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各国的宫廷剧往往存在一个通病，即把服装、化妆、道具呈现得极度精美，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古代生活的认知。实际上，拮据才是世界各国古代宫廷的真实常态。若不了解钱财之事，就难以洞悉古代国家的运作机制，也无法知晓后宫的生活状况。
从表面看，古代宫廷的贫与富似乎是个悖论。一方面，它被公认为奢侈的聚集地；另一方面，它却常常陷入缺钱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工人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原因在于，古代宫廷虽能从古代国家获取众多财政资源，但古代国家本身十分贫困。
同时，宫廷内部的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即便是奥斯曼帝国和明清时期的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宫廷也时常面临财政紧张的局面。至于日本、朝鲜等其他君主制国家的后宫，情况就更不容乐观。 在各国之中，也有财政吃紧的王朝和吝啬的君主。
在欧洲，提及后宫一词，首先映入脑海的并非中国，而是土耳其。在欧洲文化里，充满森严等级、阴谋权斗、纸醉金迷的奥斯曼帝国后宫，一直是永恒的创作主题。 在他人的想象之下，莫扎特将后宫融入组曲，雨果引出了《东方集》。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马蒂斯的画笔仍在为后宫佳丽不停挥洒。在欧洲人眼中，土耳其后宫雄伟奢华、穷凶极恶，但鲜有人真正关心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 事实上，在长达四个世纪里，奥斯曼宫廷始终未能摆脱缺钱的困扰。
1475 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宫廷，竟将帝国一整年的盐税消耗殆尽。要知道，盐税可是古代国家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如此庞大的一笔钱财，仅用于吃喝就被耗尽。宫廷的确富有，可国家却着实贫困，而且这并非 16 世纪土耳其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常态。 想要明白古代宫廷的花费规模，首先要理解古代国家的收入状况。
总体而言，古代国家的常规收入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农业税，二是商业税。 通常，农业税占据收入的大头，比例约为 70%至 90%。然而，由于统计困难、地理阻碍以及货币化程度低，农业税的征收成本极高，大部分都落入各级地方代理人手中。
因此，农业税的弹性极差，一旦提高税率，农民的负担会相对政府收入不成比例地加重，所以农业税并不适宜增收。 在农业税之后，古代政府最丰厚且灵活的收入来源是垄断的商业税，特别是对盐、铁、蜡、茶、酒、纸、烟等商品的专卖，这在古代社会普遍适用。例如奥斯曼帝国，除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别缴纳的土地税，帝国政府最重要的财源便是盐和矿山。
相较于现代国家，古代国家财政的致命弱点在于信贷工具的匮乏。现代国家能够运用货币政策、发行国债、向多边金融机构借款等手段应对财政危机，可古代国家的金融机构要么十分薄弱，要么根本不存在。所有古代政府都高度依赖税收，一旦缺钱，要么横征暴敛，要么卖官鬻爵。由此引发的后果，不言而喻。
以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巅峰之一——明朝为例。明朝中期较为正常的时期，每年收入约为 2000 万两白银，这笔收入勉强能够支撑万历年间的各项活动支出。 到了内忧外患的明末，为了抵御后金政权和农民起义，明朝开始征收著名的“三饷”，“三饷”相加每年约 2000 万两。 从表面看，明朝政府的收入翻倍，但如前所述，农业税的弹性很差，中间人赚取差价严重，农民负担不成比例地增加，商业税也经不起这般折腾。结果便是明朝越征税，起义越激烈，朝廷越缺钱，越收不上来税，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明朝的灭亡在所难免。
听到这里，想必有人会疑惑，古代宫廷究竟有多能花钱？刚刚提及的土耳其宫廷消耗整年盐税之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接下来，探讨一下古代国家的资金支出情况。 首先，实事求是地讲，花钱最多的并非宫廷，所有古代国家的首要开支必然是军事，这是每个国家的关键所在。对于现代国家，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占总开支的 10%属于正常，超过 20%则会被视为穷兵黩武的非正常国家，如朝鲜或沙特阿拉伯。
然而，古代国家的军队开支占总开支的 50%也属常见，战争时期甚至可轻松达到 70%乃至 90%，明朝便是如此。对于一些重金养兵的国家，如欧洲的普鲁士和中国宋朝，和平时期军事开支就能占总体的 70%至 80%。没错，宋朝军队虽战斗力欠佳，但数量庞大，朝廷重视，每年就能消耗 70%的财政。
可以说，不论国家大小，古代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和基本经济规律主宰一切，所有国家都无法逃脱这些规律，花钱必须遵循基本法则。那么，除了军队，谁在挥霍剩余的钱财呢？答案很简单，王与马共天下。 在军事支出之外，财政收入基本被宫廷和官僚瓜分。古代国家的行政体系极为简陋，远不及现代国家。由于古代不存在人均收入的指数增长，国家既无意识也无责任发展经济，行政系统的开支主要用于供养人员，以及修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运河和堡垒，所谓劝课农桑、仓储、倡导文教、赈济灾民等，都难以实现，常态化的开支与现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打个比方，明朝万历年间，故宫三大殿失火，重修预算 1000 多万两，相当于明朝政府当时大半年的收入。那么，这笔钱算宫廷支出还是公共支出？很难界定。 若非要做个粗略估计，可以保守取值 10%，即平均来看，明朝宫廷每年从政府总收入中获取的比例，约为 200 万两白银。总的来说，古代国家的收入本就不多，但宫廷能够获取其中较大一部分。宫廷获取比例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在于政府的收入原本就有限。
接下来的问题是，宫廷获取的这笔钱又是如何花费的？对于古代宫廷财政，最费钱的是建筑，其次是礼仪和节庆，最后才是日常消费。先说建筑，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有三种极为重要的建筑形式：宫殿、庙宇、陵寝，这三样都极为耗费钱财。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容易想当然，认为修建一座庙宇，对一个国家而言并非难事。然而，奥斯曼帝国苏丹、17 世纪东地中海的统治者伊布拉辛，可用亲身经历告诉你，难，非常难！按照传统，每位奥斯曼苏丹在任期间都有修建一座清真寺的宗教义务。但在全球性经济萧条的 17 世纪，地主家也没余粮了，伊布拉辛作为土耳其的统治者，直至被推翻，都未能建成这座清真寺。
修建完建筑，再谈礼仪和节庆。登基、婚礼、丧葬、巡游、祭祀，各式各样的节日和庆典，都周期性地大量消耗古代统治者的财政资源。 对于统治者而言，各类庆典不仅是奢侈享受，其仪式更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各个文化的君主都不惜在礼仪和节庆中一掷千金。此时，现代社会的人又容易想当然，认为古代社会举办庆典、进行巡游，能花费多少？又不是举办奥运会。
此时，众多君主又可现身说法，难，非常难！在明清两朝，重要典礼，如皇帝大婚、太后大寿，一场就要耗费上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对于当时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的中国政府来说，差不多占 10%的年收入。 要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赔款是 870 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约 20%的年收入。澶渊之盟后，北宋交给辽国的岁币，仅占宋朝年收入的 1%。古代宫廷典礼、节庆的消耗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一次婚礼的开支，足以支付不平等条约一半的赔款，或送上 10 年的岁币。
在建筑和典礼之后，剩余的钱才是古代宫廷的日常开支。然而，众所周知，这笔钱在宫廷内并非平均分配，普通工人和皇亲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遭遇财政危机时，要求宫廷节省开支也就不足为奇，作为宫中个体的妃嫔，想要晋升改善待遇，也就顺理成章。 理解了古代国家的收入与支出，能赚多少、能花多少之后，现在终于可以探讨各国的后宫制度是如何安排的了。
在热门的日本系列电视剧《大奥》中，展现了德川幕府时期将军宅邸的宫廷斗争故事。在鼎盛时期，由将军女眷及其侍女组成的大奥，人数多达上千。然而，这种繁荣的表象，无法掩盖结局的现实，每任将军一旦去世，除下任将军的生母外，其他妻妾都必须削发为尼。 为摆脱供养后妃的财政负担，要求出家，是世界各地许多古代国家惯用的手段，有些政权更为极端，直接要求殉葬。这种传统，不仅是为了消除后宫的政治影响，更有极为实用的目的——节省开支。
日本的邻国朝鲜，财政也不宽裕，《大长今》中的美食，并非朝鲜宫廷的常态化享受。查看《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便知，对于普通妃嫔而言，能顿顿吃到不重样的泡菜，已是节庆期间的待遇。 在越南，1802 年登基的嘉隆帝作为阮朝的开创者，制定了一后三修三妃九嫔的制度安排，但他本人从未填满这套编制。
除政治考虑外，控制有限的后宫规模，也是越南的现实需求。 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化宗主国中国，拥有更为阔绰的宫廷，却也面临着同样拮据的现实。遭遇财政危机时，中国皇帝们常常从宫廷着手，降薪、裁员、节省开支是家常便饭。有的皇帝阔绰，喜爱大兴土木或四处巡游，却对后妃吝啬，如正德和乾隆；有的皇帝缺钱，更要限制宫廷的奢侈消费。
我们谈论后宫时，常提到“内卷”一词，这个词用得没错，但很多人的理解有误。后宫内卷的前提，内卷的基本前提是资源稀缺、目标单一。 很多人认为，后宫稀缺的资源是皇帝的宠爱，目标是地位和权力。事实上，在历史中，后宫真正稀缺的仍是物质，而非虚幻的宠爱和遥不可及的权力。 当然，宫中之人即便生活拮据，也比当时的民众要好很多，至少无需为温饱发愁，向上攀爬只是为了多些享受，而普通人能活下去已属不易。
从这个角度看，宫中之人也颇为无辜，不过是在实现温饱后，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但仍需指出，宫廷是一个理应被摒弃的地方。古代宫廷的原罪在于，作为封建国家剥削属性的集中体现，其功能是挥霍财富，而非进行生产。
它所创造的少量高雅文化，不过是附带产物。 为维护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宫廷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一切上升渠道都以君主为中心展开，这决定了其手段和目标的高度单一。从这两个角度看，宫廷是最为糟糕的内卷组织。更糟糕的是，现代社会中，许多地方虽不是后宫，却胜似后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