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80年的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主动退位让贤，自从正式退出领导职务。组织鉴于他对新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于是特意对他的退休生活做了安排，并允许他和家人留在北京养老。

彼年的陈永贵已经年过六旬，无法像之前一样回到农村种地为生。虽然陈永贵一再表示自己可以回到大寨村生活，但是中央却建议他留在北京。为了解决他的担忧，于是中央批准他和家人把户口都转到北京。

世人都说他是农民副总理，不过退休后的他却变成了“北京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央不但为他解决了北京户口问题，而且还特批他退休科享受行政十三级待遇，此乃高级干部中最低一级。

与此同时，中央还特意保留了他的司机、炊事员、警卫员等等。然而，一开始陈永贵还是非常担心、惶恐，只因当时很多山西群众写信到中央举报他，直言对农业大寨极为不满。

后来，胡耀邦为此去找陈永贵谈话，让他不用背负思想包袱，此后好好学习、好好休息即可。

1980年的年底之时，他终于想通、答应留在北京养老，而且还让妻子、小儿子都跟了过来。

在中央的安排下，其小儿子陈明亮被安排在北京一所小学就读。虽然陈永贵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仍旧希望儿子能读书出人头地，将来做一个对国家、人民有用之人。

安排好这些后，陈永贵又主动提出一件事，要求搬离如今所居住的大院子。那时候他住在交道口院子，乃时任副总理时的住处。

而当他辞职后，他认为不能继续住在那里。在他的一再请求下，中央只得答应他的要求，之后将他们一家人安排在高级干部公寓住下。

由此可见，陈永贵一生不喜欢搞特殊，更不愿占公家一点便宜。哪怕是退休后，他还是闲不住，提出希望能继续工作。后来，中央将他安排到东郊的农场做事，每周去一次即可。

陈永贵在农场做事亦是十分尽心尽力，有一次农场买不到急需的生产资料，他就立即出面想办法找到。同志们都非常尊敬、喜欢他，经常同他在一起聊天、话家常。

他的心态豁达、自在，但是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有一回，一个记者前去采访他。当陈永贵看到报纸上批评大寨的文章时，他显得非常失落、难过，然后直言问问记者：“你为什么骂我？”

听到陈永贵这样说，记者先是一愣，感到非常的意外，甚至不知所措。不过，当陈永贵手指报纸上的那篇文章时，记者这才反应过来，然后连忙向他解释道：“您误会了，文章中批评大寨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并非针对您个人。而且所有报道都是经过实际调查的，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并没有其他意思。”

记者的真诚、耐心解释，让陈永贵似乎也理解了。随即，他很是赞赏地笑了起来，对他说道：“没关系，一切都是过去之事了，不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