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某一天，济南军区的大门口冷不丁出现了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大爷。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在外头东奔西跑的，大爷的脸色蜡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也脏兮兮的，看上去就跟个在路上要饭的老头没啥两样。大门口站岗的士兵看到一位老人家在军区大门口走来走去，不停地往里瞧，好像有啥事儿不好说，就自己走过去问老人有啥需要帮忙的。
当那位小同志表达关心时，老人眼眶泛红，手有些发抖地从包裹里拿出一张已经被揉得旧巴巴的报纸。他用手指着报纸上的那个人，说：我叫侯礼祥，但有时候也用李祥这个名字。我以前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走过那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今天特地到这儿来，就是想找找以前一起打仗的老兄弟，还有我的老领导，想把丢了20多年的党员身份给找回来。听到老人家呜呜咽咽地讲述，哨兵半信半疑，赶紧从他手里把报纸拿了过来。哨兵仔细一瞅，心里吃了一惊，敢情这老爷子要找的老战友，是个大人物，正是荣获上将军衔、那会儿当济南军区司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领导——杨得志将军。
【参军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党员们其实有两辈子。头一辈子，是妈经过十月怀胎给的血肉之躯；而第二辈子，则是入党后，那份坚守一辈子的信仰给的政治生涯。1915年那会儿，荆州城里来了个小叫花子。他穿得破破烂烂，小脸蜡黄，瘦得皮包骨，个子又小，找不着能干的活儿，只能沿街讨饭。这小叫花子，就是才15岁的侯礼祥。其实，侯礼祥并不是荆州土生土长的人。他1912年在江陵县熊河镇的侯垱村出生。虽然他的爸妈都是种地的农民，但他们特别勤劳，所以侯家的日子还算宽裕。侯礼祥在一个和谐又开明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他上过4年的私学。跟同龄人比起来，侯礼祥在想法上更为老练，对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一套看法。侯礼祥12岁那年，运气真是差到极点，他爸妈因为一场意外走了。这样一来，这个本来就不怎么宽裕的家，就只剩下侯礼祥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一个人艰难地生活着。
钱被侯礼祥花得差不多了，家里也没啥积蓄了。为了不挨饿，他只好跑到荆州，开始了艰难的漂泊生活。想想看，一个没啥文化，力气也比不上大人的小孩，在这大城市里找活儿干得多难？肯定的是，在撞了无数次南墙后，侯礼祥没办法，只能跟着当地的乞丐，靠要饭来过日子了。在这帮乞丐里头，有个叫梁子的，对那个小男孩特别上心。梁子个子挺高，眼睛亮堂堂的。而且吧，不管是他说话那气派，还是他跟人打交道那套本事，都根本不像是个“正经”乞丐。说白了，那个混在乞丐堆里的梁子，其实是我党秘密工作的同志。跟侯礼祥这小子处了几天后，梁子觉得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思想上挺有见识，就琢磨着要带他一起去当兵。梁子提出建议后，侯礼祥一想到家里那几亩地被地主恶霸给霸占了，心里就窝火。他猛地攥紧拳头，眼神变得铁定：“只要当兵能把咱们农民的地从那些地主手里抢回来，我跟你走！”侯礼祥的话一出口，梁子心里头猛地一颤，他紧紧抓着那少年的手，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1927年那会儿，梁子领着侯礼祥从沙市的洋船码头启程，直接把他送到了我们党在汉口安排的一个住处里。1928年那会儿，16岁的侯礼祥被调到了工农红军的红三军团5师14团。登记名字时，他只说了自己名字的后俩字，结果就这么巧，他的名字被误写成了“李祥”。那时候的侯礼祥纯真无邪，一想到梁子的特殊身份，就觉得名字可能只是他在组织里的一个称呼而已。那时候的他，压根儿没想到，就因为那次的机缘巧合，居然让自己的一生都错位了，留下了好多遗憾。
【红色的岁月】1929年3月份，侯礼祥因为在军队里头表现出色，他加入红军才短短一年时间，就顺利被批准加入了党，成了一名让人骄傲的共产党成员。对一个在世上漂泊快3年的孤儿而言，军队成了他生命里最暖心的依靠。这儿的训练多得做不完，汗水也是流个不停，但侯礼祥心里头记得清清楚楚的，是组织给的温暖和战友们的关心。要说哪个战友最让他忘不了，那肯定是比他早来部队的杨得志。杨得志和侯礼祥年龄相仿，杨得志也就比侯礼祥大那么一岁。说来也巧，他俩头一回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合得来。不光是志趣相投，连理想信念、喜好啥的都差不多，总有说不完的话。因此，说到职位，杨得志确实是侯礼祥的上头领导，不过在日常相处中，他们俩却跟亲兄弟似的，关系特别好。
1934年，第五次对抗国民党围剿的行动没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就带着红军的主要队伍，踏上了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旅途。横渡汹涌的大渡河，飞奔抢占泸定桥，勇猛攻打腊子口，长征这一路，真是步步艰险，处处挑战。侯礼祥和杨得志两个人，心里一直记着党的目标和责任，碰到再大的难处，也绝不拐弯退缩。他俩，一个是红一军先锋队的营长，另一个则是红一军的团长。两人配合默契，一个管指挥，一个管行动，带着手下的战士们，给后面的大部队开路，清除所有障碍。1935年9月16号那天，在腊子口打仗时，杨得志被国民党军队的火力打得受了重伤。眼瞅着战友加兄弟有危险，侯礼祥一点都不含糊，豁出命去，硬是把杨得志从敌人的包围圈里给拽了出来。这次杨得志不顾一切地救了侯礼祥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铁了。他们发誓要以天地为证，结拜为没有血缘的好兄弟。
1936年2月份，因为这两位在大渡河上勇猛冲锋的战士，在抢夺泸定桥那场大战中立下了大功，所以在分发奖赏的时候，侯礼祥就被提拔成了红一军第13团的团长，而杨得志，也被提升为了二师的师长。那时候，因为侯礼祥在战斗中右腿大腿骨受了伤，脖子也挨了子弹，所以在1937年，部队就商量着把他送到瓦窑堡医院去养伤。侯礼祥觉得，在瓦窑堡养伤的那段日子，是他这辈子最轻松惬意的时光。在那里，他不用为吃饭发愁，心里也不再感到没着没落。侯礼祥这名战士在部队里备受重视，除了养伤，他还被选去上了红军大学，那可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在那儿，他和杨得志他们一起，接受文化的再培训。想了解一个人的为人，看他怎么交朋友就知道了。在瓦窑堡那段养伤加学习的日子里，侯礼祥因为性格真诚谦虚，又有股特别的吸引力，不光跟杨得志关系铁，还跟我军里出了名的猛将许世友将军成了好朋友。这事儿传得挺广，连周总理都亲自来瓦窑堡看望这位年轻有本事的小战士。杨得志红军大学毕业后，就挑起了八路军115师某团团长的担子，继续率领战士们在战场上勇猛冲杀。另一边，侯礼祥被安排做了中央军委警卫团第一团的副团长，他留在了延安，专门负责保护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虽然他们俩因为工作不一样，走上了不同的路。但作为侯礼祥的铁哥们和好战友，杨得志心里一直认为，他俩的革命信念那么合拍，只要一直往前走，早晚有一天能在成功的顶峰碰头。可没想到，到了1955年9月解放军搞授衔那会儿，他发现自己和杨勇等1048位老战友都榜上有名，得了大荣誉。但和他还有杨勇他们一起拼杀多年的侯礼祥，却像突然消失了一样，怎么找也找不到人了。
【穿越时光的救助信】1961年的某一天，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工作时，意外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信。这封信的寄信人，竟是多年没联系的老朋友侯礼祥。收到侯礼祥的信，杨得志高兴坏了，他急不可耐地撕开信封，想看看里面写了啥。他看完信后，眉头拧成了一团，不停地叹气。信里提到的那些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小细节，让杨得志确定写信的人肯定是侯礼祥。但信里说的那些事儿和要求，让杨得志心里明白，这封信其实就是老战友在向他求救！说起来也挺惨的，侯礼祥自从上次在学校碰面后，日子就一直不太顺。倒霉的是，他还把能证明自己是谁的证件都给弄丢了，结果被人冤枉成了“特务”。这次写信给你们，是因为他最近无意间在路边小摊的报纸上瞧见了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事儿，心里就琢磨着，或许能靠各位老战友伸把手，帮他把自己的党员身份给重新找回来。侯礼祥写的求助信，情感真挚，看得人心里暖暖的。虽然信不长，没细说这些年他到底碰到了啥难事儿，但不管是提到对老战友的想念，还是现在日子的不容易，都足够让曾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杨得志忍不住掉眼泪。
由于工作实在太忙，杨得志只能赶紧给侯礼祥写了封简短的回信，证明他的身份。信里他还告诉侯礼祥，只要把这信交给当地政府，就能帮他恢复名声了。杨得志琢磨着，等把手头的事儿都摆平了，他和兄弟俩得找个空儿好好聚一聚。但谁能想到，这一晃眼，竟然又过了十年。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71年那会儿。哨兵挺机灵，把侯礼祥要来的事儿，稳稳当当地告诉了杨得志。当听说十年前写过求助信的老战友又出现时，杨得志心里挺激动。但一听说这人啥身份证件都没带，连当年自己写的那封信也拿不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杨得志琢磨了一下，还是让他先写份书面证明，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侯礼祥对杨得志的谨慎行事表示完全能懂。想想那时候，国内那些“敌对分子”还没清理干净，身为司令的杨得志不得不提高警惕。在参谋的安排下，奔波了好几天的侯礼祥被带到附近一家旅店，先安顿下来歇歇脚。就在那家旅馆昏黄的灯光下，侯礼祥手里攥着纸笔，脑袋里回放着当年在部队的日子，和杨得志他们那些战友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一边想着，一边就写下了这封像是老革命回忆录的信。等信写完，天都已经快亮了，外面偶尔传来鸡鸣狗叫的声音。
看着纸上自己亲手写的每一个字，侯礼祥眼泪哗哗地流，心里既难过又高兴。不光侯礼祥自己看这信看得直掉泪，后来杨得志读到这信的时候，也是眼泪直打转。杨得志仔细对比了两封信的字迹和说话的方式，心里头百分之百确定，写信的人就是他多年的老战友侯礼祥。想到侯礼祥这些年可能经历的不易，杨得志赶紧叫来警卫，让他们快点把侯礼祥带到自己办公室来。时隔34年，当杨得志再次见到他的老弟兄李祥时，心里头猛地一酸。眼前的李祥，曾经那股子精神头儿，现在却比自己还显得老迈。杨得志作为大哥，心里头是真难受，他直接开口问道：“李祥，这些年你咋就成了这样？”听到这话，这个一辈子都没怎么掉过泪的硬汉子，突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老领导，我这次来，啥也不指望，就想把我的政治身份给找回来！”【流泪的英雄】两个老兄弟，都是从同一个艰难时期走过来的。拼了大半辈子，一个，已经成了国家的重要将领，开国上将，地位显赫。另一个，也是一辈子紧跟着党的步伐，勤勤恳恳，可到头来，却被人错当成“特务”，成了个种地的老汉。说到底，都是一连串的误会和命运的捉弄！这事儿得从1939年侯礼祥因为受伤而“另谋出路”那会儿讲起。
1939年那会儿，侯礼祥因为伤得太重，上头就安排他回了老家江陵县，让他在后方悄悄干些秘密任务。在江陵县，侯礼祥的工作既特别又得保密，所以他只能假扮成开棋牌室的侯文彬来过日子。这也就是为啥杨得志他们后来找了他好多年，却一直都没能找到他的真正原因。侯礼祥表面上是个棋牌室的老板，为了养活一家人，他在打理店铺上可是下了真功夫。比如给客人上茶倒水，还有盯着棋牌桌上的赌局，侯礼祥都是全心全意，一点细节都不放过。侯礼祥的棋牌室因为他那种特别周到的服务，在当地开得挺好，每天都有挺多客人来玩儿。都说热闹背后藏着小偷。有那么一个漆黑的夜晚，侯礼祥没留意，一个贼就悄悄溜进他家，开始偷东西。更过分的是，那小偷要是只偷点钱财也就算了，但他偏偏盯上了侯礼祥藏在床底下多年的一个小皮箱。那皮箱里装的可不是普通东西，而是侯礼祥所有的荣誉和身份证明——军官证、残疾军人证，还有能让他进出红白区的护照。
侯礼祥的政治前途，因为证件的丢失，可以说是遭受了重创！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了1940年4月，侯礼祥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这是他作为地下党员的第一个正式差事-\-他得假扮成国民党的伪联保主任，混进敌人窝里，把组织里的那个叛徒给揪出来。说真的，比起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每一位在隐蔽角落秘密行动的红色密探，背后都藏着许多没人知道的艰难和折磨。干革命这行，他们经常得挨着大伙，甚至是自家人的误解和指责。身为共产党的秘密特工，他们在敌人那边遭的罪，真是想都不敢想，身体和心理都受尽了煎熬。那时候，侯礼祥的情况挺特别，他被江陵县县委书记魏西指派，在当地日本人和伪政府手下做了个保长。因为做了特务，侯礼祥老被当地的老百姓看不起，还常被嘲笑，但他为了早点找出那个叛徒，这个坚强的男人愣是一句话也没反驳过。转眼间，时间晃到了1942年。那年头，湖北的“打铁”将军张秀龙已经带着队伍打进了潜江县。侯礼祥跟张秀龙是老相识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侯礼祥因为一系列事情，跟之前的秘密组织断了联系。张秀龙一来，简直就是给心急如焚的侯礼祥吃了颗定心丸。
真是命运作梗，1942年7月那会儿，张秀龙他们部队眼瞅着就要到潜江县，跟侯礼祥会合了，结果不巧得很，不知打哪儿冒出一股敌军，迎面就冲了过来。由于不清楚对方的实力和背景，为了安全起见，张秀龙决定先带着战士们撤出潜江。没想到这一举动，却意外地让侯礼祥背上了“特务”的罪名。从那以后，这位征战沙场多年的老革命，便踏上了坎坷的“特务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遇到了大麻烦。因为以前的地下组织找不着了，他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当过红军。更糟糕的是，他以前给日伪政府当过保长，被人误认为是“特务”。因为这，村里人对他骂声连连，批评不断，就连亲戚邻居都对他冷眼相看，不给他好脸色。在那些不懂他的人眼里，侯礼祥话越来越少了。每天就是埋头干活，那个曾经被大家看好的革命战士，慢慢地就变成了侯垱村里头一个平平常常的农民。
瞅见这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侯礼祥心里头那个美，琢磨着或许能靠这些老伙计的帮助，把自己的名声给正回来。好几个月东奔西跑的，侯礼祥总算是盼来了杨得志他们几个的回信。信里头，这些老哥们儿一个个都说，愿意站出来给他做个证，证明他的身份，还他个清白。侯礼祥看到老朋友这么关心他、帮他，眼眶都湿润了。他心里头特别暖，觉得这种关键时刻的战友情谊真是难能可贵。同时，他也非常开心，因为感觉自己马上就能洗清冤屈了。真是世事无常，当侯礼祥带着这些信件去找当地政府时，那些干部却一个个满脸不屑，指着信上的“李祥”嘲笑说：“你一个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怎么可能跟济南军区的大首长有交情？”为了管好这个爱闯祸的“刺头”，领导们干脆把侯礼祥留在了当地的林场，不让他跟外面有任何联系，安排他去做体力劳动转变思想。这一转变过程，一搞就是漫长的十年。改造的日子里，侯礼祥虽然过得挺煎熬，但也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以前那些受过的委屈和没办法的事儿，他现在不再抱怨个不停，而是学会了用更宽广、更平静的心去接受和理解。至于要恢复自己红军和党员的身份这事儿，侯礼祥心里一直都很坚定，从没动摇过。1971年，侯礼祥一获得自由，就悄悄溜出了生产大队，直奔济南军区而去。他心里头盼着，能找上济南军区的头儿杨得志司令员，求他帮上一把。
说实话，挺不好意思提的，因为手头紧，这一路我都是搭别人的便车过来的。肚子饿了，就随便摘点地里的黄瓜吃；渴了，就直接到河里捧起水来喝。有一次，我走到一条河前，兜里没钱买船票过河。幸好，有个好心的老太太瞧我挺落魄的，就主动让我搭了她的船。她瞅着我，大概看我岁数不小，还穿得破破烂烂的，就问我去哪儿。我当时挺得意地告诉她，说是要去找我老妈！”侯礼祥停了停，声音带着哽咽说：“我亲生妈妈在我12岁那年就走了。说真的，是党抚养我长大，供我读书上大学，党就是我的亲妈！”说完，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接着，这两位过了五十岁的老革命家，就像小孩子一样，在这办公室里抱头大哭起来。
【永远的遗憾】杨得志工作太忙，没法自己帮侯礼祥把身份问题给弄好，所以就又写了一封信。他让侯礼祥拿着这封信，去找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让曾司令员帮忙处理恢复身份的事情。想着侯礼祥手头紧，杨得志特意给了他二十斤的粮食票还有一百块钱，让他路上用，算是路费。杨得志心里琢磨着，有了曾思玉的帮忙，侯礼祥盼了好多年的心愿这次肯定能实现了。但没想到，侯礼祥急匆匆赶到武汉军区时，曾思玉却因为工作原因不在那儿。更倒霉的是，侯礼祥天天焦急地等着，结果还被那该死的小偷给盯上了，东西差点被偷走。有天，小偷瞅准机会，把他包里的东西全偷了，粮票、钱，还有杨得志亲手写的信都没放过。打那以后，侯礼祥回到老家，心里头就跟被浇了盆冷水似的，彻底凉了，对找回自己身份这事儿，是一点念想都没有了。1974年6月13号，武汉军区的头儿杨得志自己跑到荆州来了。他这次到荆州，主要是想看看当地政府干得咋样，另外也想顺道看看他那位挺不容易的老战友侯礼祥。他压根儿没想到，当跟荆州司令员打听那位老革命家侯礼祥的情况时，司令员却一脸茫然，说压根儿没听过这名字。
当司令员让手下干部把侯礼祥接到江陵县时，江陵县里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一瞅见他的脸，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哎，这不就是那个在林场劳动改造了整整十年的家伙嘛？”虽然侯礼祥的身份问题依旧没搞清楚，但听到那些歪曲真相的话，杨得志立刻紧紧抓住侯礼祥的手，坚定地回应说：我用我的良心和党员身份发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绝对不是特务啥的。在长征那会儿，他可是我救命恩人，红军里的一个团长；在红军大学，他跟我志同道合，是同班同学；党里出了叛徒那会儿，他默默承受委屈，是个了不起的红色特工。让这样的英雄既受伤又心寒，真是党和人民犯的一个大错！
侯礼祥虽然重新获得了军人的身份，但由于组织规定等种种因素，一直到他1991年离世，党籍的事情都没能处理好。这事儿，就成了这位既流过血又流过泪的英雄，心里头一个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