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牧野之战中，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商朝的百姓纷纷涌到郊外迎接他，这标志着武王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击败了商朝。
这只是武王取代商朝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步骤——君权神授。
第二天，周人开始清理道路，修缮社稷坛和商纣王的宫殿。
随后，毛叔郑端着明水，卫康叔封铺设祭坛，召公奭主持仪式，师尚父牵着祭牲，太史尹佚宣读祭文。
祭文大致内容是商朝暴政，背弃了皇天上帝，而武王则在祭坛前拜了两次，表示接受天命，革除殷商，继承天命。
至此，武王完成了灭商的第二步，即通过祭天仪式，向天帝禀告商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并正式得到了天帝的认可，天命转移到了周国。
从现代的角度看，祭天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但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祭天仪式至关重要。
没有天命的认可，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野心家可能会打着“天命”的旗号造反作乱，甚至获得广泛的支持。
后世的梁山好汉打出的“替天行道”旗帜就是最好的例证。
令人费解的是，如此重要的祭天仪式，按理应该选择吉日，并在更接近天帝的山顶或周人的宗庙隆重举办，但《史记》记载，武王在灭商后的第二天就在商朝的社庙南边举办了祭天仪式，这是否显得有些草率和不够庄重？
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市眉县礼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器主名叫“天亡”，因此被命名为“天亡簋”。
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揭示了一个重要秘密，不仅推翻了《史记》的某些记载，还解释了中国为何被称为“中国”。
武王伐商的时间，根据西周利簋的记载，是在甲子日。
利簋还提到，第八天时，武王到达了“阑”地。
关于“阑”地的具体位置，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在洛阳偃师或郑州一带。
天亡簋的铭文进一步解答了这个谜题：“乙亥，王有大礼。
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
”这里的“乙亥”是甲子日后的第十二天，也就是利簋中提到的“辛未”日后的第四天。
利簋中的“阑”地被认为在洛阳或郑州一带，这意味着武王可能特意选择第十二天祭天，因为《左传》中提到“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
“大礼”指的是祭天仪式，这是天下最大的礼仪。
“三方”则是指东南北三方的诸侯，加上武王代表的西方，构成了四方诸侯。
“天室”是祭天的地点，如今河南嵩山还有“太室山”，为嵩山之东峰，最高峰峻极峰，海拔1491.73米。
《逸周书》中提到“定天保，依天室”，后来在洛阳建造了成周，因此“天室”很可能就是嵩山或嵩山中的某座山峰。
如果武王在“辛未”日到达洛阳或郑州一带，那么四天后到达天室祭天，显然说明在第十二天祭天并不是偶然的。
因此，武王灭商后，立即动身前往嵩山祭天，一路风尘仆仆，最终在第十二天在嵩山的“天室”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
在祭天仪式上，武王向天帝陈述了灭商的经过，其中包括“丕克讫衣王祀”。
这里的“衣”指的是大邑商所在的“衣地”，武王用“衣地”来代指商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祭天之语必须诚信不欺，否则会因失真而影响天命归属，这对武王来说得不偿失。
因此，这里的“衣”可能是武王为了强调“衣地的商政权”，使表述更加准确。
综上所述，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前往嵩山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宣告天命转移，使新王朝获得政治与宗教上的合法性，而不是在商朝社庙南边举办祭天。
即便武王在商朝社庙南边举行了一些祭祀仪式，也不可能是祭天这种大典。
那么，武王为何选择嵩山祭天，嵩山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实际上，嵩山是当时“地中”所在。
要理解“地中”，可以参考几段文献记载。
《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意思是夏至正午立杆测影，影子一尺五寸的地方就是地中，嵩山一带夏至日影正好是一尺五寸。
《周髀算经》则记载：“夏至日影一尺六寸”为地中。
根据陶寺遗址出土的圭表等实测，周髀算经记载的地中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周礼》还提到：“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当“国家”出现后，“地中”与“国家”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概念。
可见，地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强权定义的。
但在商朝时期，或周人看来，当时的地中在嵩山一带。
商朝早期的都城在郑州一带，实际上也位于地中。
天帝被认为是居于地中之上，想要接近天帝，让天帝听到武王革商建周的声音，选择嵩山的最高峰祭天是最合适的选择。
反过来，武王直奔嵩山“天室”祭天，也说明此地最接近天帝居所，天帝居所下面对应的就是“地中”，在地中建国，自然就是中国。
由于地中在嵩山一带，洛阳与其毗邻，武王在洛邑营造了“成周”，并准备定都洛邑。
周成王时期的何尊，讲述了周成王迁都成周以及回顾武王克商的过程，其中提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庭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
’”这里的“庭告于天”意味着在天地之中祭天，印证了天亡簋中的记载。
后面的“宅兹中或”更为珍贵，因为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因此何尊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总之，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军事胜利只是第一步，还需要通过祭天仪式宣告获得天命的认可，才能真正实现灭商的成功。
随着时代的进步，军事效果逐渐超过了祭祀的重要性，地中也变得可有可无，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忽略了武王祭天和地中，导致这段历史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也误导了司马迁，使得《史记》中没有重点记载武王祭天等内容。
通过天亡簋等考古发现，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段历史，理解武王为何选择嵩山祭天，以及“中国”一词的由来。
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和宗教文化。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