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离世没几日，他的秘书们心情特别沉重，来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动手收拾周总理留下来的东西。收拾办公桌时，秘书们翻出了一堆堆凝聚着周总理心血的文件。看着这些文件，他们脑海里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周总理埋头苦干的模样。那一瞬间，泪水忍不住就从眼眶里流了出来。有人意外撞见了一份神秘文件，翻开一看，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签名，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这是毛主席两年前给出的指示，奇怪的是，这份指示竟然一直没被公开过。大家聚拢过来一起看时，发现毛主席下的那个最高指示，原来是关于一个对周总理特别关键的人物。这时，大伙儿才恍然大悟，这份指示其实早被周总理悄悄收起来了。那么，周总理一直都是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为啥他会把毛主席发的那个最重要的命令给留住了？这个命令是关于谁的？【“这个问题，过去也有不少人问过我”】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毛主席和朱老总都夸周总理是个“得力助手”。他一边忙着带着大家治理战争留下的烂摊子，恢复经济和生产，一边还得费尽心思地筹建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建立政务院和它下面的部门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可没少费心思。他们琢磨来考虑去，不光选了像董必武、陈云、李维汉、罗瑞卿这些在党政军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请了不少跟共产党一直合作得很好、声望很高的民主党派头头、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还有那些没加入任何党派但很有本事的人。请这些民主人士、社会上有声望的人以及无党派的朋友出来工作时，周总理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有的人家他甚至跑了不止一次，亲自上门去劝说。黄炎培这个人，他向来就不喜欢当官。在北洋政府那会儿，人家两次请他去做教育局总长，他都给拒绝了。周总理知道了，也是真有耐心，连着两次劝他出山帮忙。黄炎培一开始还是老样子，打死也不当官。他说：“你瞧瞧，1946年那会儿我才68岁，就觉得自己老了，干不动那些官场的活了。现在我都72岁了，还怎么去当官？”周总理细心地对黄炎培解释说：“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当官可不一样了。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咱们不是在当官，而是在干活，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
聊了两个钟头后，周总理终于劝动了黄炎培。不过，黄炎培说，他还得跟朋友们商量商量，才能最后决定。第二天，黄炎培跟几个好朋友聊了聊，他们都说他应该接这个活儿。巧的是，晚上周总理又亲自到他家来问他怎么想。黄炎培看周总理这么诚恳，心里也动了，最后就答应了，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还兼着轻工业部部长。周总理精心筹划，对所有起义将领、主动归顺的人员以及那些有才能的人，都根据他们的本事来安排岗位，让他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所以，周总理的精心布置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好评和赞扬，大家都纷纷夸奖：“中国共产党真是下了大功夫，考虑得太周全了，周总理这个名字里的‘周’字，他真是当之无愧！”琢磨政务院人员构成那会儿，好多党内外的名人大腕都跟毛主席和周总理提议，想给邓颖超在政府里头谋个差事，好让她的本事都能使上劲儿，在新中国建设中大展身手。可周总理，每次都客气地给挡回去了。关于这事儿，“和平将军”张治中，那位受过周总理和毛主席热情款待的人物，他特地去找了周总理，跟他讲：周公，大伙都说你这位周总理，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周全”总理。但话说回来，你也有疏忽的时候，就是怎么着也得给邓颖超同志找个部长当当，这样大家心里才服气。周总理听完之后，笑着摆手说：“文白先生，这事儿你就别费心了，交给我就行！”张治中只好应了声，接着就跟周总理聊起了别的话题。
周总理与张治中的交往，似乎并未构成什么难题。然而，当谈及党内同志的安置，尤其是邓颖超未安排职务一事时，即便是与周总理、邓颖超私交甚笃的江鲜云，也难免心存不甘。邓颖超这个人，1925年3月就加入了共青团，5月就成了党员，是个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她和周总理还一起参加过中共的“六大”会议。她在革命斗争中可是个关键人物，参与领导了白区的斗争，还走过了那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在瑞金那会儿，她就是中央机要局的局长了。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选中共的参政员，她还被选上了，是七位代表之一。所以说，论能力、论资历、论声望，邓颖超当个正部长，那绝对是绰绰有余。江鲜云到西花厅做客时，就问周总理：“总理，邓大姐身子骨硬朗，能力又强，你咋不让她去政府里干点活儿？”听到这话，周总理没吭声反驳，而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露出笑容，说道：这个问题吧，以前也有挺多人问过我。就在国家刚成立那会儿，党内党外的朋友都聊起过。还有人试着说服我，但我就是觉得不妥。你想，我是政府总理，要是小超也当个部长，那不就乱套了嘛。别人会把她说的话当成我说的，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点头的。这样一来，家里的事儿和工作的事儿就分不清了，对我们党的事业不好，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影响。周总理把茶杯一放，瞧瞧江鲜云，又瞅瞅老婆邓颖超，然后毫不犹豫地说了句：“只要我还干着总理这活儿，小超就别想进政府上班！”讲完后，周总理转头望向妻子邓颖超，邓颖超心领神会，轻轻地点了点头。
周总理不光是嘴上说了，实际上他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从1949年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当上了国家总理，一直到1976年1月他去世，这整整26年里，邓颖超一直担任着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职务。可在这期间，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半句。【率先垂范】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特别看重培养党内干部清正廉洁的品质。他自己也是说到做到，不光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和家人也是管得很严。“一个人发达了，全家都沾光”这种老想法，是从封建社会带过来的坏观念。但在那时候的新中国，大多数人还是很难丢掉这种想法。为了让家里人明白事理，早在1946年，周总理就跟家里的亲人讲过，人这一辈子得靠自己去拼去闯才有出路。邓颖超，作为周总理的伴侣，她不光是家里的一把好手，把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让周总理能安心忙国家大事，而且她还特别热心妇女解放工作，全身心投入其中。不管啥时候，邓颖超干啥都是公公正正，从不为自己谋私利，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建国没多久，邓颖超就跟周家的亲戚们说了个规矩：谁要是来北京办事或者看病，都得住在国务院的招待所里，吃饭也得去招待所的食堂。有工作的就自己花钱买饭，没工作的，邓颖超之后会帮着给饭钱。要是想看文艺演出，那就得自己买票，不能用公家给的招待票。平时，不能用公家的车，也不能请客送礼，更不能出去说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戚，显摆炫耀。
为了打破那种“老公有权有势，老婆也跟着沾光”的老旧想法，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邓颖超女士，她不光是全国妇联的副主席，还是咱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夫人。她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在外交场合上地位是一样的，可苏联那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夫人往往都被晾在一边。所以，她就跟周总理商量说：你要是代表国家去搞那些重要的国务活动或者外交活动，就只能用你周恩来的名字，别把我的名字邓颖超也给扯上。要是把我的名字也加进去，那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生活都不对劲，也不合我们男女同志、共产党员讲究独立自主的原则。周总理特别支持老婆邓颖超的想法，所以每当他要出国访问，都是自己一个人出面，邓颖超从不跟着。在国内接待外国朋友的时候，请帖上也只写周总理的名字，邓颖超的名字从来不会出现在上面。邓颖超也很注意这一点，一直按照这样的规矩来办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次，外交部的礼宾司人员不小心搞错了，他们把本该写给一位到访的亚洲国家总理和他夫人的宴会邀请函，错印上了咱们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名字。邓颖超瞅见那请帖后，赶紧去找周总理，跟他说：“这请帖有点不合规矩。你是以总理的名义请人家嘛。你请客，我乐意当你的家属帮忙招待。但请帖上可千万别印我的名字。”周总理听了老婆的话，立马给外交部管礼仪的那边打了个电话，还好请柬那会儿还没发出去。
1952年，国家做了个决定，把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方式从以前的工资制换成了新的工薪制度，一共分了二十四个级别。那时候，给行政干部定工资主要看两点：一个是你当的官有多大，官职越高，工资级别自然就上去了；再一个就是看你参加革命工作多久了，参加的时间越长，工资级别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革命经历那是杠杠的，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顶尖领导。有人提议说，党和国家的头头们应该拿最高的工资，也就是一级工资。这时候，毛主席主动站出来说：“咱们，都拿二级工资算了，把一级工资留给那些为革命丢了命的英雄们。”于是，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周总理等一众国家领导人积极响应，都主动选择了领取行政二级的工资标准。邓颖超是全国妇联的副主席，她的工资原本定为三或四级。但当她了解到毛主席、周总理这些中央的大领导们都是拿行政二级的工资时，她立刻就说：“给我定三、四级太高了，五级才合适，不然周恩来也不会答应的。”邓颖超提出的这个请求，中央很快就点头同意了。毕竟，她从20年代就开始投身革命，这事儿她来做，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没过几天，周总理看完西花厅员工工资等级的评定后，赶紧跑到邓颖超工作的地方，直接就跟她说：“小超，你跟中央要的五级行政工资，已经批下来！”
行，现在咱们都靠自己劳动赚钱过日子了。周总理微微一笑，然后真诚地说：“小超，你最近身体不太好，上班也不太规律，我觉得，五级工资以上对你来说就足够了。”邓颖超望向周总理，心里头明白得很，周总理这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那种一当上大官，就给家里人谋好处、光大门楣的老思想。她对老公的做法，那是百分之百地赞成。过了一会儿，邓颖超微微颔首，说道：“行，六级就六级，我听你的安排。”说完，她便拿起笔，给中央写了封申请信，申请把自己的薪水降到行政六级。邓颖超为人通透，分得清公与私，干啥事儿都先想着党和人民，从不仗着周总理的身份搞特权，给自家捞好处。她真的是大家伙儿心里公认的，周总理的好帮手。【毛主席下达的最高指示，被周总理偷藏2年】1972年的时候，周总理查出来得了膀胱癌，可他一直不愿放下手里的工作。就这样，一直到1974年，周总理才和邓颖超女士、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照顾他的医护人员道别，离开了他们夫妻住了二十四年多的中南海西花厅，搬去了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住院期间，周总理除了接受治疗那会儿，其余时间他都在不停地忙碌工作，经常加班到很晚。
邓颖超看到周总理那股子惊人的拼劲儿，不顾身体玩命地工作，心里头真是焦急万分。一到晚上，总理就因为太累了，连在办公桌前都坐不住，只能挪到病床上批文件。邓颖超心疼得不行，赶紧吩咐工作人员给总理做了个特别的小木桌，一边是高的，一边是低的，还加了边框，方便在床上用。从那以后，周总理的好多批文都是在这张小桌子上搞定的。1975年那会儿，周总理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到了9月份，他跟医生说，心里头就想着回西花厅。其实那时候，总理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的病是好不了了。他就盼着能回西花厅，和邓颖超夫人一起，安安静静地度过剩下的日子。可是，尽管周总理提出了这个要求，医生们仍旧没有答应。他们心里头放不下周总理那沉重的病情，觉得只要还有一点点治疗的可能，就得全力以赴，不能让他出院。1975年冬天12月份，周总理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有时候会清醒一阵，但更多时候是陷入昏迷。医生私下里也跟邓颖超说了，让她有个思想准备。有一次，周总理精神挺好的时候，邓颖超就带着秘书赵炜一块儿去看他。周总理一瞧见邓颖超，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她，一直没挪开。过了好一会儿，他伸出手，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很认真地说：“我心里还有好多好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说。”
听到这话，现场的人们都忍不住眼里泛起了泪光，纷纷低下了头。邓颖超长时间地望着周总理，她嘴角挂着笑，但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轻声说道：“我其实有好多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看到老婆眼眶里打转着泪珠，周总理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起来。等了一会儿，他故作轻松地说：“那干脆全带上得了！”讲完这话，周总理转头对站在旁边的赵炜说：“你得帮我好好照顾大姐！”听到这话，现场的人们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伤，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1976年1月8日早上9点58分，咱们深深爱戴的周总理，在大家的万般留恋中，静静地走了。周总理走了以后，没有多大的坟地，也没有立碑，但他的名字和做的好事，却被亿万老百姓深深地记在了心里。他这辈子，早就和咱们国家融为一体了。
周总理走了没多久，秘书们开始整理他的东西，结果在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了一份毛主席的秘密指令。这指令是1974年，也就是两年前发的，大家之前都没见过。等他们仔细看了指令内容，发现里面提到了邓颖超，一时间，所有人都忍不住哭了出来......1974年，国家准备开那个“四届人大”会的时候，有人就说，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个副委员长的位子。这么多年，邓颖超一直在全国妇联当副主席，干得特别卖力，她的本事大，给新中国出的力，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个提议，政治局的人全都点头同意了。1974年快结束的时候，周总理不顾身体不舒服，还是坐飞机去了长沙。他主要是去给毛主席做工作汇报，并且和毛主席一起商量确定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除了别的人员调配的事儿，毛主席特地给邓颖超的情况下了个指示——政治局这边，我觉得在四届人大上，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个副委员长的位子挺合适的。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不过，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对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他大都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去传达和执行了。但唯独邓颖超委员长的安排，周总理给瞒了下来。他悄悄地把毛主席的那个重要指示塞进了自己抽屉里，谁也没给看。一直到周总理走了以后，大家才发现毛主席的那个指示，它这才算又见了光。
1976年年底时，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把毛主席的那个最重要的任务给办妥了。按照毛主席生前的规划，决定增加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并打算在之后的全体会议上正式承认这个决定。从那以后，邓颖超接过了党和国家的众多关键岗位。到了她晚年的时候，心里那份初衷还是没变，一直紧跟着周总理生前的愿望，不停歇地为党、为国家、为老百姓出力。1992年7月11号，邓颖超老人离开了我们，当时她88岁。看看周总理和邓颖超这一辈子，他们俩真是严于律己、大公无私的革命夫妻。活着的时候，满心满眼都是共产主义事业，拼尽全力去追求。去世后，还是把一切都留给了人民，真是做到了全力以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活着为了人民，死了心里还是装着人民。他们高尚的品德、宝贵的精神、超凡的境界、清廉的作风，树立了一座永远矗立在人民心里的纪念碑。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功绩与高尚品德，会永远铭记在历史书籍和老百姓的心里。他们同样会在祖国的广袤土地上，被人们长久地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