刑；企业的营业负责人被伪警察局扣押逼迫承认暴利罚款一万多元，始被释放。一些汉奸特务借故敲诈勒索，更是经常的事。
另外，这几年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为日商说项的中国人，以不同方式、不同的说法提出合作问题。他们有的则是代表日商的一个企业来研究合作，例如日商济南电业公司经理横山政重和日商协华电料行经理田端就是这样。有的则是为了讨好日寇提出合作的，例如一些汉奸特务便是这样。还有一些想从合作中捞点好处来商谈合作的，例如一些汉奸官吏就是这样。他们来商讨合作时，有的就说：“合作了好处很多”，有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锋不可戳”。有的说：“身家性命要紧”，“要慎重研究”。也有的说：“合作了并不算是汉奸”等等。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企业经理人采取“商量”的拖延办法，不正面答复他们，这样经过几次，他们认为不同意了，以后也就不再提了，另外，也因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而避免了合作。兹举两例说明这个情况。
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前后，工厂尚未开工，突然接到日寇西尾司令部的电话，要借用工厂染制军服，并指定时间到司令部商谈。企业遂派副经理去西尾司令部（原大陆银行行址）进行交涉，带去函件的内容，大意是不能借用，理由有二：(一)各部机器的部件已拆卸，短时不能开工。（二）工厂停产已有半年，职工生活困难，如不开工，职工生活无法维持，因而我们自己正准备开工。到了日寇司令部后，一个穿军服的日寇说：“皇军需要军服很急，要借用你们的工厂染制军服”。当副经理表明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回去商量后，这个日寇表示：回去商量是可以的，但要立即把机器安装好，恢复开工。这件事，由于西尾部队很快调到徐州一带，司令部也随着走了，才搁置起来。
一九四一年间，东洋棉纱株式会社嘱托汉奸警察厅长张亚东，张亚东又邀了汉奸民政厅长张思伟(即张星五）和伪济南市商会会长苗兰亭，向东元盛提出合作问题。汉奸张亚东与日寇关系较深，他借着日寇的势力当了山东省的伪警察厅长，他认贼作父，仗势欺人、作恶多端。张思伟原是济南市三大律师之一，济南沦陷后，先担任伪山东省政府的秘书长，后又调为民政厅厅长。苗兰亭是大资本家苗杏村之侄，是济南成大纱厂、济南成记面粉厂、恒聚成粮行的负责人，济南沦陷后，取得了伪济南商会会长的职位。汉奸张亚东先是邀东元盛经理张伯萱到张家中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一再述说合作的条件和合作以后的好处。张思伟和苗兰亭虽然在座，但不说话。当时张伯萱只说“合作是件大事，不能一人作主，要回去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还是商量的语气。在这次谈话之后，张伯萱分别会晤了张思伟和苗兰亭。张伯萱原与张思伟很熟，张伯萱两个弟弟与张思伟两个儿子均是中学同学，彼此常有来往，感情亦好。张伯萱与苗兰亭既是桓台同乡，又都是工商业者，经常来往，有通家之好。张伯萱凭借这些关系，向苗兰亭、张思伟表示不能合作，要求他们帮忙。他们二人都表示，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劝你们合作，至于这件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说不上来，你先应付一下再说吧。
以后，张亚东等三人，又邀经理张伯萱在苗兰亭家中谈话，张亚东还是重复述说要“合作”的那套老话，张伯萱则说现在正在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就有些不耐烦，语言急躁。张思伟和苗兰亭仍不说话。在这次谈话之后，又隔了十多天，苗兰亭在石太岩饭店请吃饭，在座的仍是张亚东、张思伟、苗兰亭和张伯萱四人，张亚东又谈“合作”问题，他厚颜无耻地说:“中日亲善嘛，合作是很有好处的。日本人和我们合作，这是很瞧得起我们，不要不知好歹。不要不看大局，今天是什么时候，不和日本人合作能行吗?北京有一个房主，宪兵队要用他的房子，给他搬家费，叫他让出来，他不愿意，后来被强占，房子没有了，搬家费也丢了”。最后张亚东见张伯萱仍不答应，便说:“皇军来合作，这是瞧得起，谁叫你亡国啦”,张思伟和苗兰亭仍是默默不语，不表示态度。张伯萱还是说回去再商量商量，遂不欢而散。在这次谈话之后，企业经理人又进行了研究，大家仍坚持要干自己干，不叫我们干，可以抢占了去，反正不能合作。大家也都作了企业被抢占、个人自找出路的准备。但自此之后，张亚东调到北京去了。东洋棉纱株式会社提出的合作问题也就消逝了。
一九四二年日寇实行经济统制，凡不是与日寇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一类，不当作生产单位，只能作批发出售，不能购原料进行生产。因东元盛染厂未与日寇合作，不能定为生产单位，必须将存货全部售罄。为了免遭“惜售”之罪，企业经理人共同商定，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按日寇的官价出售一空，企业损失了数十万元。虽然如此，伪警察局仍逮捕了营业负责人之一蔡润卿，拘留十多天，罚款一万元始被释放。经过日寇的经济统制，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被迫停工，辞退了大部分工人，仅保留了技术工人作为护厂人员，以迄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抗战八年，终于盼到了胜利。受了八年日寇铁蹄蹂躏之苦的沦陷区人民，真是欢欣若狂。而工商业者更认为“从此买卖好做了”，企业发展大有希望。但国民党反动派来到济南后，以抗战有功的姿态，傲视沦陷区人民,以沦陷区人民为“汉座”（即汉奸之意）进行敲诈勒索。对工商业者的迫害摧残，无所不用其极。东元盛的营业部，每日应酬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筹措捐款，成了企业的主要活动。应酬之繁、捐款之多，实难计算。不但如此，在东元盛染厂附近国民党驻军竟以修筑军事要塞为名，要拆除工厂，这明显的是进行敲诈，经企业经理人多方奔走、托人说项，始避免了拆厂之祸。由于国民党破坏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济南成为孤城，工厂所需白布需用飞机由青岛运来，电力供应紧张，电灯公司要靠各厂供给煤炭才能供电，染化料亦不齐全，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再加通货膨胀，“法币”日益贬值，企业越来越严重暴露出虚盈实亏，同时美国商品倾销市场，直接排挤了国内产品，促使了民族工商业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状态，偶有生产，数量亦少，也不能保证名牌质量。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企业生产情况就是如此。
一九四八年春，已临济南解放前夕，企业为了避免战火中遭受损失，遂将仅存的少量物资分存在济南、青岛、上海三处，又派人到四川，并调去一部分物资准备建厂（在青岛、上海和四川所存物资于解放后，次第调回济南）。
一九四八年秋，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东元盛染厂没受战火的破坏。解放军进城后，政府派干部进厂保护了东元盛染厂，也没有遭到意外损失。东元盛染厂随着济南的解放，也解放了。一九四八年秋，经核资，全厂财产折算人民币为一百八十万元。主要股东是张伯萱、史懋曾、史懋冉、张让青、张东木。原是水牌经理后改为股东的有王文生、姜子俊、蔡润卿、史正己等。当时主要设备有：烧毛机一部、洗水机两部、开布机一部、精练罐两部、丝光机两部、卷布机一部、染槽二十四个（木槽八个、铁槽十六个）、烘干机四部（17筒）、拉宽机两部、跑空机一部、轧光机一部、挂码机一部、卷板机一部、锅炉（五吨的）两台，以及水泵、马达等等。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东元盛染厂在党和人民政府以及国营经济的领导与扶持下，获得新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产不断提高，设备不断增加。特别指出的是增加了一台八色印花机。在管理上不断改进。并逐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部分为国家加工到全部为国家加工。一九五四年走上了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性质改变了，经营管理有了根本变化，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公私合营十二年以后到一九六六年冬，企业成了国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