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和奚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两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被称为“两藩”，本是同源，自北魏时便各自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交往，尤其到了中国封建社会鼎盛阶段的隋唐时期，他们与周边各政权的关系就更加复杂起来，处于既尽义务又有冲突的阶段，这些都主要集中发生在隋初、隋末唐初、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及唐朝末年。
两蕃在隋以前力量一直是很弱小的，这使他们对周边各强大政权的依赖性非常明显。分散的各部辗转寄居在中原王朝或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下，以获得发展的机会。
这些被两蕃依附的政权包括北朝政权、突厥以及高句丽，其中以前两者为主，两蕃对这两大政权关系的变化以这两个政权力量的消长为依据。
由于中原统治者道武帝认识到契丹、奚等这些民族文化水平不高，通常抢一波就走，翻不起太大的风浪，现在要集中注意力搞定中原地区，对于契丹、奚等这些夷狄，需要对这些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库莫奚、契丹诸族纳入到北魏的统治范围之内，经过十多年，两蕃与其它东北地区各民族一起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契丹与北魏保持了较长的友好关系，朝贡不绝，每年都向北魏朝贡。
从献文帝时期开始，契丹民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八个部落都彻底归附了北魏，他们对北魏的归附说明此时契丹各部对中原王朝是很向往的，至此，契丹所有部落向北魏朝贡，并要求形成惯例。
奚虽一直遣使朝贡，但却在高祖太和二十一年（386年）入寇安州，很快就在营州、燕州、幽州三州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内附，并请求入塞，与中原百姓互市。
两蕃对北魏的顺从和归附相应地也换来了北魏的优待和庇护。
经济方面，北魏在和龙与密云之间设立榷场，原本在契丹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畜牧业更加繁荣起来，通过对北魏贡献名马用以换取中原王朝的种种回赐礼品，同时用自己特有的“名马”在榷场与中原互易有无，以换回各种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契丹族发生灾荒时，中原王朝积极救助，“听其入关市籴”。使契丹各部落学到了农业种植方面的本领。
政治方面，北魏后期，强大起来的高句丽与柔然联合，欲谋取并瓜分契丹北面之地豆于，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浪水东，此后与北魏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样，契丹的居住地又往南扩大。中原王朝也非常尊重契丹的习俗，根据其所需赏赐礼品。
可以说，契丹不但没有因为与奚“分背”而力量削弱，反而在中原王朝优惠的民族政策下获得稳定的发展，这使契丹各部对中原王朝的依附心理进一步增强，朝贡不绝。奚在内附后，其请求也得到中原皇帝的许可，自是以后“岁常朝献，至武定末不绝”。
契丹对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中叶北齐灭北魏后。之后矛盾逐渐尖锐，直至撕破脸面，兵戎相见，这种不友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隋初。
两蕃与隋关系较为平淡，与唐关系则复杂得多。两蕃归附，得到隋唐王朝开明政策的扶持，双方的友好往来密切，与隋唐王朝的交往中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两蕃又与隋唐王朝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尤其到了唐朝，较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与唐的战争来说，不仅次数多，长达50多年，而且激烈程度也不断加剧，使双方关系几度出现僵化状态。
整体上说，两蕃对隋的态度并不一致，得到隋的回应并不相同，这也正是契丹的实力总在奚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两蕃对唐的态度比较一致，得到唐的回应也大体相当，这使他们在唐朝相对而言获得同步的发展。
内附
内附是两蕃与隋唐结束冷淡或敌对状态，建立友好关系的前提。两蕃内附前朝贡，与隋唐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内附后通过定期朝贡巩固与隋唐王朝的臣属关系，这是其尽两藩义务最直接的表现。
唐朝，两蕃不断联合，有了一同向唐内附的可能。从唐武德二年开始两藩当中部落逐渐归附，直至开元四年左右，两藩彻底内附。天宝四年（745年），两蕃新任首领李怀秀与李延宠一同归附；安史之乱后至唐末，两蕃实力差距悬殊，各自内附。如契丹会昌二年（842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僖宗光启年间，奚不堪契丹的役属，又举部内附。
朝贡
两蕃对隋唐的朝贡集中在隋文帝、唐太宗与唐玄宗时期。唐中宗至睿宗时，两蕃与唐的关系并不好，但也有朝贡，唐安史之乱后，两藩也有朝贡，但是次数不及隋文帝、唐太宗与唐玄宗时期。
助战立功
“输忠保塞”是两蕃义务的另一表现。也就是帮隋朝、唐朝保境安边，出事儿，听从中原王朝调遣，帮忙打仗，也就是把助战立功。
两蕃之所以会有助战立功的表现，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感恩于中原王朝优惠政策的扶持，应召积极出兵。这在唐时表现得较为突出。比如贞观二十年（646年），跟随张俭将内外交困的薛延陀一举歼灭。高宗时，两蕃仍然服从唐的指挥，随时待命，这从唐给高丽的诏书中可以看出，你给我老实一点，如果你不老实，我就让契丹等诸藩去打你。
第二，受物质条件的诱惑。开皇三年（583年）,隋的政权稍稍稳定后，长孙晟分析了突厥各可汗“内怀猜忌”的事实，向文帝献策离间突厥。在这个方案里，联系处罗候显然是关键一步，而这一步是否成功只有通过两蕃的配合才能完成。
因为两蕃处于隋与处罗候所在地之间，不打通这层关系，隋很难联系到处罗候。
文帝派长孙晟带重金收买两蕃等东北少数民族，接受了隋赐予的两蕃部落和东北其它少数民族一起，顺从地作了隋的向导，使隋没有阻碍地联合到处罗侯，进一步孤立了沙钵略，从而使“离强合弱”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短短的两年内促使突厥的分裂。
第三，受唐官员的劝诱或胁迫。奚酋长李诗锁高在唐信安王祎的劝说下来降，助唐攻可突于。天宝四年（745年），奚两次在安禄山的胁迫下随唐征讨契丹。
两蕃与隋唐之间并不是不打仗，而是打得少，整体还是趋向于和平往来的。
隋朝初期
两蕃中靠近营州、幽州的部落跟随盘驻营州的北齐遗臣高宝宁势力。高宝宁在文帝做丞相时就曾勾连契丹、靺鞨举兵反叛。不仅如此，两蕃中还有些部落跟随突厥东部可汗处罗侯，在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的控制下，从隋建立伊始，就开始与高保宁互相声援。
两蕃的军队在强大势力的指挥下对隋进行抢掠。隋在反击突厥的过程中，高宝宁在突厥无力支援时，“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使隋的军队也一段时期内苦战连日而退。后来在隋分化突厥内部的情况下，宝宁战败，仍奔走契丹，可见契丹的一部分势力对高宝宁是比较忠心的。
隋末唐初
从隋末突厥始毕可汗嗣立到唐高祖建唐前后颉利可汗的继立，两蕃既有单独行动，也有跟随突厥侵扰隋边境或与地主武装联合。单独行动，如契丹“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五年（622年），“契丹寇北平”。
两蕃基本上是跟随突厥或地主武装作战，如武德三年（620年），两蕃在突厥的带领下入寇幽州，并与地主武装窦建德会师于晋（今山西临汾）、绛（今山西新绛）等地。虽然后来唐高祖于武德元年（618年）在柳城郡设立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和柳城一县，次年再置以镇抚两蕃等东北少数民族为职责的辽州总管府，但两蕃基本上没有接受其管制，时常寇边。
安史之乱后至唐末
契丹于德宗贞元四年（788年）“犯北边”；同年，奚与室韦侵扰唐边州振武；文宗大和四年（830年）侵唐边境，被唐将攻破，其帅茹羯和二百多将领被擒。
唐末，契丹实力远远超出奚，“两蕃”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奚与其它东北民族在契丹的指挥下侵扰唐朝边境，被唐军击败，稍稍休整后又以万骑入寇平州，刘守光镇守平州，设圈套擒其大将。
契丹首领用重金贿赂与之结盟，此后十年不敢近边。后来“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伐北”骚扰唐边境河东地区，“攻下九郡。”
总的来说，两蕃对隋唐王朝的归附，尽朝贡、立功等藩臣义务，同时换回隋唐王朝对他们更多的呵护，在隋唐王朝先进的封建管理模式下获得社会形态的不断进步，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两蕃纳入到周边强大的政权的势力范围内，在其指挥下对隋唐边境和其他弱小民族发起攻击，短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在客观上对两蕃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在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两蕃也不断地更换着归属的对象，深刻地影响着这些政权的民族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