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好好的活着，才能好好的变老。——这是我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的最好解读。

1919年觉醒年代，杨苡出生在津门望族，但出生不久，父亲因劳累而早逝。在讲究风水迷信的大家族，杨苡的出生被家族看作不吉利的小东西，但幸好有母亲、哥哥、姐姐的爱。儿童时代的杨苡被爱包围着，无忧无虑的成长。

1935年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给正在中西女校读书、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杨苡极大的心灵震动。封建家庭的桎梏令燃起熊熊爱国之火的她寸步难行。苦闷，彷徨，忧郁，杨苡给巴金的信件里说想做《家》中觉慧，但巴金不赞成，回信劝她先把书念好。

巴金的回信使杨苡十分兴奋，备受鼓舞，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报国方式，开始写作、投稿，剧评、诗歌、散文，将爱国、进步和对真理的追求融进文字中。巴金成为她思想之路的“指路人”。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没想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轰炸让南开大学沦为一片焦土，杨苡重又被软禁在“家”里，无奈过着富家小姐的生活。不甘寂寞的她发表了抗日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进入日寇的视野，她的母亲不得已同意杨苡远走躲避，去西南联大继续求学。

于是，杨苡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历经千辛万苦，从天津到香港，再绕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

杨苡到了昆明后，与沈从文相识。她本来想上中文系，但沈从文认为她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线装书，力劝去外文系学习。 沈从文还经常鼓励杨苡多读书，不要荒废时间。在沈从文的鼓励下，杨苡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沈从文成为她翻译之路的“引路人”。

巴金曾经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沈从文也曾经写信给她：“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还有什么希望！”

从那时起，在巴金、沈从文的指引下，她开始从学校的图书室借大量的书来读，那盏昏黄微明的灯，为她照亮了前行的路。

大学毕业后，杨苡一边从事外语教学，一边从事翻译工作，将翻译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对于翻译工作，巴金在信中对杨苡讲：“翻译一本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于是才有了《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等译作，尤其是《呼啸山庄》一版再版，成为我国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经典。

人生百年有几？杨苡百年人生，在大时代下，用天真与浪漫淬炼人生。与他人的传记相比，我们读到杨苡的“日子”里承载着亲情、友情、爱情，家族往事、豆蔻年华、求学之路、亲朋故友，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

在南京，杨苡居住的半个多世纪的老房子里，墙上挂在一幅鲁迅的诗作：“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桌上摆着很多老照片，记录着她生命中重要的人、重要的时刻。“等待和希望”是杨苡一生中最爱的句子，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以一种看遍世事的淡然，还原了自己的家族史与生命史的本来面目。

巴金曾说：“活着是一种惩罚”，而杨苡却认为“活着就是胜利。”

人好好的活着，才能好好的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