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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号：李德胜同志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以内阁学士实授山西巡抚，由词臣而疆臣，从此走上历时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
纵观张之洞的仕途，外放山西巡抚，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目前，对于张之洞早年在京期间的交游，以及他出任晋抚后的兴作，学界均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对于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这一重要转折的前前后后，则尚未见专文讨论。几部张之洞的传记，在谈到他早年抚晋一节时，也主要侧重其在任内的种种施政举措，对出抚前因往往一语带过。
细绎史料，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一事，尚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第一，李鸿章为何愿意提携张之洞？第二，李鸿章在张之洞外放过程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第三，当时曾有李鸿章援引张之洞入枢府之说，是否可信？
壹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劾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开篇就说：
该督当时与已革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并称畿南魁杰，洎光绪五六年间，前军机大臣李鸿章援之以进，蒙我皇太后、皇上虚衷延揽，不数年荐擢巡抚，晋授兼圻，寄以岭南重地，而该督骄泰之心由兹炽矣。
可见，假如没有李鸿章的“援之以进”，就不会有张之洞的步步高升。这是世人的共识。那么，身为军机大臣的李鸿章，为什么愿意提携张之洞呢？
这要从当时军机处（下文简称“枢府”）的权力格局说起。自同治七年十月至光绪二年五月，枢府一直维持以恭亲王奕为首席，满大臣文祥、宝鋆，汉大臣沈桂芬、李鸿章组成的班子。
后文祥去世，景廉补入。
李鸿章丁忧期间，为补其缺，沈桂芬援引其主持浙江乡试时所取的门生王文韶入枢府。此后，批答奏章大多由沈桂芬“主笔”，时人以“当国目之”，枢府的柄权实际为沈桂芬、王文韶二人所持。
与此同时，沈桂芬、王文韶还以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文简称“总署”）大臣。总署自咸丰十一年创立，由恭亲王奕兼领，大学士文祥襄助其事。文祥病重后，恭王引沈桂芬入总署，不久沈桂芬成为主事之人。
光绪四年七月，沈桂芬又将王文韶引入总署。沈桂芬谙究外情，躬行谨饬，但寡断多疑，办理洋务多用“应付之术”。
王文韶秉赋圆融，沿用沈之法。对于沈桂芬的操守、能力、应付洋务之术，张之洞、张佩纶啧有烦言。光绪六年，时当中俄伊犁交涉，张之洞至少写了二十余通密函给李鸿章，文中多用暗语，且二人多次会面长谈，关系不可谓不密。张之洞在密信中批判沈桂芬“昏谬私曲”，“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
张佩纶亦称沈桂芬“入柄大权”，内有懦相。这无疑拉近了二张与李的距离。加上李鸿章持“南北之见甚深”，对同为北人的张之洞、张佩纶，自然乐意吸引。而张之洞又与李鸿章有姻亲关系，这也使他们更容易接近。
时人遂有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章器重，二张亦“奔走于高阳，颇攻击吴江（沈文定）、仁和（王文勤）”。光绪六年正月初八，李鸿章服阙，朝命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月以来，慈禧身体欠安，连续不能视事。枢府原先的实权人物沈桂芬，因为遭受众谤，懊恼成疾。自此“枢府只高阳（案，指李鸿章）秉笔”，李鸿章成了枢府的实权人物。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沈桂芬去世。
慈禧太后至光绪七年四月则大见起色，已能召见枢府。但是，她身上诸症杂集，一时未能痊愈，仍在治疗之中。在此情况下，李鸿章进一步主持枢府事务。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枢务举措，大概取决于吾宗（案，指李鸿章）”，乃洞悉枢府格局之见。
六月二十九日，李鸿章授协办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阳相国”。李鸿章重入枢府后，兼直总署。自沈桂芬病逝后，总署便由王文韶“司稿”。李鸿章本人“自谢为不知洋务”，对总署事务并不上心。
不仅如此，他还以理学家自居，有意回避洋务，“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李鸿章曾向丁日昌抱怨说，近日总署由王文韶主稿，李鸿章与谋，洋务甚为隔膜。自任四川学政后，张之洞就开始大谈经世之学，留心当世之务。
在应付洋务方面，他可为李鸿章之臂助。自光绪初年以来，朝堂上的一批翰林、御史颇为活跃，他们以主持清议、重振朝纲为己任，“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④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邓承修、陈宝琛等。
关于李鸿章和清流的关系，当时有人曾说，清流“实皆鸿藻主之”。⑤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双方其实是一种互为所用的关系。陈夔龙就说，李鸿章秉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假借讲官之力，排斥异己”。
李慈铭也称“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樊百川已经指出，陈夔龙、李慈铭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总之，李鸿章与清流相互借重，逐渐成为光绪初年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有以上之关节，在李鸿章起复以后，张之洞的连续升官，也就不难理解了。光绪六年二月，张之洞补翰林院侍讲，五月转翰林院侍读，旋晋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八月转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七年二月，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六月初三，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令人诧异的是，仅五个月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即以内阁学士实授山西巡抚。I0在古代，官员的迁转需要循资。这个资，是通过年限来实现的。
有时候，即便资历到了，也不一定能顺利升迁，往往还要依靠人脉和机遇。张之洞这一连串的攀升，过于迅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李慈铭即叹为“近世之仅见者”。李氏复又指出，张之洞的擢升，离不开自身的才学、慈禧的眷顾，也离不开内部的“奥援”。
这个“奥援”，自然是李鸿章。不但张之洞，其他清流人士前后也有迁转。光绪七年正月，宝廷升内阁学士。
黄体芳自光绪六年放江苏学政，任内又升詹事府詹事，离阁学仅一步之遥。再往后看，光绪八年陈宝琛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随后派江西学政，九年即升内阁学士。
李鸿章曾写信给丁日昌说：“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所汲引。”可见，清流人物的升迁，背后离不开李鸿章的推毂。
贰
那么，在张之洞外放山西的过程中，李鸿章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去世。
回忆平生与李鸿章的交往，张之洞写下一副挽联：元佑初政，世称司马忠纯，再相未几时，凄凉竟堕天下泪；筹边非长，我愧晋公荐疏，九原不可作，苍茫空负大贤知。
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溢于言表。联中之“司马”“晋公”均指李鸿章。“荐疏”当然不是说真有推荐之奏疏，而是虚指推荐之举。李鸿章的后人李宗侗据此指出，张之洞出任晋抚，实出李鸿章所保。
从挽联中可以看出，张之洞的外放确实有李鸿章的推动。但是，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却不是李鸿章的本意。张之洞外放到山西，实出乎李鸿章意料之外。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张之洞的密友张佩纶在写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说：南皮（案，指张之洞）之事，高阳先不谓然。以洋务得名而置之无洋务之省分，论用才可谓捉蟾蜍而使捕鼠，论为己可谓翦六翮而欲傅天，论谋国可谓纵骐黄于牧而策驽骀也。
此信写于张之洞外放晋抚后的第三天，所谓“南皮之事”当然是指其外放山西巡抚一事。张佩纶告诉李鸿章，对这个结果，李鸿章是不以为然的。
由此可知，张之洞外放山西，并不是李鸿章的本意。张佩纶说，张之洞以知洋务得名，却被放至没有洋务的山西。于己于国，均非良策。张佩纶亦与李鸿章交好，故二人的往来信函中常讨论政情时局。
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有李鸿章对张之洞另有安排？光绪二十年甲午科进士，熟悉晚清掌故的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一书中记载：
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尤为鸿藻所器重。鸿藻欲援之洞入枢府，孙毓汶等忌之，遂以内阁学士出抚山西。又欲出张佩纶，鸿藻坚执不可，卒有马江之败。宠之适以害之，非鸿藻所及料也。
据“以内阁学士出抚山西”可知，此说正对应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受命之前。据“鸿藻欲援之洞入枢府”一语可知，李鸿章想援引张之洞进入枢府。
一般而言，入直枢府者须为部院堂官。当然，以内阁学士或相应品级入直枢府的先例并非没有，比如同治四年十一月李鸿章以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而且，光绪四年二月，王文韶以前湖南巡抚署兵部左侍郎在枢府上学习行走。彼时的王文韶没有任何京官的历练，连他都可以特召入直枢府，圣眷正隆、内有奥援的张之洞又有何不可？
此时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的黄体芳在获悉张之洞外放山西的消息后，对其中的缘故曾经有所猜测。
他写信给张佩纶说：南皮以名世才发轫三晋，朝有特简之明，野有再生之望，诚为厚幸。但中枢近事如何，究难悬揣，想当事者不愿分此一席，故于公私参半之间，出中令于太原，付细侯以并部耶。
然平心而论，与其画省回翔，老其才未展其志，诚不如召棠郇黍，后效无穷也。⑦信中说到中枢“当事者不愿分此一席”，说明当时确有引张之洞入直枢府之事。枢府中愿意引张之人，自然是李鸿章。
此外，按照张佩纶的性格与行事风格，此事亦应有他的参与谋划。再把目光往后推，光绪八年十月廿九日，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受到张佩纶再三弹劾而退直枢府。紧接着，翁同龢、潘祖荫分别于十一月初五、初六日先后入直。
张佩纶获知后，就给翰林院编修黄国瑾去了一封信，信中云：邸钞至，翁仍在政府，又增潘耳，从此两人比而用事，难矣。大约潘之入，必由虞山（案，指翁同龢）之密引。高阳久居而不能引南皮，虞山甫入而即能引吴县（案，指潘祖荫），何其巧拙之不同耶。
可叹可叹。张佩纶以翁同龢能引入潘祖荫，对比李鸿章之不能引入张之洞，指为翁、李之巧拙不同。“不能”一词说明李鸿章有引张入枢之举，惜乎未能成功。这也证实了《国闻备乘》的相关记载。
李鸿章谋动援引张之洞入枢，当然有他的政治考量。枢府添进张之洞，正如沈桂芬之汲引王文韶，显然对自己有利。
可以说，这是李鸿章权力布局的重要一步。于现实层面而言，枢府之内有附和者，李鸿章的地位会更加稳固；于影响层面而言，张之洞入枢府，其实是李鸿章权力运作能力的体现，对身后的追随者将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发动这次谋划，当是源于光绪七年枢府的一个短暂变动。上年六月，中俄重启《伊犁条约》谈判，俄国扬言派舰队来华，宗室宝廷认为外患迫切，中枢需要治兵重臣主持大计，故奏请召陕甘总督左宗棠入朝，赞画方略。
七月十六日，邓承修更是直接上奏请调左宗棠入辅，委以军国大政。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左宗棠陛见，二十九日，朝命其入直枢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入直枢府，朝野给予很大的期望，以为必能有所起色。
翁同龢写信给侄子翁曾荣，就说“太冲（案，指左宗棠）粗豪，其锋芒足以振起颓懦”，可见一斑。孰料，他与同僚之间意见龃龉，相处并不融洽，所建议之练旗兵、借洋债、加洋药厘税等又多被搁置，内心颇郁郁不自得，加上中俄伊犁谈判大体敲定，已无战事之虞，遂于四五月间出京勘定永定河工。
六月初，彗星夜见，经旬不灭。六月十一日，陈宝琛为星变陈言，以为彗星之警在于臣下之中有累圣德者。他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过深，广蓄姬妾，用人姑息，任事苟且，昏惰颓靡，不足以膺重寄，江防“漫无布置”，必至贻误封疆，应该予以罢斥。
大约在陈宝琛上封事前后，张之洞也上奏说：“方今急务，无过东南之海防、西北之边防。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
……伏望朝廷于彭玉麟、杨岳斌二人中简一人，令其常驻金陵以下，督办江海防务，或以稍补其不及。”同样把矛头指向了刘坤一。陈宝琛和张之洞这两道折子的背后，有李鸿章的影子。刘坤一自光绪六年任两江总督以来，与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海防经费、炮台工程等问题上矛盾不断。
李鸿章需要借助言路的力量，来攻倒刘坤一，经营自己在东南的势力。自光绪五年以来，李鸿章屡将北洋之事函告张佩纶，张佩纶再告知李鸿章。张佩纶成为沟通二李的中间人。同时，李鸿章又积极发展与张之洞、陈宝琛的关系，争取到了清流的合作与支持。
攻刘坤一便是他们配合李鸿章的一次行动。两江参案期间，陕甘的督抚也有变动。左宗棠入都后，陕甘总督一缺虚悬。七年二月初一，上谕命曾国荃补授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则由卫荣光补授。
但曾国荃以足疾奏请开缺。I1后又因次纪官病故，于七月间再次吁请开缺。李鸿章早已开始计划两督的继任人选。六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向署理川督丁宝桢表示：“西陲非楚人莫办，则东南一席舍执事其谁与归。”
在他看来，必是湘人刘坤一调陕甘，顶替曾国荃，丁宝桢则会移督两江。郭嵩焘也推断，刘坤一恐不免罢斥。
果然，在陈、张二人的轮番攻击下，七月二十八日有旨：“令刘坤一来京陛见，两江总督并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令彭玉麟署理。彭玉麟未接篆以前，刘坤一责无旁贷，所有防务及地方事宜，仍当悉心经理。”
两江总督由彭玉麟署理，并未落到丁宝桢身上。李鸿章的设想落了空。不过，彭玉麟深知两江局势之复杂，将来恐难全身而退，故于闰七月二十日、八月初十日先后两次陈奏，请开两江总督署缺，坚辞不就。
此时左宗棠已然回京，请了病假，正在家中调养。他虽仍在枢府，但因诸事不顺，早有求去之心。九月初六日上谕，刘坤一开缺赴京，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这可以说是高明之举，既解决了左宗棠的去处，又保持了湘与淮、南北洋之间的制衡。左宗棠与李鸿章不甚相得，是人所共知的。左宗棠出任江督，枢府可添进一人，补其之缺。
这也许就是李鸿章援引张之洞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初一日，远在江苏的黄体芳上过一道折子，举前朝宰辅为国得人之典故，建议朝廷谕令左宗棠“荐举人才有实足以参预机务者，诏入枢府相助”，言下之意，似乎已经笃定左宗棠将要退出枢府，故而希望他为国家寻一替人。
黄体芳为人诚笃忠挺，敢言直谏，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上呈此折，或许不单单是出于公心。他在江苏学政任上一直和张佩纶有书信往来，上这个折子有可能是受到张佩纶的影响，为张之洞入枢一事预为铺陈。
不过，枢府添人毕竟不同寻常。此等大事，恐非李鸿章一人所能定夺，尚需与同僚商议，最终仍得慈禧同意方可。况且，当初引左宗棠入枢主要是为了应对俄国可能挑起的兵衅。如今中俄已签订新约，左宗棠出任江督，枢府恢复原先的格局，也未尝不可。
张之洞是李鸿章一方的人，如果张入枢，李的势力就会更甚，这可能亦非恭王、宝鋆、王文韶等所愿。这也许就是黄体芳所云“想当事者不愿分此一席”之所指。
其实，张之洞入枢，恐怕也不是慈禧所希望看到的。本来，清流是慈禧借以平衡朝廷各方势力的力量。清流弹劾大臣时，“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所言无不行”。
但是，特别是当慈禧有一些破坏朝制的举动时，清流人物也会加以批评。比如光绪六年的午门兵丁案，慈禧严令刑部重判护军，陈宝琛、张之洞上疏直谏，请求特宽兵丁，裁抑宦官，迫于舆论压力，慈禧最终做出让步。
这恐怕不会不引起她的反感。如果这些人的力量坐大，不但不利于自己集权，也许还会导致局面失控而造成党祸。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人将李鸿章、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等人称为“清流党”。
其中，李鸿章、张之洞与张佩纶三人的关系尤为密切，内外唱和，相引为用。②潘祖荫就和张之洞讨论过清流与党祸的问题，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担忧。现在，李鸿章引张之洞入枢，不能不引起慈禧的警惕。
再看胡思敬所说孙毓汶阻拦张之洞入枢府，恐怕是有问题的。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六年进士。同治五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奉派四川、福建等地主持乡试。
光绪五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七年底，迁工部右侍郎，十年三月易枢后，以工部左侍郎入直枢府。此时的孙毓汶为内阁学士，与张之洞并无过节，虽说同侪可能相妒，孙毓汶亦有“阴险”之名，但他此时恐不具备阻止张之洞入枢的能力。
叁
左宗棠出督两江，除了枢府，总署上亦空出一缺。当时亦有人希望引张之洞入总署。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受命抚晋当天，李鸿章写信给张佩纶说：“宜兴（案，指周家楣）复值原班，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之者。”
周家楣，字小棠，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年间充总署章京。光绪元年周家楣补太仆寺少卿，二年升大理寺少卿，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补授顺天府尹，同日与王文韶入直总署。
五年五月，因丁母忧去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服阙到京，次日重入总署，十一月初四日到任，此即信中“复值原班”之所指。李鸿章此时尚未得到张之洞外放的消息。
“方冀南皮汇进，或有沮格之者”，是说周家楣希望张之洞能同进总署，但可能会有人出面阻拦。可见当时有人想运作张之洞进总署。最希望张之洞入总署的，应该是张佩纶。除私谊外，张之洞有洋务之才，在当时是出名的。
在张佩纶看来，他无疑是合适的总署人选。很可能是张佩纶向李鸿章建议，援引张之洞入总署。李鸿章曾告诉张佩纶，张之洞临赴山西前，曾向其言及“不愿任典属国（案，即总署）”，表示不愿进总署。
可见，李鸿章对张之洞入总署一事，应该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的。那么，出面阻拦的人会是谁？光绪六年初，李鸿章重入枢府时，兼领总署。总署的设立，本来是为了分理枢府的外国事务，由军机大臣兼领，可以看作枢府的分支。
一般而言，枢府的主事者，同时也是总署的负责人。沈桂芬主持枢府兼领总署大臣时，总署即在其掌控之中。李鸿章素讲理学，“颇恶谈洋务”。即便他主持枢府事务后，仍是有意回避总署事务。
此时总署的主事者是王文韶。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李鸿章的生母辞世。他上疏乞服丧三年，优诏许之。次年二月初五日上谕，命前湖南巡抚王文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王文韶是沈桂芬主持浙江乡试时所取的门生，故而时人多以王文韶入枢，乃沈桂芬所援引。
七月二十三日，王文韶又入直总署。沈桂芬援引王文韶入枢，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但是，王文韶赋性圆融，并不明确站队，对李鸿章也很恭谨，且李、王有同年之谊（咸丰二年壬子科会试同年），故而光绪六年底沈桂芬谢世后，王文韶仍能安于其位。
既然李鸿章厌谈洋务，总署的事务不免要倚仗王文韶主持。到过总署，与王文韶打过交道的洋人也认为，王文韶是总署真正的政治领袖。光绪七年五月，李鸿章写信给丁日昌说，从前沈桂芬主政时，已经事事模棱，近日王文韶主稿，李鸿章与谋，洋务甚为隔膜。
七月间，他又写信给丁日昌说：“夔石（案，指王文韶）当家，一味敷衍”，反映出王文韶在总署的地位和李鸿章对总署的不满。这一点可能也会影响张佩纶，促使他积极谋划引张之洞入总署，以期能够在洋务上有所起色。
李鸿章说“或有沮格之者”，虽未明言阻之者为何人，但此时的总署由王文韶主事，则答案不难知悉。再联系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周家楣的回信中说：“近闻有欲调晋帅入主此席（案，总署大臣），似系一人私见，赓虞（案，指王文韶）曾面言其不可。”
明言王文韶曾当面对李鸿章表示张之洞不可入总署，亦可为证。然而，张之洞本人对入总署之事似乎并不热心。
前引其自述“不愿任典属国”一句，即可见一斑。总署大臣如不兼直枢府，不与机要，没有决策之权，只能是被动的执行者，难有作为。张之洞深知这一点，故不愿入直总署。
肆
内阁学士晋升，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侍郎任上，当时的六部侍郎均无缺，没有机会。巡抚任上，江苏巡抚一缺适为空悬。此年五月，江苏巡抚吴元炳丁忧解任，上谕以漕运总督黎培敬为江苏巡抚，周恒祺补授漕督。
不过，黎培敬“以劳致疾，兼感风湿之症，遂患右肢瘫痪，奏请赏假一月调理，又续假一月，病仍未痊，吁请开缺回籍调理”，未能赴任。江苏地处东南沿海，形势要冲，经济富裕。江苏巡抚为“海邦重任”，能够出任苏抚，仕途前景似优于内用为侍郎。
其实，在挽李鸿章之联中，张之洞只笼统地说李举荐自己出任疆臣，并未确指何地。据张之洞的后人回忆说：“李鸿章恐怕之洞久任京职，受人倾陷，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堪任疆寄”，也未确指何地。结合他外放山西后李鸿章的反应，可以推知，李鸿章起先可能是举荐他补授江苏巡抚的。
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张之洞补授江苏巡抚，也顺理成章。孰料，十一月十四日连发两道上谕，一准黎培敬开缺，一卫荣光调补江苏巡抚，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①对这个结果，张佩纶很不满意。他在十一月十五日写给李鸿章的信中称“香涛出抚山西，晋亦仕国，但今日却非要地”。
山西既无洋务，也无防务，重要性并不突出。外放山西，不惬人意。二十四日，李鸿章复信安慰张佩纶说，张之洞不妨“先以晋试手，渐调东南亦佳”。而李鸿章在写给东河总督梅启照的信中则表示，卫荣光移苏，张之洞治晋，“均称得人”。
张之洞长年在京，位列清班，卫荣光是咸丰二年进士，光绪初年历任安徽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山西巡抚，长期在地方任职，有主政一方的经验。从资历和经验上说，调补卫荣光为苏抚，确实是合适的。相对于卫荣光，李鸿章可能更希望张之洞任江苏巡抚。
前已提及，刘坤一与李鸿章处处龃龉，不甚和谐。在此情况下，江苏巡抚的人选对于李鸿章经营东南人事，掌控江南制造局，显得尤为重要。江苏巡抚一职，在光绪元年以前，大多由李鸿章的故旧、同年、僚属担任。此后任职十几年的前任江苏巡抚吴元炳，和此次新调任的卫荣光则与李鸿章毫无关系。
张之洞在此前倒刘坤一的行动中积极配合李鸿章，已表现出与北洋合作的倾向。较之卫荣光，张之洞外放江苏，显然对李鸿章更为有利。得知张之洞外放晋抚，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授张之洞为山西抚，盖特擢也，可喜可喜。”
内阁学士外放，若无地方历练者，一般要先委以署理之名。譬如咸丰三年三月，许乃钊以内阁学士外放江苏巡抚，就是以署理的名义，且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即便是侍郎外放，若无地方历练，一般也须先署理，同治二年十月，户部左侍郎沈桂芬外放山西巡抚，同样是以署理的名义。
这样看来，张之洞实授山西，确有特擢之意。其实，张之洞未入枢府，对翁同龢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左宗棠出督两江，倘若枢府要再添一人，翁同龢除担任工部尚书的本职外，还兼毓庆宫师傅，无论是资历还是声望都很合适。
从次年枢府全班换人，翁同龢和潘祖荫先后入直，且不加“学习”字样，亦可见此。无论如何，对李鸿章、张佩纶而言，这个“特擢”之恩离他们的预期仍有距离。在张之洞濒行之际，张佩纶作《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一首以寄其志，其中有“孤立须防罗者多，政成早致舆人诵。
大厦高寒仗异材，终待公归作时栋”四句，言辞之间流露出对张之洞终归中枢的期待。此后几年中，张佩纶曾多次谋划、策动调张之洞入枢府、总署，惜乎均未能实现。
早在同治初年，李鸿章与张之洞已有接触。二人往来愈发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则在光绪初年。光绪三年九月，李鸿章丁忧期间，李、张二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光绪六年正月，李鸿章服阙，重入枢府，很快便成为实权人物。不过，李鸿章是正色立朝之人，个人才具有限，且遇事迟疑寡断，实非治事之干材。在承平之世，他或可做个太平宰相，但在内外交困的同光年间，则不免捉襟见肘。
为了掌控中枢的权力，应付内外交困的政治局势，他不得不继续借助张之洞等“清流”的力量。“清流”的兴起，是晚清政府长期面临内忧外患而久无良策的结果。以张之洞、张佩纶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上疏指斥朝政弊端，纵论外交谋策，弹劾部院大臣。
他们试图走一条“攘外修内”的道路，在清廷内组织起一个能够抵抗侵略的坚强班子。①若要达成此目标，势必要接近并影响具有决策权力之人。李鸿章本就与张之洞、张佩纶有同乡之谊，又或为姻亲，或为师生，彼此容易接近。
他们很自然地奉李鸿章为宗主，依侍左右。此后，李鸿章遇事便时加咨访，张之洞等人亦是言无不尽。慈禧为了祛除朝政弊端，也为了平衡朝廷各方势力，对张之洞等人多有扶持，多次嘉纳他们的建议。
在此情况下，张之洞的仕途便青云直上，至光绪七年六月，已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张之洞的连续升迁，自然离不开李鸿章的推毂，同时也得益于慈禧的赏识。然而，李鸿章个人的才识有限，看待问题的视野，处理事件的方式，难免与张佩纶、张之洞等不尽相同。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单纯依靠李鸿章是不够的。
于是，他们寄希望于自身。倘若能够进入枢府和总署，身兼两府要职，实掌朝政，便可有一番作为。促成张之洞入直枢府，便是清流派进行人事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当然，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时局考虑，李鸿章对此都是支持的。时值两江总督刘坤一开缺入京，军机大臣左宗棠补授江督。李鸿章等人便谋划引张之洞入枢。然而，假如此事成功，则李鸿章的势力更甚，这可能非恭王、宝鋆、王文韶等人所愿。
慈禧对张之洞等人的态度，也已发生变化。清流对于部院大臣的弹劾，确实起到整肃朝纲的作用，但是他们敢为“午门案”而抗颜谏争，似乎又走得过远。倘若这些人参与朝政，势必会影响慈禧对局面的掌控，假如再不慎酿成党祸，更非慈禧所愿望见。
张之洞之不能入枢，已是意料中事。当时亦有张之洞入总署之说，这可能也是张佩纶谋划、李鸿章支持的，因受王文韶阻碍，且张本人亦无太大兴趣，此事遂复作罢论。既然引张之洞内用不成，李鸿章便向慈禧举荐他可任疆寄。
这大概是李鸿章出于保护张之洞而做出的举动。张之洞内用不成，是因为受人阻挠，这些人是否会趁机落井下石？
李鸿章保持了应有的敏感，对张之洞的前途与自身的处境，可能起了某种程度的隐忧。恰好此时江苏巡抚黎培敬出缺，再结合张之洞外放山西后李鸿章不以为然的反应，可以推知，李鸿章起先可能是举荐张之洞补授江苏而非山西巡抚，如此，张之洞便可远离是非。
但是，张之洞并无主政一方之经验，骤然调任东南要省江苏，似非所宜。最终，慈禧决定将更有地方经验的晋抚卫荣光调任江苏，令张之洞补卫荣光之缺。清流张之洞的封疆生涯，由此开启。
晚清时人好以是否办洋务分别“清流”“浊流”。前辈学人早已指出，“清流”“浊流”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清流”士大夫对洋务的认识亦有程度之别。近来的研究更是说明“清流”和“洋务”并非政治归属、学术取向的完全对立，双方时有互动，其关系往往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这些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清流”和“洋务”的认识。张之洞历来被学者视为从清流健将转型为洋务大吏的代表性人物。
但从其外放山西的这一节点看，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的转变，与其说是他主动投身洋务的一次试炼，不如说是光绪六七年间中枢权力斗争与慈禧平衡疆臣势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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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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