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道生一”中的“一二三”这个虚数解释为阴阳之气的，就等于把“古人”解释成了“元谋人”，把一个虚无不包的概念具象化为实物，是偏狭的。就像庄子感叹的那样：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古人道术的全貌，将被天下所割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除了“道”是宇宙万物总根源的代称，表示万物的由来处之外，其余的“一、二、三、万”都是虚数，没有具体所指。

因此，从“道”到“一”，从“一”到“二”，再而“三”，“三”而“万”，这组递增式数字所要表达的是：宇宙万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发展过程。

“道”先宇宙万物而生，它是独立无匹的，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丰富多彩，无所不备，而是从初始的萌发到后来的逐渐增多形成的。“道生一……三生万物正是对宇宙万物产生发展过程的高度提炼。

但是，为什么后人总喜欢把老子用来表达渐进过程的“一二三万”理解为具象的“阴阳”呢？“气论”学说又是如何成为解老主流的呢？

从战国时期黄老学派的“精气论”，到两汉、魏晋时期的“元气论”，尤其是两宋理学的“理气论”以后，多数人热衷于将老子之道进行“阴阳化”、“气论化”解读，这只能算是一个狭隘的倾向化选择，却不契合老子原意。

战国时期，春秋第一霸主齐国建立了中国乃在世界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稷下学宫，该学宫继承姜子牙以来的道法治国理念，以黄老道术为教学主导，成就突出的给予上大夫待遇。

孟子讲学有成就，就享受齐国的上大夫待遇，然而他对黄老学派的晚辈宋钘很尊重，称其为先生，而他的“浩然之气”，源头就是宋钘、尹文学派“精气学说”。

宋尹学派以《管子》为代表，认为“精者也，气之精者也。”精、精气、气的概念基本相同。“精气学说”认为，“气”是物质，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是“气一元论”思想的源头。

西汉河上公是方仙道的开山鼻祖，他虽然主要从圣人之治方向来注解《道德经》，但他毕竟要为其方仙道思想服务，因此他会引进宋尹学派的气论来讨论老子之道。

他对“一二三万”的注解比较复杂：“道使所生者一也。一生阴与阳也。阴阳生和、清、浊三气，分为天地人也。天地人共生万物也。”这一解释，内涵易学思想和修 仙学说。

道教之“气”则更为复杂，《老子想尔注》有“道气”“道炁”“精气”“元气”“王气”“神气”“煞气”等等，但都是作为“道”的同义语出现的。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几乎全是气论主张者，认为“太极即气”，张载借庄子言曰“太虚即气”。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跟北宋诸儒说法不同：“气”在朱熹哲学体系中被降格了，成了形而下的“质料”，地位次于形而上的“理”。

他在《答黄道夫》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理学”自元代开始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统治思想领域八百年，学子入学直至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出题内容和标准答案，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气论学”对国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所以，思想家们几乎言必称“气”。“气”俨然成了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然而，老子无意于讨论“阴阳论”、“气一元论”，他的“道生一……三生万物”旨在强调：宇宙万物都有一个初始点，即“细、小，微、弱、脆、易”的起点，老子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袭常”，懂得这一点，才能“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

这才符合老子的核心论题：无为。而不是在

强调所谓的“阴阳”，因为“阴阳”属于“万物”层面，是万物“负阴而抱阳”，“一二三”是对万物产生过程的描述，与“阴阳”无涉。

把“一二三万”作为数字理解的不是没有，只是人们热衷于所谓“传统文化”概念，解读起来顺手，加之大家都那么理解，没有风险，于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气论”来解读没有具体指向的虚数“一二三”。

这样理解的“一二三”不能说不对，但是把万物演化的过程局限在了具象的“混沌一气”“阴阳二气”和“阴阳+阴阳和气”的固定思维中，而不能展开。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累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它们的“一团混沌气”如何表达，“阴阳二气”如何表达，“三才”又在哪里？

讲“三才”的是《周易》，它将“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易传·系辞下》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就是说：“天地人”三才中，每“才”均对应两种状态，即：天对应阴阳、地对应刚柔、人对应仁义，共六态。只要这三才六态某一状态发生了变化，便引发其他连串反应，故而可以据此为基础，演变八卦，这也是八卦之中，每一卦都有三到六画的缘故。

就是说，若人世间的“仁义”不恰，必然引发“天地”间的连锁反应。而老子却不这么看。他超越了“三才”的局限，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审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认为人类所标榜的“仁义”，与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没有必然联系。人类的仁义与否，都不会影响大道的自然存在。

正如荀子所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所以老子说“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越是依靠行政手段推行仁义，社会就越会陷于虚伪与巧诈，孝慈观念反而越会淡薄。

所以，无论是“阴阳”，还是“刚柔”，那都是“人为”设定的属性，不是大道本有的自然属性。故，自然之道没有“阴阳”，“一二三”的数字跟阴阳也无关。

而儒家是不承认老子之道的“无阴无阳”观点的，朱熹反复说：易有阴阳而“不言有无。老子言‘有生于无’，便不是”；“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说一个生一个”。

因为按照“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原理，每一爻必有“阴阳”两性，否则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所以必然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以此为据，朱熹认为“‘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

王弼注云：有一有二，于是有了三，“从无到有，数尽乎斯”，过此“一”数，非道者流。就是说过了“一”都不是“道”的范畴了。既然不是“道之流”，何须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