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光寺位于成都市北郊新都区，占地120余亩，建筑面积将近2万余平方米，规模宏大，文物丰盛，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与成都文殊院、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并列为中国南方“四大禅林”。据说，它最早建于东汉年间，时称“大石寺”，但目前还没有查到确凿的史料。
那么，它为什么叫宝光寺呢？相传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破了长安城，唐僖宗逃到西川，把大石寺作为一处临时行宫。寺中有座“福感塔”，是一座木塔，当时已经损毁。一天晚上，唐僖宗在寺内散步，忽然看见福感塔的废墟中散发出一片紫色霞光，他赶快召来随行的悟达法师，问个究竟。悟达法师说，那是塔下面的舍利子在放光。舍利放光，是祥瑞之兆，黄巢已平，陛下很快就可以回京了。唐僖宗听了，赶紧命人挖开废墟，果然挖出一个石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有十三颗舍利子。于是大喜，下令重修大石寺，并更名为“宝光寺”。将原来的木塔重建为十三层石塔，把舍利子放在塔下，并称之为“舍利宝塔”。
但以上只是传说，因为据1996年在寺内出土的唐碑《施衣功德碑》可知，早在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寺名就已经是宝光寺了，但这个寺并不是和唐僖宗没一点儿关系，因为黄巢作乱的时候，唐僖宗的确曾经在宝光寺居住，这有当时遗留的两个石柱作证。
通常，在一所寺庙的山门殿里，都塑两个佛教大力金刚，作为寺庙的护法，但在宝光寺里，却安排了两个文化人坐在那里，与神佛一起享受香火。这是为何呢？
原来，这一老一少两位文化人就是明朝鼎鼎大名的杨氏父子。因为宝光寺自宋元改朝换代以来，几经损伤，直到明朝中叶还没有恢复元气。于是明代正德年间，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状元杨升庵父子捐修宝光寺，新盖成的寺庙十分宏大壮丽。为了纪念杨廷和、杨升庵父子的功德，人们就在宝光寺的山门殿内，塑造了他们俩的像。左边是父亲杨廷和，头戴方巾，身着便服，神态安详，左手拿着功德簿，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好像是正写完了善款的数目一般；右边是儿子杨升庵，头戴乌纱，身着朝服，面容慈祥，右手托着大元宝。杨升庵又名杨慎，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才子，《三国演义》全书开头那首大名鼎鼎的《临江仙》就是他写的，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有人说杨慎父子生前乐善好施，去世后就变成了佛教的护法菩萨，所以才会被供奉在宝光寺的山门殿里。
宝光寺建成后好景不长，明末天下大乱，虽由杨氏父子捐款修建但很快又毁于战乱之中。到了清康熙九年（1670年），禅宗临济宗第三十五代祖师破山海明派弟子啸宗印密禅师筹款重修宝光寺。由于筹措不到足够的经费，直到乾隆初年，宝光寺的庙宇还是残破不堪。此时的方丈是恢彰禅师，他为此立下宏愿，一定要募到足以修复寺庙的善款，否则至死也不回四川。恢彰禅师出川之后，一路来到北京。化缘过程很是艰难，很久才能化到一点点钱。因此他每积攒几两银子，就存到银号去。一天，恢彰禅师拿了一两二钱银子去银号存钱，在银号里遇见了一位富商。富商见和尚拿着这么少的钱都上银号，就问他：“和尚是从哪座山来的？”因为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占多”，所以一般都这样问。恢彰禅师心想我们宝光寺位于川西坝子的中心，哪有什么山啊？忽然，他想起了唐僖宗住宝光寺时木塔下面放出霞光的事，于是脱口而出：“四川新都紫霞山。”富商又问他存这些钱干什么，禅师就一五一十地讲了缘由。富商听完说，那你还差多少两银子？禅师算了算说，还差三千两。富商说，今天我们在这相见，也算是缘分，这三千两我给你。你回成都府兑换，然后去修庙。恢彰感激不尽，起身向富商行了一个大礼，接受了银票。临别时，恢彰请富商以后来四川游历。富商应允道：“好啊，我以后有时间一定到你们紫霞山去烧香拜佛。”
等恢彰回到成都府兑换银两时，才知道送他银票的“富商”，居然是微服出行的乾隆皇帝！没过多久，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消息就传到了新都，恢彰禅师听了十分着急，心想，皇上来四川，一定会“到紫霞山烧香拜佛”，可是紫霞山是没有的啊，自己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情急之下，他安排寺里的和尚白天睡觉，晚上挑土垒山，垒了一个多月，紫霞山就在宝光寺的北边“长”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