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对原文的白话翻译及创作的文章：
白话翻译
《全蜀艺文志》在明朝有嘉靖、万历两个刻本，均与《四川总志》一同刊印，从未单独发行。嘉靖二十四年的版本是最早的刻本，卷首收录了嘉靖二十年巡抚刘大谟的《重修四川总志序》。序中提到：“我与合川的王侍御，趁着杨慎（升庵）因公事之便、杨名（方洲）赋闲之际，再次征召他们，共同编纂此书。恰逢侍御谢狷斋到来，他也乐于支持，于是不到两个月，便完成了编纂。随后，又委托周宪副木泾、崔佥宪楼谿重新整理编集。”接着是巡按御史谢瑜的《重修四川总志》序，其中写道：“巡抚刘大谟（东阜公）倡议修志，前巡按王元正（合川王子）响应，于是礼聘杨慎（升庵）、王舜卿（玉垒）、杨名（方洲）分工撰写，仅用两个月便完成初稿。”（此序也见于嘉靖《四川总志》卷末，但标题为《重修四川总志后序》）之后是杨慎的《全蜀艺文志序》，他写道：
我的父亲在翰林院时，曾收集袁说友的《成都文类》、李光的《固陵文类》，以及成都丙、丁两《记》和《舆地纪胜》等书，广泛搜罗，计划编纂《蜀文献志》，但未能完成。如今我看着父亲的遗稿如新，感慨他的遗愿未竟，而自己已被贬南方十八年。嘉靖辛丑年（1541年）春，我因军务暂回故乡。巡抚刘大谟（东阜公）礼聘旧史官王舜卿（玉垒）、杨名（方洲）编修《四川总志》，并让我负责“艺文”部分。于是我翻检旧书箱，查阅随身文稿，参考近期地方志，又采集各家文献。筛选精华，删减冗余，拾遗补缺，剔除糟粕……最终博采约取，编成七十余卷。编纂工作在静居寺的宋、方二公祠进行，始于八月乙卯日，终于九月甲申日，历时二十八天完成。虽然速成令人惭愧不如汉代刘安的捷才，也缺乏《吕氏春秋》悬赏求改的严谨，但我仍委托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交付刻印。……嘉靖辛丑年九月十五日，贬居博南山的成都人杨慎作序。
综合以上三篇序言可知，嘉靖《四川总志》由王元正、杨名、杨慎共同编纂，其中杨慎负责“艺文”部分，仅用二十八天便完成七十余卷的《全蜀艺文志》，其编者身份毋庸置疑。其后王元正的《全蜀人物志序》详细记载了修志过程：“于是派遣使者，以礼聘请杨名（方洲）从遂宁先至，杨慎（升庵）从新都继至，我（王元正）从茂林最后抵达，借住宋公祠，分部门工作。杨名约一个月完成任务离开，杨慎约两个月完成后离开，我则用了三个月才告成。……此志由巡抚刘大谟与巡按王元正发起，不久王元正北上，谢狷斋接任巡按，协助完成。最终缮写编订为二十六卷，立论十三篇，希望借助高明之士，启发我们的愚钝。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日，玉垒山人盩厔王元正撰。”
王元正提到“杨名约一个月完成，杨慎约两个月完成”，与杨慎自述的“二十八天告成”略有出入，可能是王元正记错了时间，实际应为“杨慎约一个月完成”。此序所述为嘉靖二十年的初稿，未提刊刻。明代何宇度在《太平清话》中称：“《全蜀艺文志》为杨慎所编，搜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近于尽，可谓广博。可惜过于繁复，原刻本存于藩司，现已不存。”但何宇度作为明神宗时期的人，所谓“刻在藩司，已不存”应指嘉靖二十四年本。实际上，嘉靖版《全蜀艺文志》是《四川总志》的一部分，何来“二书”之说？嘉靖二十年的初稿未经刊刻便转入重编，这一点刘大谟的序已说明。王元正序提到初稿“总二十六卷，立论十三篇”，而《太平清话》称“仅《艺文》一卷为杨慎所选”，说明作者见过王元正的初稿，反而是何宇度可能未见过这两部书。何宇度提到“刻本不存”，推测他所见的《全蜀艺文志》可能是抄本，因此脱离《四川总志》单独流传也属正常。
嘉靖《四川总志》卷末的崔廷槐《四川总志后序》进一步补充了编纂细节……
文章创作：《杨慎：贬谪岁月里的文化守灯人》
在明朝嘉靖年间的西南边陲，一位被贬谪的才子用一支笔点燃了巴蜀文化的火种。他叫杨慎，因“大礼议”之争被流放云南，却在逆境中扛起了编纂《全蜀艺文志》的重任，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闪耀着文明之光的典籍。
嘉靖二十年，巡抚刘大谟决心重修《四川总志》，他深知，要完成这部巨著，离不开杨慎的才学。此时的杨慎已在贬谪中度过了十八年，但他的文名与学识依然为世人敬仰。刘大谟派人礼聘杨慎，邀请他参与修志，而杨慎欣然应允。他带着父亲未竟的遗愿——编纂《蜀文献志》的手稿，从流放地匆匆赶回四川，投身于这项文化工程。
在静居寺的宋、方二公祠里，杨慎与其他学者开始了紧张的编纂工作。他负责“艺文”部分，任务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筛选精华，梳理巴蜀大地的文学脉络。白天，他翻阅历代文集、地方志和金石铭文；夜晚，烛光映照着他伏案疾书的身影。二十八天，他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七十余卷的《全蜀艺文志》，将秦汉以来的巴蜀文章、诗词、金石铭刻熔于一炉，仿佛在蛮荒之地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这部著作的编纂过程充满艰辛。杨慎不仅要面对资料的匮乏，还要在贬谪的屈辱中保持心境的澄明。但他以“择其菁华，褫其繁重，拾其遗逸，翦彼稂稗”的严谨态度，将巴蜀文化的瑰宝一一打捞，让那些险些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文字重见天日。他在序中写道：“悼手泽之如新，怅往志之未绍。”这不仅是对父亲遗愿的追思，更是对巴蜀文化的深情守望。
《全蜀艺文志》的诞生，不仅是一部地方志的修成，更是一个文化奇迹。它如同暗夜中的明灯，照亮了西南边陲的文明之路。杨慎以一人之力，在贬谪的岁月里为四川留下了一部“文化史记”，让后世得以窥见巴蜀文学的璀璨星河。正如他在峨眉山题下的“与造物游”，他用文字与时光对话，将个人的苦难化作了文化的永恒。
如今，当我们翻开这部典籍，仿佛还能看见杨慎在烛光下挥毫的身影。他用生命的坚韧与学识的渊博，证明了真正的文人从不被命运击垮——他们的文字，终将穿越时空，成为文明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