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4）：“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

【《毛年谱（1949-1976）》（第四册）纪事本末（584）】1959年，毛泽东66岁。

7月23日上午八时，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

毛泽东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话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

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

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

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

“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说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要听人家的意见。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毛泽东说：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

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间，加了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毛泽东说：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食堂，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

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之前就有办的。食堂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可是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可以多办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

他说：

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

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

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去年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计委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当然，也不要太急，太急了也不行。

毛泽东说：

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中级党校的那些意见就是驳。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还有总路线，是虚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没有完全失败，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〇七〇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