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决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1日为苏联东北撤军的最后期限，不再同意苏方延期撤军。
蒋经国在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说了许多对苏友好的话，但在长春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在苏联要求的几个关节点上，张嘉璈并未作出让步。再加上天气严寒，燃料困难，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6日起，苏联停止了撤兵并将东北行营收编的保安总队1000余人缴械，直到3月11日苏军才开始从沈阳撤退。这段时间被称为苏军延宕撤退及行政接收停滞时期。
苏联再次延期撤兵的图谋1月下旬，临近苏军撤走时限，蒋介石派其夫人宋美龄代表他赴东北慰问苏军和东北同胞，发放慰问品30吨，实际上是为苏军送行。
1月22日至25日宋美龄广泛会见苏军官兵、东北行营和各省军政要员和民众代表，代表国民政府为100名对日作战立功苏军将士授勋。但苏军最高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借故躲开，让他的参谋长特洛岑科代表他接待宋美龄。特洛岑科在欢迎宋美龄时一再强调中苏经济合作是中苏持久友谊的基础，流露出对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现状的不满，对宋美龄一系列的友好讲话和欢送活动并不领情。
1月底，苏方人员私下透露：因煤炭缺乏，影响军运；而国民党军队因御寒设备不齐，未大量开入；苏军一旦全撤，中央军和行政机关将受到（中共部队）的威胁；“此外尚有若干问题尚未解决”，苏军撤退日期将延缓至开春。
所谓尚有若干问题没解决，主要是国民政府没有答应苏联在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中所提出的条件，合作协议没有签署。
张嘉璈
两天后，苏方又向张嘉璈提出，国民政府应派兵接受沈阳以南的抚顺、鞍山、辽阳等处工业据点，国军应担任中长铁路的警备任务。
当时国民党军队刚进入皇姑屯不久，正全力准备进驻沈阳，没有力量进入由中共部队控制的抚顺等地，也不可能立即派出军队守卫沈阳以北的铁路。
实际上苏联还是用的老办法，以防止中共接管的名义，让国民政府主动同意苏军缓撤。但是，这次不管苏方提出什么理由，蒋介石再也不明确表示同意苏联延期撤军。相反，加紧东北行政接收步伐，加紧从水陆两路向东北派遣军队，表示以自己的力量接收东北的决心。
而这时张莘夫命案的发生，引起全国知识界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国民党右派趁机利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掀起对苏抗议和反苏游行，从政治上逼苏联撤军。
张莘夫事件张莘夫原名张春恩，吉林长吉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生，北京大学肄业，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攻煤矿工程，毕业回国后，先后在东北、焦作、四川等地任煤矿工程师、矿长，抗战后期任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区接收委员。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4日受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委派，偕徐毓吉、刘元春、牛俊章、张立德、庄公谋、舒世清、程喜田七名工作人员，警卫九人，乘专车赴抚顺接收抚顺煤矿。到抚顺后，由苏方派人接至矿内俱乐部。其警卫被当时控制抚顺的东北民主联军缴械后逐走。张莘夫一行改由苏军守岗。
张春恩
16日晚，苏方军官向张莘夫说，此地不能接收，劝即回沈阳。张莘夫等于当晚搭乘原专车返回沈阳。专车将至离抚顺25公里之李石寨车站时，原中共冀东部队逃兵莫广成率武装分子冲入列车，强行将张莘夫一行带下火车杀害。
张莘夫等人不仅是行政干才，而且又是国家优秀科技人才，在接收国家主权过程中无端惨遭歹徒杀害，自然引起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的关注和痛惜。
当时苏军当局确实不想让张莘夫一行在抚顺久留（抚顺煤矿是东北最大的煤矿，苏联想将其纳入南满铁路附属产业，由中苏合营。张莘夫接管抚顺煤矿，等于将煤矿收回，苏联变相拒绝张莘夫接收），也确实想利用中共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但无论是苏军当局，还是当地中共武装，都没有想杀害张莘夫等人的打算。
张春恩
事出之后，苏军当局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一突发事件给苏联造成很大被动。驻抚顺苏军卫戍司令闻讯后，即派一队苏军官兵赶赴现场调查，随后又派出增援部队搜查车站附近地带，但并未捉到凶手。
从当时东北国共明争、苏蒋暗斗的大背景来看，苏军当局和中共抚顺地区领导对张莘夫命案负有一定责任（张莘夫赴抚顺接收煤矿曾得到苏军当局允许，苏方允予保护安全，但实际上既不允许接收，也不作切实保护。中共抚顺有关部门解除张莘夫警卫武装，警卫遁走，致使匪徒敢于为所欲为），但国民党的官方报道，居然毫无根据地肯定说，是“非法部队”（即中共部队）杀害了张莘夫一行，这就将广大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的不满不仅引向了苏联，而且引向了中共。
全国反苏大游行的策划还在张莘夫惨案发生之前，国内知识界就开始批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知识界在了解到该约签订的内幕后发自内心的爱国行动。
在该约刚公布时，国民政府官员和社会舆论几乎是一片赞扬声，知识界反应平静。因为尽管该约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但毕竟换得苏联出兵，早日解放东北，尽快结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当中国知识界逐步知道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后（苏、美、英1946年2月11日各自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12日《中央日报》译载，此前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只从私人渠道得知雅尔塔协定的部分内容），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批判美、苏、英首脑秘密交易，牺牲中国利益；对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失去外蒙古，使苏联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侵华特权，义愤填膺；有些文章则斥责国民政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批判的矛头并非专指苏联，基本不涉及中共。
但国民党巧妙地利用张莘夫案件，组织了持续一周多的全国学生大游行，把锋芒直接指向苏联和中共。
2月16日，经重庆国民党当局的精心策划，由旅渝东北同乡会出面，在重庆青年会馆组织东北情况报告会，讨论收复东北和张莘夫被害事件。会上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副主任莫德惠报告东北情况，他把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的情况概括为：“（一）商人不能开业，（二）工人不能做工，（三）农人不能耕地，（四）学子不能读书”。
这次集会主要参加者是被动员起来的东北民众和重庆中大、东大、复旦、重大、兵工、湘雅、社教院、中工等中央八校的学生代表，是为组织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精心策划的预备会议。会上提出七项提案，计为：（一）苏军在东北的一切任务早已完成，应按约实施全部撤退；（二）请实践不干涉中国内政诺言，铲除所有驻防区内之不法政权；（三）在东北所取之各项物资，乃东北人民血汗，应全部归还中国；（四）对张莘夫被害，应惩办凶犯，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五）请政府加强武力接收（东北）；（六）驻防区内所建之非法政权武装集团虽以共产党为名，而其实为扰乱和平，破坏统一，不应以解决党争之方法予以协商，必须彻底消灭以弭患；（七）停止就地交涉。
在国民党的幕后指挥下，以上七项议案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学生的共同要求。其中苏联东北撤军和消灭“非法（中共）政权”是核心内容。中共成为被攻击的集中目标。
2月22日，重庆两万名学生和员工游行。游行队伍由警察保护，可以喊任何反苏口号，发表任何挑衅性演说，在墙壁上、广告栏、汽车上可以毫无阻碍地张贴仇视中共和苏联的标语，有关部门为游行参加者集体提供饮食和交通车辆。
2月23日，北碚复旦大学等各校8000学生入城向国民政府请愿，文官长吴鼎昌对学生发表讲话，表示政府完全支持学生要求，并将学生要求转呈蒋介石主席。2月24日成都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校师生万余人游行，南京、北平学生团体举行游行。2月27日，上海86个大中学校以及学生团体约2万人冒雨游行，至此持续一周的抗议游行始行结束。
游行口号各地几乎是一致的，集中指向苏联和中共，特别是集中指向以苏联撤军为核心的东北问题。公开见诸于国民党报纸的口号有：“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不容任何借口割据东北”，“铲除一切非法地方政权”，“铁血保卫东北”，“我们不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中共应该爱护祖国”，“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打倒新帝国主义”等。
游行队伍中有人举垂死的“死在林（斯大林）”画像，用数学公式写的“苏联等于德国加日本”和“斯大林大于希特勒加裕仁天皇”标语牌。
混迹于游行队伍之中的特务，冒充学生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打伤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工作人员9人。
在重庆游行高潮期间的2月22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对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他向王世杰指出：这次游行是有组织的反苏举动，中国一些国家机关早就参与了准备并得到了中国当局的支持。这次游行和报刊利用东北苏军因技术原因延迟撤退大做反苏宣传，但另一方面，对美军滞留中国，中国报刊却没有进行抗议，尽管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希望，无论苏军，还是美军都应当尽快地撤出中国。
彼得洛夫最后说，苏联政府责成他对这次反苏游行和一些中国出版机关制造的反苏宣传提出严重抗议。他特别提醒王世杰，苏联政府认定中国政府应对这场反苏行动负全部责任。这次反苏行动与两国正常关系是不相容的，是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违背的。
该照会是从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政府第一次对国民政府的严重抗议。这次抗议表明，中苏同盟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蒋介石的成功“表演”重庆学生游行开始之前，蒋介石离渝赴京沪杭视察，游行过后回到重庆，利用国府纪念周发表对苏政策讲话。
首先表示，他回到重庆后始知“前昨两日，陪都学生游行情形”，暗示一切幕后策划与他无关，接着发表对苏政策讲话，为他手下的人的“过火行为”转圜。
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并不允许把对苏和对中共的关系彻底闹翻。在东北，国军还不足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武力接收，还有求于苏联抑制中共力量的发展，解决新疆问题仍需苏联协助。在国内问题上，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马歇尔的调停下签署了全面停战令，以中共为代表的和平民主力量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国人民期盼和平建国，蒋介石也不敢遽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他只能有限地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他在肯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为，但不可情感偏激用事后，宣布对苏政策说：第一，对苏经济谈判，政府授给东北行营的权利为：一、必须遵守中国法令，二、尊重中苏友好条约，三、不抵触中国已签订之一般国际协议。第二，中苏友谊不仅对中苏两国，而且对战后世界和平亦极必要，必须保持，不为一时一事所动摇。
这两条实际上是告诉苏联，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不会答应苏联的条件；国民政府暂时也不会搞大的反苏举动。
蒋经国
为缓和苏联不满，蒋介石派蒋经国于3月2日到苏联大使馆表示“赔礼”。
蒋经国对彼得洛夫说，他奉蒋介石总统之命向大使转达：总统“对最近几天重庆发生的事件深表遗憾”。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为防止学生们这次反苏行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遗憾的是，由于发生满洲问题（指张莘夫被害事件）使复杂的国内政治局势大大尖锐化了，政府不得不忍受学生们的过火行动。总统请您相信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友好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这次对苏抗议大游行，对广大青年学生、教职员工和知识分子来说完全是爱国行动。知识界的真正要求可以中大教授会及助教会发布的四通电文为代表：《致苏联政府电》要求苏联遵守条约，将东北交与中央政府，迅速全部撤军。《致英美苏政府抗议雅尔塔秘密协议电》，抗议该三国运用秘密外交处置第三国领土主权，实为旧帝国主义惯技，对华无约束力。《上国民政府电》要求政府要坚定不移，对苏不作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让步。《为东北事件告各党派书》要求各党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对内革新政治，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这些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正当要求。
蒋介石集团正是利用这些正当要求，通过国民党右派在幕后的精心策划和特务混迹于学生队伍中造势，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停战令和政协会议决议公布后，中共中央就力主东北全面停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东北地方政权。对中共这些合理要求，美国国共调停人马歇尔也不反对，蒋介石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利用这次游行，污蔑、丑化中国共产党，把中共关于东北的要求，污蔑为置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一党私利搞分裂、搞割据，妨碍了东北的接收和国家的统一，是“赤色卖国贼”。
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言论和消息，把东北人民的爱国武装与民主要求也列入外交范围，说这些也是应国际解决的问题，不在政治协商和军事调处之内，因而中共中央发言人根据停战命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所提出的关于东北的和平建议，便是妨碍国际问题的国际解决。
蒋介石这些宣传在当时是很有欺骗性的，为他发动内战（主要是在东北大打），在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作了舆论准备。在对苏外交方面，促进了苏联东北撤军，为他全力以赴地以武力（向中共）接收东北创造了条件。
苏联的对策这次游行给苏联造成一定的被动。但苏联除对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外，舆论反应却比较平静（因为斯大林知道怎样整蒋介石），始终作低调处理。
就在2月22日重庆举行大游行的当天，塔斯社就发表评论指出，游行是特务预先组织的，不点名地批评国民政府蓄意制造反苏游行，推卸不掉自己的责任。3月3日莫斯科中国评论员马西努发表谈话，主要是对苏军拖延撤退的原因作了解释，调门也不高。
国民政府通过学生游行，强烈地向苏联传递了“苏联不撤军，就达不成经济合作协议”的信息，苏联原想赶在撤军之前达成东北经济合作协议的希望化为泡影；如再拖延撤军势必招致中国学生和整个知识界更强烈的抗议，苏联在中国人民中树立的“帮助中国解放东北”，“解放东北人民”的友好形象必将被群众风暴冲击得荡然无存。
这是斯大林绝不会干的。其实，在马西努发表谈话时，苏联已经决定全部撤军。
为给蒋介石一个突然袭击，苏联先虚晃一枪，由军方发表一个好像不急于撤军的声明。
2月26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参谋长特洛岑科中将就苏军撤离东北问题对长春市报界发表声明说：苏联两次延期撤军都是国民政府要求的。最近撤军发生延误，“因中国政府军行动极为迟缓，未能按时到达苏军撤出的地区，致使苏军司令部在许多时候不知将撤离后的领土交给谁”；此外，煤炭缺乏，严寒的环境，特别是由日伪残部组成的匪帮在铁路线上大搞破坏活动，也是造成延误撤退的原因；但苏联在东北的驻军“将早于、无论如何也不会迟于美军司令部将美军撤出中国的期限”。
这个声明将苏军撤退时间与美军撤退问题直接挂钩，按一般理解，苏军撤退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声明引起蒋介石政府的惶恐。
3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说：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本年2月1日为苏军自东北诸省撤退完成期限。现2月1日已过，苏军尚未自东北完全撤退。请苏联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并将其撤退详情惠于见复。”
谁也料想不到，国民政府照会发出的第二天一早，苏军就从沈阳开拔。
《中央日报》记者自沈阳报道说：“交通界确息，此间西边站，自7日晨5时53分至8日晨11时，向北开出列车22列，共拖车厢381节，合载苏军1100余名，其余皆为轻重武器及物品……本日沈市街头，见搬运行李之苏军往来，唯截止晚6时止，我方仍未获通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以突然撤军来袭击蒋介石，当然不会通知。
由于怕引起苏联误会，国民政府一再向苏方强调，东北只维持少量驻军，以治安需要为限，再加上天气恶劣，空运不便，国民党军队不仅数量不敷填补苏军空缺（国军接收东北所用兵力，原计划使用五个军，计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三十、四十各军，除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三个军到达东北外，三十、四十两军被中共军队阻于豫北，已抵达东北的三个军还负责交通掩护任务），而且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沈阳以南，“除东北行营直属之保安队外，沈阳以北无国军。
苏军撤走，中共部队必然填补空白。显然，没有苏军的配合，国军能否接收东北存在着不小的变数。接下来，国民党方面的惶恐和着急必然使局势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至此，东北的较量也从中苏国与国，变成国共两党的生死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