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刘伯承逝世后，邓小平看到治丧委员会名单，为何勃然大怒？

1986年10月，我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被民众尊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因患重病，生命垂危，最终离世。

在深厚的战友情谊和长久的军旅岁月中，邓小平被视为最早赶赴吊唁现场的人之一。他也因其在葬礼筹备中的领导地位，成为主导治丧事务的自然选择。

当邓小平亲眼目睹初步起草的治丧委员会名单时，他的怒火难以遏制。

刘伯承元帅，作为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的杰出军事领袖，饱经沧桑的一生充满了艰险与英勇。他的身躯曾被硝烟弥漫的战场打磨得满是伤痕，经历过的大创伤竟高达九次，使他成为所有元帅中负伤次数最多的一位。

其中，最为广泛传颂的便是他在战火中失去光明的往事。刘伯承元帅并非仅在视觉上遭受巨大的损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首当其冲的是那只仅存的眼睛，患上了青光眼，视力急剧下降。随后，身体其他部位的机能也纷纷出现问题，战争留下的伤痕在岁月的冲刷下愈发显现。

即便是一个曾经威震敌阵的将领，也无法逃避时间的摧残。他的生活逐渐丧失了自理的能力，成为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于1986年10月7日，94岁高龄的刘伯承元帅在北京平静地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在那络绎不绝的前来悼念的人群中，邓小平一家人走到悼念馆时显得格外早。这是一个沉痛而庄重的时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两位女性刚刚相对，泪水就已经模糊了她们的眼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以及刘伯承元帅的长辈关系使他们之间极为亲近。邓朴方，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自行行走，却毫不犹豫地摇着轮椅来到灵前。在那里，他向这位长辈表达了最后的敬意，轮椅上的他眼含泪光，无声地传达着对刘伯承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而邓小平本人，一向以沉稳冷静而著称，此刻在向战友的灵柩三鞠躬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站在灵前，似乎与世隔绝，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在思索什么。身后的悲泣声和痛苦呼号仿佛被他完全屏蔽，他陷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哀伤之中。

在这长久的默哀中，邓小平的眼中流露出的泪水成为了唯一的表达。

在治丧委员会初拟的名单上，记录着操办刘伯承元帅身后事的工作人员，他们辛勤筹备的计划和名单似乎已经尽善尽美。然而，当这份名单交到邓小平手中的那一刻，他没有按惯例随便浏览一番，而是仔细入微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审查核对。

邓小平的审查并非仅仅是例行公事，而是带着深思熟虑和关切的目光。当他的目光落在名单上时，一股怒火在他心头燃起。原来，这份初始名单竟然遗漏了刘伯承心腹爱将肖永银的名字。

肖永银将军，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战友，的确不仅仅是刘伯承元帅的爱将，更是在整个军事历程中备受刘邓两位领导人的欣赏、信任和重视。在他们共同的征程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默契合作成为一段传世佳话，两位领导人的合拍程度让人们感叹连名字之间都显得多余。

肖永银于1917年出生在河南新县，在长征的初期，肖永银展现出的英勇和决心使他成为众人瞩目的战士。命运的转折在他面前展开，一次勇猛的冲锋让他中弹受伤，无法继续跟随大部队行动。在当时，受伤的战士通常被交托到老乡家中休养，待伤愈后再尽力重新回到战斗队伍中。

战场的变幻莫测，被留下休养的战士常常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在陌生的环境中无法及时得到治疗，以及可能遭遇敌人的袭击。对于肖永银这样的伤员，负责指挥的上级意识到了他的勇猛之处，不愿放弃这位出色的战士。于是，上级下令他所在的班抬着他继续前行，确保了肖永银在伤愈之前没有脱离大部队。

在抗日战争中，肖永银的英勇表现引人注目。在一次歼灭战中，他不仅屡立功勋，还在战斗中缴获了一门山炮，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华。这次战斗的成果让刘伯承深感赞赏，他赞扬这场战斗是一次“艺术的战斗”。

肖永银在长期跟随刘邓大军行动的历程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无私的英勇精神。特别是在挺进大别山的汝河战斗中，他以英勇的作战表现，成功保护了仅有十几公里外的刘邓指挥部，为整个军队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肖永银再次展示出他的出色军事素养。他率部参加多个战役，每每都有亮眼的表现。在这场战争中，他不仅继续展现了军事上的英勇，更是为国家的安全和尊严付出了巨大努力。

1955年，肖永银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他前往南京军区担任重要职务。在南京军区，他与老上级许世友相遇，为晚年的刘伯承元帅提供了常常见面的机会，重温了战友情谊。

在五十年代初，刘伯承元帅敏锐地察觉到培养军事人才的紧迫性，他主动请缨承担这一重要任务。

刘伯承元帅的身体状况逐渐显现出问题。他的旧伤频繁发作，给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即便面对身体的不适，刘伯承仍然将时不我与、责无旁贷的工作准则贯彻于自己的行动中。尽管身体的不适，他仍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在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建设上。

这座学院最初选址在南京，成为了刘伯承元帅的工作重心。为了办好学院，他几乎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留在南京，为学员们奠定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尽管他的身体状态并不容乐观，但对于国防事业的责任心让他坚持在学院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刘伯承元帅的眼疾问题逐渐加重，甚至出现了急性青光眼的症状，需要在南京的医院接受治疗。这是一场对他身体的考验，但他并没有因为身体的困扰而放慢脚步，依然坚持在学院的建设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在悼念文章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所学院的重大意义，认为它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的许多建树至今仍然具有重大作用。

直到刘伯承元帅生命的最后一两年，肖永银仍然保持着对老首长的深厚关切。当时，刘伯承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身体状况极为虚弱，而他尚能使用的一只眼睛也几乎完全失去了视觉。在这个状态下，每当有人进入房间，刘伯承总是依赖声音来识别来访者，而一旦听到是多年战友的声音，他的情绪便能有所提升。

肖永银深知这位老首长的情感和历史渊源，因此他专程前去探望刘伯承。这并非仅仅是一种例行的尊敬，更是对多年战友情谊的真挚表达。刘伯承与肖永银之间的深厚渊源，使得邓小平对肖永银的存在极为看重。邓小平之所以强硬表态，一定要让肖永银亲自来送老首长最后一程，既是对刘伯承的敬意，也是对战友情谊的珍视。

同时，这也是邓小平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寄托。在漫长而艰辛的革命道路上，刘伯承与邓小平成为真正的搭档始于1938年。当时，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129师政委，成为时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最亲密默契的战友。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全国的战争，刘伯承和邓小平合作了长达13年之久，指挥着麾下的部队转战大半个中国，因而被誉为“刘邓大军”。这段携手战斗的岁月，不仅是两位军事领袖的默契合作，更是一段激荡着民族命运的英勇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每当出于各种原因需要整理材料、起草文字时，他们的旧日部下常常为两位首长之间的深厚友谊感慨万分。这种默契与深厚的友谊不仅仅停留在战场上，更是贯穿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在采访中，新华社的李普曾经分享道，当部队传达命令时，大家约定俗成地说是“刘邓”的意见，而不区分是刘伯承还是邓小平。尽管他们各司其职，一个主指挥，一个主政委，在职责上并不存在重叠，但在下属看来，他们就是一个整体。这种统一的行动和默契的合作，使得“刘邓”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

那些曾是他们的老部下回忆说，刘伯承给人的最大印象是年高德劭且平易近人，散发着慈父般的温暖。他在部队中建立起的亲和力和平易近人的形象，让士兵们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馨。而邓小平的性格特点则偏向果断善断，对干部要求严格又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位严师。

在工作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形成了一支无懈可击的默契团队，彼此互相支持，合作得天衣无缝。然而，这种默契不仅仅在军事决策上体现，更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两位领导人之间深厚友谊的生动写照。

刘伯承早年右眼受伤失去了视力，只有左眼能够看清东西。邓小平对搭档的身体状况格外关切，担心过多的琐碎工作会消耗刘伯承的精力。

因此，邓小平常常主动包揽各种琐事，早早处理掉生活中的繁琐问题，以确保搭档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调整状态。这种细心和体贴体现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深厚关爱，使得刘伯承能够更专注于军事决策和指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常常在部队中提醒其他工作人员，将一些小事务交给他和参谋长解决，保留大事务让师长刘伯承来决策。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双方交战密切，国民党方经常散布各种谣言，试图搅乱解放军的军心。吴象，曾任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采编职务，被新华总社指派前往前线，打算通过发表实事求是的稿子来击散这些谣言。

在讨论稿子的过程中，刘伯承和吴象交换了几句意见，正当他们深入探讨时，邓小平突然走了进来。邓小平以轻车熟路的方式接过了讨论稿子的任务，用了不到三四分钟，口授了一篇电讯给吴象。这篇电讯在稍加处理后迅速发了出去。

邓小平的这篇电讯迅速而有力地澄清了各种关于刘伯承的谣言，使国民党方面的攻势迅速自破。不久之后，那些试图煽动军心动摇的谣言在真相面前黯然失色。

有趣的是，这篇电讯并没有署名具体的作者，只写了个“新华社随刘伯承将军总部记者”。当时知道这位“总部记者”是谁的人寥寥无几。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一些知情人梳理了这段旧事，这个轶事才逐渐浮出水面，让人们知道那位“随军记者”原来就是邓小平政委本人。

在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他曾专门召开会议，决定在今后所有正式场合，一律按照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的顺序署名报道。这种细致而周全的安排不仅展现了邓小平的公道和厚道，也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这一切的安排和决定，不仅是出于对事务的精心考虑，更体现了刘伯承与邓小平之间始终信任、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在长时间共同奋斗、分享战火与胜利的情感纽带，使得两位领导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默契配合，形成了一支强大而团结的军队。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刘伯承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邓小平能够深刻理解刘伯承在各个时期的想法，并给予大力支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计划到南京去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他以笑容对刘伯承说：“看来你与教书先生有缘呀！”这种支持不仅是在工作上的默契，更是对战友兄弟之间深厚情感的体现。

随着时光流转，这对紧密合作了13年的搭档即将面临分离。为了表达对这段战友关系的留念，刘伯承特别将一张他十分珍视的照片送给邓小平。

这张照片具有难得的意义，因为它是刘伯承右眼受伤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在动荡的战乱时代，刘伯承曾经以为这张照片已经丢失，直到1950年才在一位重庆的友人家中重新找到。这张照片的重现成为他珍贵的回忆，也是那个时代情谊深远的见证。

刘伯承去世后，邓小平为他写下悼念的文字，但他对这张照片的思念却一直未曾忘怀。这张照片成为了那段共同奋战多年的岁月里，刘邓两位领导人深厚友谊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文选》这部全书中，超过200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写人物的，而这两篇的关联人物都是刘伯承。

一篇写于1942年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另一篇则是1986年的《悼伯承》。这两篇文章分别记录了庆祝生日和悼念去世的场景，仿佛是一种巧合，凸显着这两位曾经携手奋斗的搭档之间深厚的感情。

幸好在治丧委员会人选问题上，邓小平极为巨细靡遗且坚持不懈，才使肖永银得以实现自己的心愿，送别这位老首长、老上级，完成了最后的承诺。

当肖永银匆匆赶到灵堂送别时，他忍不住地嚎啕大哭，这一幕让在场的吊唁者们都为之感动。邓小平主持了刘伯承元帅的追悼大会，并亲自撰写了《悼伯承》一文，迅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在文章中，邓小平沉痛地表达：“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这篇悼词既是对刘伯承的哀思，也是对长期战友情谊的真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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