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陈寅恪先生晚年以惊人的毅力撰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后来许多人对此不理解，有的学者则从他表明对大陆政权的政治态度、对美女的“投射之恋”等角度进行阐释，存在种种曲解和误解。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动机和根本旨趣，就是要挖掘《再生缘》的重大思想价值，表彰柳如是的高尚人格，以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中《论〈再生缘〉》偏重于倡导“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偏重于倡导“独立之精神”，两部著作互相呼应，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角度着眼，《再生缘》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品;无论从个人人格还是从民族气节上看，柳如是都是一个高尚美好、令人尊敬的人物。陈寅恪先生选择这两个人物及其著作生平作为自己晚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根据他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宗旨作出的慎重选择。他早年提出的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工作之始终。
关键词：陈寅恪《再生缘》《柳如是别传》
一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建树，并不仅仅体现在一系列精深的专题研究成果上。他对当代中国学术应建立怎样的范式、运用怎样的方法作了深入探讨，至今仍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他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发展前景作了宏观思考和整体判断，高瞻远瞩，不仅度越时辈，而且至今仍是关于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为深邃精辟的见解;他对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作了深入思考，并努力践履，自始至终倡导学者、知识分子以至所有的人都应该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具有深远的意义。时间愈久，陈寅恪先生的这一主张越显得洞中要害，烛照千古。总之，陈寅恪先生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他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伟人。随着国人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他的思想和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将越来越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海内外曾掀起一阵“陈寅恪热”，多个专门探讨陈寅恪先生学术成就和思想的会议接连召开，相关的论著相继出版。对某些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陈寅恪成为学术界中人提及频率最高的名字，一时间几乎形成了“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局面。但这股热潮不久就过去了。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结构复杂的整体，人们要关心的问题很多，热点问题也不断涌现，无论陈寅恪先生如何了不起，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人们一直热烈地谈论他，因此这股热潮退去是很自然地事。问题是在这股热潮中，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许多命题，人们都浅尝辄止，并没有谈透。相对而言，人们对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等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视，讨论比较充分;关于陈寅恪先生对构建中国现代学术范式和方法的贡献，关于陈寅恪先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发展前景的思考，人们重视不够，挖掘不深;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更有待于人们充分领会。
这场“陈寅恪热”还停留在浅尝辄止阶段的表征之一，就体现在人们对陈寅恪先生晚年两部重要著作《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探讨上。陈寅恪先生约于1951年开始写作《论再生缘》，1954年完成，约4万言;1954年开始撰写《柳如是别传》，1964年完成，约80万言。完成这两部著作，几乎是他晚年的全部工作。这一现象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诸多猜想。作为一位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等领域的专家，陈寅恪先生在晚年为何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明清时期?为何他选取的对象都不是当时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而是两位处于边缘的女性，而陈寅恪先生给予她们极高的评价?他当时年事已高，且双目已经失明，是什么动机和信念在促使他、支撑他奋力完成这两部书?两部书的写作时间，恰与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时间基本重合，那么这种环境是否对他写作二书有影响?他写作二书是否即是出于对这种环境的一种反应?因此，陈寅恪先生写作二书的动机是什么，二书有何寓意，又与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心境和政治态度如何的问题密切相关，于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
最初很多人的反应，是对陈寅恪先生不理解，甚至为他感到惋惜。据汪荣祖教授说，“当代史家何炳棣以及过世的著名学者严耕望与钱钟书先生都不能理解，何以陈氏晚年穷惊天动地之心力写此两本并无甚高学术价值的书?”汪荣祖教授没有说明他何从得知这几位先生有这样的意见。如果汪荣祖教授所述属实，包括以思想敏锐精深著称的钱钟书教授在内的这几位著名学者，也不能理解陈寅恪先生撰写这两本书的意义，这是引人深思的。
海外学者较早注意探讨陈寅恪先生晚年的思想状况及撰写这两部著作的研究旨趣。余英时先生于1983年在《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结集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前后三次出版。余英时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晚年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所以他的著述有其特殊的语汇和表达方式，存在一套特定的“语码系统”。根据这一思路，余英时先生对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心境及其著述的寓意进行了解读，不乏精彩独到的见解。但余英时先生的解读有其特殊的视角。虽然他反复强调，陈寅恪先生是文化遗民，而不是政治遗民;因此自己的解读主要从文化着眼，而不是从政治着眼。但在具体释证中，余英时先生关注的焦点实际上总落在陈寅恪先生晚年的政治态度上。他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决定留在大陆，夫人唐筼女士则主张去台湾，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唐筼女士甚至独自跑到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去香港找了一个多月才将她找回来。不到一年陈寅恪先生就后悔了，非常佩服夫人有先见之明，愧疚自己当初没有听从她的意见。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就是用钱谦益和柳如是比拟自己和唐筼女士，表达自己的歉疚和后悔之意。如《柳如是别传》写到郑成功进攻南京时，钱、柳都曾离开常熟，搬到白茆港芙蓉庄居住，以便联络郑军。不久郑军败退，钱先回家，柳则留住白茆港，陈寅恪先生认为这表明柳不放弃希望，见识在钱之上。余英时先生说陈寅恪先生这些话就是暗指唐筼女士处事明决，自己不如她有远见。另一种观点可以汪荣祖教授的意见为代表。他认为陈寅恪先生晚年之所以倾力撰写《柳如是别传》，研究陈端生、柳如是两位女性，除了“展现一贯的考证长才”外，重要原因之一是陈寅恪先生对美丽才女产生了一种“投射之恋”，即迷恋研究对象，把自己化身为其中的角色而不能自拔。汪荣祖教授1976年出版《史家陈寅恪传》时，即提出这种见解。直到200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新版时，他仍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一望而知过于简单，但较投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因而也颇为流行。
1994年9月1日至2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是“《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传统”。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相对集中讨论《柳如是别传》的会议，论文结集为《〈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书。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为该书撰写的“代前言”说:“(《柳如是别传》)这部皇皇80余万言巨著，虽以名妓柳如是为线索，却论述了明清之际的重大事件，引用大量诗文材料，考释入微，有很多地方发前人所未发，应是陈先生的学术结晶。”这可能是当时大多数为《柳如是别传》辩护者的共同看法，即认为柳如是只是这部书的“线索”，这部书的主要价值还在于藉此反映了“明清之际的重大事件”，发历史未发之覆等等。
在该书“代前言”的后面，胡守为教授又根据陈寅恪先生一向强调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并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从而认为:“柳如是致力于复明运动，其思想行为当合乎儒家三纲六纪之义，即维护民族文化精神，而此种精神又是陈先生一贯倡导的，这恐是他穷十年之力为此‘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作长传的主因。”这又是说，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宗旨，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精神”。胡守为教授的这两种说法显然自相矛盾。而且陈寅恪先生本人明确讲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比“三纲六纪”重要得多。他并不认为三纲六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论再生缘》中，他赞美陈端生的，恰恰是她“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核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可见，维护“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文化精神”，不可能是陈寅恪撰写两书的宗旨。
该书所收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一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了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主要体现为爱祖国的文化，柳如是、钱谦益也是因为爱汉族的文化，而参与抗清复明，陈寅恪先生是在这一点上与柳、钱产生了共鸣。这又将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宗旨解释为爱国主义、爱祖国传统文化，颇为浮泛。
同书所收蔡鸿生《“颂红妆”颂》认为，“一言以蔽之，‘颂红妆’，就是颂独立，颂自由”;陈寅恪先生写这部巨著，就是要“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称精辟。刘健明《〈柳如是别传〉的人物评价》认为:“陈先生重视历史人物的行谊与操守，绝不能简单视为道德高于一切的传统观念的坚持，而是肯定历史人物对自身人格的尊重。没有独立的人格，便没有独立的生命和思想。”也很有见地，可惜两文没有对上述观点进行充分论证。
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陈寅恪先生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旨趣，要么是不理解，要么存在曲解和误解。虽然也有学者对余英时先生和汪荣祖教授的意见不以为然，触及到两书的重要价值，但由于没有正面对陈寅恪先生撰写这两部书的动机和研究旨趣作出具有充分论证，人们对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就还不甚了了。比较流行的，就还是以余英时先生和汪荣祖教授的意见为代表的两种观点。这不仅可能厚诬陈寅恪先生，也将遮蔽这两部著作的深邃内涵和巨大意义。因此，现在对陈寅恪先生撰写这两部书的动机和研究旨趣进行探讨，实有必要。
二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追寻陈寅恪先生写作二书究竟有何寄托，有一个假设前提，即认为陈端生和她的《再生缘》、柳如是其人，都不值得陈寅恪这个大史学家花如此大的力气去研究，他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舍大取小，令人惋惜，但陈寅恪先生并不这样看。
关于《再生缘》的评价，人们首先碰到的是文体问题。《再生缘》属于弹词作品，弹词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非常边缘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有雅俗之分，包括弹词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一直受到歧视。近代以来，西方文学观念传入。由于在西方文学中小说、戏剧具有较高地位，于是中国的小说、戏曲作品的地位得到提高。而在西方文学中缺乏对等文体、因而实际上也更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弹词、鼓词、宝卷等文学作品，则仍然被人们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至多只是在扫描文学全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全面视野和平等态度，对这类文体蜻蜓点水地提一下，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们当作平等的文体正面进行研究，可以说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它们。这种现象说明，尽管近代以来我们接受西方文学思想，强调文学观念的革新，倡导给予通俗文学以平等的地位，但传统的影响力具有极大惯性，根深蒂固，中国自古以来严分雅俗的正统文学观念仍在深刻影响着我们。
同时，我们在倡导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出现了崇洋迷外、厚西薄中的倾向，言必称希腊、罗马，动辄高谈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莎翁戏剧、《十日谈》，以及本属东方文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认为凡是外国的就是好的，而对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本土民间文化不屑一顾。其实这些人往往并没有真正读过那些外国文学名著，只是道听途说，知其名目，聊以炫耀自己博闻多识而已。对中国本土文化究竟如何，《再生缘》这样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比较。这都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落后导致的国民的文化自卑观念在作怪。
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自命高明，他以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坦诚，在《论〈再生缘〉》中如实地说明，自己对《再生缘》这样的弹词作品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反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搆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逐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
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寅恪四十年前尝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
中国古代有强大的雅文学传统，人们醉心于典雅含蓄的诗词古文，对民间通俗文学抱歧视态度。相应地对书面文学评价较高，而对口头文学评价较低。即使自宋元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对民间通俗文学、口头文学的态度有所改变，对它们的价值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在研究欣赏这类文学作品时，还是习惯于用传统的诗歌理论和古文理论来分析评价它们，往往还是觉得它们的语言过于浅俗，结构过于冗长繁复。简言之，是用诗词古文等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它们，而不是根据口头文学本身的文体特征来衡量它们，对它们的评价就自然不高，也难中肯綮。
欧美学者通过对希腊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巴尔干地区民间史诗等口传文学的研究，揭示了这类文学的文体特征:因为凭借口头流传，为便于记忆，也为了让不识字的听众容易听懂，这种文学作品往往语言浅白，多用套语，不嫌对前面情节的多次重复;整部史诗往往由一环套一环的框架组合而成，每一环的内部结构都大同小异，语言和结构都高度程式化;通过一个个情节单元的反复循环，这类口头文学作品不难达到几十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规模。歌唱口传史诗的艺人们之所以能不可思议地记住它们，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奥秘也在这里。如我国发掘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有60余部，10万行左右;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就有8部，20余万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口传文学语言和结构上的这些特征，是由它的产生过程、传播方式、受众特点等所决定的。口传文学因此具有与书面文学迥异的文体特征。我们必须根据口传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来看待和要求口传文学，而不应该根据一般书面文学的特点和规律来看待和要求口传文学。应该说，我们过去对《再生缘》这类口传文学作品的认识，长期都陷入一种误区，因而形成了种种偏见，现在我们应该从这种误区中走出来，彻底转换分析评价的思路和眼光。根据新的思路和眼光，《再生缘》在语言、结构等方面体现出来的一系列文体特征，就不应再予简单诟病，而应该予以客观的评价。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中心的“口头诗学”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米尔曼·帕里和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开其端，以后一直绵延不绝。陈寅恪先生1917年冬至1921年秋曾在哈佛大学求学，他此后对哈佛大学以及国际相关学术领域前沿的动向一直密切关注。他在《论〈再生缘〉》中所阐述的这种观点，应该受到欧美学者关于“口头诗学”理论的启发，它对我们研究评价《再生缘》及中国大量口传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次，关于《再生缘》的结构，陈寅恪先生认为，我国古代小说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结构上往往都有缺陷，不如中国古代诗歌和古文结构精密，唯有《儿女英雄传》、《再生缘》独异。“《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若非端生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
又次，关于《再生缘》的语言，陈寅恪先生认为，“弹词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他说，元稹曾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来推崇杜甫的诗歌成就，与之相比，《再生缘》文词“累数十百万言”，“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最重要的还是《再生缘》的思想意义。《再生缘》写十三省都督之子皇甫少华与元戎侯爵之子刘奎璧都求婚于才貌双全的十五岁少女孟丽君。孟丽君之父孟尚书决定以比箭的方式择婿，各射三箭，一箭射垂杨，一箭射金钱眼，一箭射挂着蜀锦宫袍的红绳。刘奎璧以一箭之差败于皇甫少华，孟丽君成了后者的未婚妻。刘奎壁不服输，多次阴谋陷害皇甫少华，又借身为皇后的姐姐的权势，终于使皇甫全家抄家问斩。少华及其母、姐潜逃，孟丽君被逼改嫁刘奎壁，不从，遂女扮男装逃离家庭，化名郦明堂，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及丞相，治理国家，政绩赫然，并揭穿了刘氏家族的阴谋，使皇甫一家得到昭雪。孟丽君担任主考，选皇甫少华为武状元，又举荐他担任征东元帅，使其以军功得封王爵。
皇甫少华与皇帝都已觉察到她的女性身份。少华多次用计谋，企图逼迫孟丽君就范，以便“同偕花烛”;而皇帝本人也堕入情网，一方面逼迫她承认是女性，另一方面又逼迫她承认不是孟丽君而是别方女子，以便自己能将她娶入深宫，封为皇妃。孟丽君劳心焦思，左推右挡，但在一次赐宴时，中了皇太后的圈套，被药酒迷醉。宫女奉皇后(皇甫少华之姐)之命，乘醉脱靴，暴露了孟丽君的三寸金莲，并盗去她的红绣软鞋。宫女为皇帝所截，三寸红绣鞋落入皇帝之手。皇帝将孟丽君秘密送回府第，随即微服造访，要孟丽君承认自己的性别，但不要承认是孟丽君，只说是来自他乡的未婚女子，否则就要将她打入天牢，治她欺君死罪。孟丽君的父母、翁姑、兄弟、乳母、密友无一例外，都加入逼她“就范”的行列。孟丽君左支右绌，走投无路，终于在绝境中吐血昏迷。陈端生所写《再生缘》十七卷就写到这里。
陈寅恪先生认为，首先，《再生缘》对女性的才能、社会地位和人生道路作了大胆探索，提出了全新的思想。在陈端生所处的时代，科举和政治都是男性专享的特权，女子既不许参与和享有，也被认为不能参与和享有。《再生缘》则大胆地提出，女子才华不仅丝毫不亚于男性，而且往往还胜过男性。男性可以参与和享有的科举、政治权利，女子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参与和享有。孟丽君参加科举考试能高中状元，参与政治能直升宰相，作事“刚断”，“事事刚明有主张”，“真练达，实精明”，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深为皇帝所倚重，以至当面对她说:“千秋世界全凭尔，一国山河尽仗卿。”不仅孟丽君如此，书中女性也多强于男性，十七岁的卫勇娥杀了贼首，占山为王:“道寡称孤如帝王，礼贤下士作英雄，部前将士心俱服，都说道，定要真龙夺假龙”。作为全书转折点的远征朝鲜一战，也由女将军皇甫长华起决定作用。长华作为皇后，常说:“做女儿的提刀斩将，从马擒王，哪里受得起这等的暗气来”?并不怎么把皇帝放在眼里。皇甫少华的母亲尹氏也历害，她准备“拼将万剐与千刀，搅海翻江闹上朝，哪怕君王规矩重，且骂顿糊涂天子赴阴曹”。孟丽君的父亲则是著名的“惧内”。总之，在整部弹词中，女性都能干、有才学、主动、进取、决定着胜败，而包括皇帝在内的男子则无能，才学不如女人，被动、优柔寡断、被摆布、被愚弄，甚至经常流泪的也不是女性而是男人。这就完全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观念。
与此相应，《再生缘》对作为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之根本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进行了瓦解。皇帝原是绝对权力的象征，但在陈端生笔下被还原成一个充满情欲的凡人，他深深爱恋孟丽君的才貌，曾穿着书生衣服深夜到凤阁探望，深感她“高谈阔论真博学”，“风流态度好摇心”，“朕竟不觉销魂矣，剪烛依依到几更”，又于黄昏时分将孟丽君私自召入深宫企图留宿，费尽心机，“盼一朝来望一朝，满怀只望度春宵。”孟丽君对未婚夫皇甫少华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她刚中解元，路过一座庙，见到少华题壁的手迹时，十分眷恋，以至“留连不舍偷垂泪，无奈嗟吁出庙中”，还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但等到孟丽君作主考，录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时，皇甫少华向孟丽君跪拜;由于孟丽君的选拔提携，皇甫少华官封征东元帅，任“招讨”之职时，“招讨敬师如敬父......惟共恩师诉别离”。后来，孟丽君更是“不欲于归皇甫门”:“唯我爵位列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王室王妃(皇甫少华得胜后封王)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皇甫少华的父亲，作为孟丽君的公公，也为她挽轿，甚至跪拜。这些都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
陈寅恪先生在列举《再生缘》中这些宝贵的思想亮点后感叹道:“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
在上述四个方面中，陈寅恪先生对弹词文体的论述，是为了扫清人们对《再生缘》这类作品先入为主的偏见;关于《再生缘》解构、语言的评价，虽然或许不免过当，也能给人以启发;而对《再生缘》思想意义的抉发，则尤为独具只眼。陈寅恪先生反复强调，《再生缘》所表达出来的关于女性的才能、地位和男女关系的思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性，是真正的“自由之思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所在，也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穿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情实感，亦堕世俗之见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他撰写《论〈再生缘〉》一书的目的，就是要大力倡导这部被忽视、埋没的弹词作品中所包含的“自由之思想”。
一般人之所以见不及此，可能与三个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有关。第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不了解口传文学的文体特征，对《再生缘》这样的弹词作品抱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重大价值。第二个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是我们对陈端生这样的小人物抱有偏见，总认为伟大的思想只能出自名公巨卿等所谓“重要人物”，而不可能出于像陈端生这样普普通通的“闺阁小女”，这显然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在作怪。其实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思想智慧都来自于普通人。就是我们后来顶礼膜拜奉为神明的许多大人物，如孔子、耶稣基督等，在他创造相关知识和思想体系时，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们成为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偶像，只是后人加以塑造、不断神化的结果。对已被奉为神明的偶像就盲目崇拜，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想当然地不屑一顾，这是一种典型的平庸之辈的平庸行为。只有主体理性精神完全达到独立自觉、具有独立观察、分析、判断、选择、表达、坚持能力的人，即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才能做出独立的判断，蔑弃虚假的的权威，而发现被埋没的瑰宝。
第三个思想观念上的障碍，是我们向来对天马行空式的空想有偏见，轻视理想、幻想的意义和价值。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农耕民族，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铸就了特定的民族文化性格，即脚踏实地，勤劳节俭，讲究实用，而排斥一切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民族文化性格自然有好的一面，但也存在严重缺陷，那就是过于强调现实的可行性，不去思考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只顾考虑当下会怎样，可以做什么，不考虑以后也许可能会怎样，还可能做什么。即使出现了那种“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杞人忧天”、“海外复闻更九洲”式的空想，人们也都予以嘲笑贬斥。在科学技术上是如此，在关于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上也是如此。久而久之，我们这个民族就越来越缺乏想象力，缺乏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缺乏理想，不清楚前进的方向，不能朝着理想去努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即如关于女性的才能和社会地位问题，中国古代人就长期笼罩在“三从四德”观念的阴影下，很少有人对这些表示怀疑，也很少有人思考过女性是否还可能拥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生活图景。近代以前漫漫两千年间的众多思想家中，似乎也就只有李卓吾曾对女性的才能和社会地位作出过一些新的思考。倒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有《杨家将演义》、《花木兰》、《女状元》、《秦香莲挂帅》、《再生缘》、《镜花缘》等，写到过女子中状元、做宰相、挂帅出征等，而我们认定这在当时几乎等于呓语，因此只是把这些情节当作民间文学中特有的幼稚可笑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没有正面给予充分肯定。其实，最典型的“自由之思想”，最初提出来时，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属于空想、幻想、狂想。然而，昨日的空想、幻想、狂想，可能今天就变成了理想，明天就变成了现实。君不见，在当今世界，女性可以参加各种考试，担任各种职位，取得各种成就，获得各种荣誉，女博士、女教授、女将军、女部长，以至女司令、女总理、女总统，无一不有。过去看起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的情形，现在都变成了现实，这充分证明了陈端生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闺阁小女”具有卓越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证明了《再生缘》等作品的伟大。以此类推，今天看起来还属于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又怎知它们将来不会也一一变成现实呢?因此，空想、幻想、狂想是非常宝贵的，有空想、幻想、狂想，才可能有突破，有创新。陈寅恪先生正是经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洞察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中轻视空想、幻想的弊端，因而对《再生缘》中最具“超越性”的思想予以大力表彰。他的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三
关于为什么要研究柳如是，及与之相关的钱谦益，陈寅恪先生其实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中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第一，他早年读过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等，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在昆明购得钱谦益白茆港芙蓉庄红豆一粒，有感于烽火连天的现实，对明清之际天翻地覆、兵荒马乱岁月中钱、柳的遭遇产生共鸣，因而对他们的经历、心迹、情感因缘、著述有笺释之志;第三，自己一生研究文学、历史和佛学，治学范围与钱谦益相近，可藉研究钱氏著述以验自己学问之深浅;第四，钱氏思想、学术博大精深，特别是他一生行事复杂曲折，当世及后代饱受唾骂，其经历、心迹、行事颇多待发之覆，有待后人“代下注脚，发皇心曲”。重重迷雾，往往也意味着富有诱惑力的研究前景，他也正好可以藉此实验自己倡导的“神游冥解”的史学研究方法;第五，最重要的动因，还是来自于对柳如是性情、人格的高度钦佩，觉得应予大力表彰。陈寅恪先生说: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当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陈寅恪先生克服双目已盲的困难，凭借深厚的学养和惊人的记忆力，在晚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献中爬罗剔抉，旁搜远绍，神游冥想，同时笔端饱含感情，力图复原三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刻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柳如是形象。第一，她容貌美丽，身材娇小玲珑，装束俏丽;第二，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作为一个出身妓院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子，十几岁就能做到诗、词、文、书、画无不精通，可与陈子龙、钱谦益这些当时全国最博学多才的文学家和学者唱酬，某些诗文作品确实风格独特，别具一格。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等著作，柳如是实际上担任了学术助手的职责;第三，个性鲜明，性格豪迈，极富魅力，让晚明一批最杰出的人物都为之而倾倒。她独往独来，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喜作男子装束，以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而称六十岁的汪然明为兄;第四，她大胆追求爱情，追求婚姻自主，不像当时其他妓女以至一般妇女让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主动出击，大胆追求，不畏权势，决不迁就，一定要找到令自己称心满意的伴侣。她初识复社盟主张溥，后来断然离开了痴情而性格怯弱的世家子弟宋征舆，婉拒了垂涎于他而老迈平庸的“嘉定四老”之一程嘉燧，不屈于有权有势威逼利诱的御史谢三宾。她最钟情于才华、人品都堪称一代豪杰的陈子龙，在因陈子龙夫人不容而不得不分开后，她退而求其次，经汪然明介绍，主动往访名满天下的前科探花、东林领袖钱谦益于常熟半野堂，终得结为夫妇。她在自己感情、婚姻问题上体现出来的眼光和胆量，令人敬佩。第五，她人情练达，处世沉稳，身处众多社会名流之中，时陷虎狼环伺之境，都能应付裕如。顺治年间钱谦益受黄毓琪密谋反清案牵连，被逮至南京，柳如是一路陪伴，多方设法，使钱谦益得以释归，充分展示了她的办事能力;第六，她具有完全独立的人格，自尊自强，几乎不受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与众多男性平等交往。在钱家不以妾自处，“从不曾受人之气”。钱谦益去世后，钱氏族人钱朝鼎、钱曾等逼柳如是交出财产，柳如是为捍卫自己的尊严，也为了保护女儿、女婿的权益，毅然自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第七，在事关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面前，她是非分明，决不苟且。南明灭亡时，她劝钱谦益自杀殉国，且愿先行一步，因钱谦益退缩和阻扰而不果。郑成功、张煌言北伐时，她和钱谦益积极奔走，与抗清武装积极联络。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柳如是集美貌、智慧、性情、胆识、才干、人格、气节于一身，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真正的“人”，堪称理想和完美的化身。陈寅恪先生不仅耗尽自己学术生命的最后十年撰写了《柳如是别传》，他的除专题研究著作以外的其他论著，基本上都收入《金明馆丛稿》和《寒柳堂集》，而这两部论文集的命名都来自柳如是的词作《金明池．咏寒柳》，十年的辛苦，一生的心血，都寄托于此，可见陈寅恪先生是何等醉心于柳如是其人。而在柳如是的诸多美德中，尤其让陈寅恪先生一唱三叹的，是她的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是最应该予以表彰的。对《柳如是别传》中的其他人物，他也根据这一标准给予褒贬:对钱谦益，在批评其软弱投降经历的同时，揭示其晚年心迹与行事真相，肯定其末节;对陈子龙、李待问等人舍生取义的壮举予以大力赞颂，对宋征舆、谢三宾、钱曾等人或失节、或势利的行为则予以斥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老朋友吴宓在新中国建立后曾远道前去看望他，当时陈寅恪先生正在撰写《柳如是别传》，《吴宓日记》中记载了陈寅恪先生的谈话: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总之，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动机和旨趣，既非常复杂，也非常明确。“缘起”提到的前几个原因，都只是引线，是铺垫，是附属的原因。其根本的动机和旨趣，乃在于表彰柳如是的的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的影响，远不止于一姓之兴亡，一时之得失，而关乎整个民族之兴衰，整个人类之命运，意义至为重大。所谓“投射之恋”等，因陈寅恪先生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此种情感倾向或许可能有，但这是非常次要的。只见及此，可谓知其小而遗其大;至于表达对现实政治环境和个人处境的不满等，由于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因此也不能说没有，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如只关注这一点，那么就是见其浅而不及其深。这两种观点，都将大大降低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境界，大大降低《柳如是别传》的思想意义。
一般人之所以没有发现柳如是身上有如此宝贵的品质，即使陈寅恪先生予以大力表彰后，人们仍然疑信参半，不少人仍然难以接受，是因为我们对柳如是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陈端生是一个官宦人家的“闺阁小女”，人们就很不当回事;柳如是是一个妓女，人们自然就更加轻视了。这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在作怪。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只有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才有可能具备杰出的品德。至于妓女，自然低人一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高尚境界，不可能有资格成为崇高与完美的化身。国人读小仲马的《茶花女》，其感受与西方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一个人成为帝王将相、富商巨匠，或妓女乞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环境给予他(她)的机会不一样，与他(她)的个人品德没有多大关系。位高权重者品格不一定高尚，身世卑微者完全有可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柳如是虽然是一个妓女，但她完全有可能是出于污泥的一朵高洁的莲花，她的思想、品德、人格、气节完全有可能达到那个时代的高度。
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试举一例。《柳如是别传》中写到钱谦益迎降北上后，柳如是留在南京，据闻与一郑姓(一说陈姓)奸夫私通。钱谦益之子钱孙爱告到官府，官府将奸夫杀于狱中。钱谦益回家后，怒骂孙爱:“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遂与柳如是恩爱如初，且为之置面首。陈寅恪先生引用相关记载后说:
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茧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犁然有当于人心也。
陈先生未辨此事之有无，是否出于他人的诬诋，而是直认为此事为真有，并认为柳如是的行为无可指责，钱谦益的反应得当，进而肯定中国历史上被举为淫荡之尤的南北朝宋代山阴公主的言论为合理。初见此论，我们不免骇异，但仔细思考，便不得不承认陈寅恪先生的见解堪称不刊之论。如果真正按照男女完全平等的原则来看问题，山阴公主的言论、柳如是的行为和钱谦益的说法就自有其道理。试问达官贵人平日享受高官厚禄，危难之际往往屈膝投降，卖主求荣，又怎能要求普通民众遵守道德规范?男人如钱谦益可以一夫多妻，还在外寻花问柳，有很多性伙伴，柳如是为什么不能找情人?很多人都认为陈寅恪先生在文化立场上比较保守。其实他是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真正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并真正奉膺它的。只有具备陈寅恪先生这样的思想观念，这样的见识，才能如此看待这一问题，才能真正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柳如是，才能发现她身上的宝贵品质，并给予她那么高的评价。
四
综上所述，陈寅恪先生撰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主要动机和根本旨趣，就是要挖掘《再生缘》的重大思想价值，表彰柳如是的高尚人格，以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独立之精神”，才可能产生“自由之思想”;只有具备一定程度的“自由之思想”，才能说具有一定的“独立之精神”。因此，这两部著作所表达的思想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一胞双胎，一枝两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如果细论，则《论〈再生缘〉》偏重于倡导“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偏重于倡导“独立之精神”，两部著作互相呼应，互相补充阐发，一脉相连。
而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陈寅恪先生毕生的追求。早在1929年，他就在《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中提出了这一宗旨: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且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终其一生，陈寅恪先生都在反复强调这一宗旨。如1953年11月下旬，他以前的学生汪篯受命到广州请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他表示拒绝，并由汪篯转交《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总之，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的命运，都是最为重要的。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其所有学术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使命和意义，也就在倡导和维护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的这一主张，是通过对中西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进行认真深入观察思考后形成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过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人们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取得重大进展，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社会就会取得显著进步。反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人们最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社会就会陷入落后。有时候高度集权统治也许会造成短暂的繁荣和稳定，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会严重萎缩，整个社会缺乏真正的创造性和活力，各种弊端逐步积累，这种繁荣和稳定往往昙花一现，不堪一击，甚至留下严重后遗症，结果是造成更严重的落后。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长期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君权专制政治，有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在专制政治年深月久的沉重压制和反复摧残下，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乎靡有孒遗。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国人特别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牢牢抓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追求，可谓洞中中国传统文化之要害，抓住了根本。
陈寅恪先生毕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都始终围绕着上述宗旨。1965年，他写下《赠蒋炳南序》，对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学术研究工作做了回忆总结: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都饱含世道人心之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高远的精神追求。他苦心孤诣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像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一样，“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挽救浇漓之末俗，使之复归淳正，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不会白费，历史将证明它的重大价值和作用。他决非因为一时兴起，聊为游戏，而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他说自己从事这两项研究工作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又说自己“著书唯剩颂红妆”等等，都是在感到自己的深远寄托很难被世人理解，自己的远大抱负与现实环境及自己努力的效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因此而发的感叹和自嘲。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角度着眼，《再生缘》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品，陈端生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家;无论从个人人格上看，还是从民族气节上看，柳如是都是一个高尚美好、令人尊敬的人物，两者都应予大力表彰。陈寅恪先生选择这两个人物及其著作生平作为研究对象，是根据他的根据他的思想宗旨和价值标准，根据他的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作出的慎重选择。他把这两个项目确定为自己晚年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他早年提出的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实际上一以贯之，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研究工作之始终。
令人感慨的是，数十年前这个睿智的灵魂在天涯海角的南国苦心孤诣所寄寓的深心，我们至今并没有充分领会。即使在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的重大思想价值、对柳如是的高尚人格及其意义特为表彰之后，很多人还是并不以为然，不少人甚至生出种种奇特的猜测，这真是一种悲哀。在总体上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股“陈寅恪热”，主要只是起到了让陈寅恪先生重新回归到学者以至公众视野中的作用。它的过早退潮，国人对陈寅恪先生的又一次淡忘，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真正认识了陈寅恪先生及其思想学术，恰恰表明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全体国民，距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和学术的境界还太遥远，开启民智、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转自《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