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34位功臣中，朱元璋杀死30个，剩下的四个人是谁？

世人皆知朱元璋是个＂杀功臣＂的皇帝，却不知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在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身边共有34位开国功臣，这些人都是跟随他南征北战、打江山的得力干将。然而，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最终却只有4人得以善终。有人说这是朱元璋残暴，有人说这是权力的游戏，但真相究竟如何？这四位幸存的功臣，又是凭什么在血雨腥风中平安度过？他们与其他功臣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揭开这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一、开国功臣的陨落

洪武二十四年的一个深夜，京城南郊传来一阵阵哭声。原来是蓝玉的家人在为这位曾经的开国功臣收敛尸首。要知道，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征战沙场的名将还是朝廷的梁国公，谁能想到他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世人常说＂朝里无人好做官＂，这句话用在明朝开国之初再合适不过了。就拿蓝玉案来说，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这位征战一生的名将，前脚刚在北方打了胜仗，后脚就被告发谋反。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将蓝玉满门抄斁，还连带株连了三万余人！

这还不算完，就在蓝玉案发生的前几年，另一位开国功臣胡惟庸也落了个同样的下场。胡惟庸是当朝丞相，位居百官之首，可谓位极人臣。可就在洪武十三年，他突然被告发谋反。这一案子一查就是三年，株连人数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十五万之多！

再说说李善长的结局，那可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这位当年跟随朱元璋起家的老臣，不但是开国功臣，更是朱元璋的老师和谋主。可就在洪武十三年，他却因为＂知逆不报＂的罪名被下狱，最后在狱中自尽。

更令人感慨的是冯国公冯胜的遭遇。这位曾经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大将，因为与蓝玉交好，也被牵连其中。朱元璋派人审问他时，他只说了一句＂臣死不足惜，只望皇上以后善待功臣＂，就咬舌自尽了。

颖国公傅友德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位征战沙场的猛将，因为蓝玉案被牵连，最后在狱中服毒而亡。据说他临终前还在喃喃自语：＂我傅友德一生为国征战，没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下场。＂

这些功臣的命运，就像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就会带倒一大片。洪武年间的京城，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胡惟庸案，后是李善长案，再到蓝玉案，每一个案子都像是一张大网，网住了无数朝廷重臣。

这些案子之间还互有牵连。就拿临川侯胡美来说，他不但涉及胡惟庸案，还被牵连到了蓝玉案中。定远侯王弼本来没什么事，却因为替蓝玉说了几句话，也落得个满门抄斁的下场。

这些功臣倒台的背后，往往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曹国公李文忠，他是朱元璋的妻弟，按理说应该安全无虞。可就因为替下属顶撞了一次上司，最后也难逃一死。淮安侯华云龙就更冤了，仅仅因为私藏了一些元朝宫中的物件，就被朱元璋下令处死。

二、四位幸存者的共同特质

在朱元璋杀戮功臣的血雨腥风中，四位功臣却能全身而退，这绝非偶然。他们分别是武定侯郭英、信国公汤和、平西侯沐英和长兴侯耿炳文，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

郭英的为官之道堪称典范。据史料记载，他在朝廷任职期间，从不炫耀功劳，也不结党营私。有一次，其他大臣们都在朱元璋面前夸耀自己的战功，唯独郭英默不作声。朱元璋问他为何不说，他只是躬身回答：＂臣不过尽本分罢了。＂这种谦逊的态度，让他在朝廷中始终保持着低调的处事风格。

汤和则深谙＂急流勇退＂之术。在他位居高位时，突然以年迈为由请求致仕，回到了老家安徽凤阳。这一举动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智慧。他选择在功高位重时主动退出，而不是等到树大招风。据记载，当时有大臣劝他留任，他只说了一句＂功成身退，方为智者＂。

沐英的生存之道更为独特。作为朱元璋的养子，他从不参与朝廷政务，而是专注于军事。洪武年间，他多次率军出征，但每次凯旋而归后都立即交出兵权，从不恋战。史料记载，有一次朱元璋问他为何不留在京城，他回答说：＂臣习惯了边关生活。＂这种主动远离权力中心的做法，为他赢得了安全。

耿炳文则是靠着过硬的军事才能立足。他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但在朝廷中却极少发言。据《明史》记载，即便在朝会上被点名询问，他也只谈军务，从不涉及其他政事。有一次，其他大臣询问他对朝廷政策的看法，他只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臣只管打仗。＂

这四人与朱元璋的私人情谊也很特别。汤和是朱元璋的老乡，两人年轻时就相识。史料记载，每次汤和回乡，朱元璋都会派人送去慰问品。沐英则是从小被朱元璋抚养长大，与朱元璋的感情近似父子。郭英和耿炳文虽然没有这样的私交，但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这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善于远离权力中心。沐英长期镇守云南，耿炳文常年驻守边关，汤和选择致仕归乡，郭英则刻意淡泊功名。他们或主动请命外放，或选择告老还乡，将自己置身于朝廷纷争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这四人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据史料记载，他们都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不像其他功臣那样广建豪宅、广蓄姬妾。洪武年间，当其他勋贵都在建造豪华府邸时，这四人的府邸却是朝廷中最朴素的。即便是位居高位时，他们也从不炫耀财富，不结交权贵，始终保持着谨慎低调的生活作风。

三、四人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

这四位功臣在朱元璋的朝廷中各有其独特的位置。他们不但在军事和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以特殊的方式维持着与朱元璋的关系。

武定侯郭英在朝廷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他负责管理皇帝的禁卫军，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职位。据史料记载，每当朱元璋微服出巡时，郭英都会亲自带队护卫，但从不打扰皇帝的行程。有一次，朱元璋夜访民间，遇到一群醉酒闹事的青年，郭英的卫队及时出现化解了危机，却没有打草惊蛇。这种既尽职尽责又不越权的表现，让朱元璋对他越发信任。

信国公汤和则是朱元璋的智囊团成员。在朝廷重大决策时，他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洪武十年，朝廷讨论是否出兵征讨云南时，大多数大臣都主张立即用兵。但汤和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应当先修整军备，等待合适时机。事实证明他的建议是正确的，这次等待为后来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沐英作为朱元璋的养子，主要负责镇守云南。他在当地推行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既安抚了当地少数民族，又巩固了明朝的统治。据记载，他允许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同时又把汉族的先进农业技术引入当地。在他的治理下，云南地区不但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反而成为明朝的稳定边疆。

耿炳文则是朝廷的重要将领。他常年驻守边关，但与其他将领不同的是，他从不干预朝廷内政。有一次，其他将领联名上书反对某项政策，只有耿炳文没有参与。当朱元璋问起原因时，他回答说：＂边关将领只管守土卫国，朝廷政务自有朝廷大臣商议。＂这种严守本分的态度，让他在动荡的朝廷中保持了独特的地位。

这四人在处理与其他官员的关系时也很有特色。据史料记载，当其他功臣互相串联拜访时，他们却很少参与。即便是在朝会上，他们也只说分内之事，从不对其他部门的事务妄加评论。这种做法虽然让他们显得有些＂不合群＂，但却避免了卷入各种党争。

在军政大权的处理上，这四人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智慧。当其他功臣都在扩充私人势力时，他们却主动交出不该掌握的权力。比如郭英在管理禁卫军时，从不私自调动军队；沐英在云南地区虽有重兵在手，却始终以朝廷命令为准；耿炳文即便在边关掌握重兵，也从不擅自行动。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人在朝廷各种重大案件中都保持着清白。当胡惟庸案、李善长案、蓝玉案等重大案件发生时，其他功臣纷纷被牵连其中，而他们却能独善其身。这不仅仅是运气，更是他们谨慎处事的结果。据记载，每当有大案发生时，他们都会主动向朱元璋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四、四人的后代命运

这四位功臣的后代命运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功臣家族的轨迹。他们的子孙虽然继承了爵位，却都没有在明朝的政坛上兴风作浪，而是延续了先辈们谨慎低调的作风。

郭英的后人在明朝初年就选择了淡出政坛。据《明史》记载，郭英的长子郭通在继承爵位后，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到江南经营农田。二子郭晟虽然留在京城，但只是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从不参与朝廷政务。到了第三代，郭家的子孙更是远离仕途，专心经营家业，成为了当地的望族。

汤和的后人则继承了他＂急流勇退＂的智慧。汤和的长子汤勖在继承爵位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告老还乡。二子汤宪虽然在军中任职，但始终保持低调，不求升迁。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人劝汤宪利用父亲的声望谋求高位，他却说：＂先父遗训，贵在知足。＂这种态度让汤家在明朝初年的政治风暴中得以平安。

沐英的后人则继续镇守云南。沐英的儿子沐晟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和职责，继续在云南推行其父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云南地区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沐家的后人世代镇守云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他们专注于经营自己的封地，不参与中央政治，这种做法让沐家在明朝长期存在。

耿炳文的后人则继承了他的军事传统。长子耿奉在边关任职，但规模远不及父亲。次子耿纬则选择了文职，在地方做了一名普通官员。据地方志记载，耿家的后人多以军功立身，但都不贪恋权位，这与其他功臣家族形成鲜明对比。

这四家的财富管理也很有特色。根据史料记载，他们都没有大肆搜刮钱财，而是把重点放在土地经营上。郭家在江南置办田产，汤家在安徽经营农庄，沐家在云南开发矿产，耿家则在河南建立作坊。这种以实业为主的经营方式，让他们避免了因财富过于显眼而招致祸患。

在家族教育方面，这四家都非常重视祖训的传承。汤家有＂不争名利＂的家训，郭家强调＂安分守己＂，沐家讲究＂恪守本分＂，耿家则以＂忠勇为先＂作为族训。这些家训都被刻在族谱上，代代相传。据记载，每逢族中有人要出仕，家族长辈都会将这些祖训重申一遍。

他们的婚姻关系也很有特点。与其他勋贵家族热衷于攀附权贵不同，这四家的联姻对象多是普通官宦或地方望族。据族谱记载，他们很少与当朝重臣或皇亲国戚联姻。这种婚姻策略，既避免了卷入权力斗争，又保持了家族的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家的后人都没有出现过大的政治问题。当其他功臣的后代纷纷卷入各种案件时，他们的子孙却能安然无恙。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个案。

五、四人的历史遗产

这四位功臣留下的不仅是家族的兴旺，更有许多具体的历史遗存和制度建设，对明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军事制度方面，郭英留下了一套完整的禁卫军管理制度。这套制度详细规定了京营将士的选拔、训练、考核等内容。据《明实录》记载，郭英制定的《京营守则》共分为十二章，涉及军纪、操练、值守等各个方面。这些规定一直沿用到明朝中期，成为京营管理的基本准则。洪武二十年，当其他将领的部队频频出现问题时，郭英管理的禁卫军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军纪。

汤和在地方治理上留下了宝贵经验。他在凤阳任职时期，创立了一套特殊的赈灾制度。这套制度规定了粮仓储备、灾情评估、救济发放等具体流程。据地方志记载，在一次严重旱灾中，汤和建立的这套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灾民得到及时救助。这些做法后来被其他地区效仿，逐渐形成了明朝赈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沐英在云南的治理经验更是独具特色。他创立的＂土司互保＂制度，让各个少数民族首领相互监督，既维持了统治，又避免了过度干预。据《云南通志》记载，沐英还设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负责沟通汉族官员与少数民族首领。这些制度安排为明朝统治边疆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农业方面，沐英引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使云南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耿炳文则在边防建设上留下了丰富遗产。他设计的一套边塞防御体系，包括烽火台的布局、驿站的设置、军需物资的储备等。这套系统在后来的边防建设中被广泛采用。据军事史料记载，耿炳文还改进了战马的饲养方法，大大提高了战马的存活率。这些技术创新为明朝的骑兵部队提供了重要支持。

在文化传承方面，这四位功臣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资料。汤和的《军旅札记》详细记录了他的从军经历和治军心得。郭英的《京营管理要则》成为后来禁军治理的重要参考。沐英的《云南治要》则记载了他在云南的施政经验。这些文献为研究明初的军事和政治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建筑方面，他们的功绩同样显著。郭英主持修建的京城城防工事，其中许多设计一直使用到明朝末年。汤和在凤阳建造的粮仓群，采用了特殊的防潮技术，成为后来粮仓建设的典范。沐英在云南修建的官署建筑，融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特色，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

他们还在教育方面留下了重要遗产。四人都在各自的封地建立了学堂，培养人才。据记载，汤和的凤阳学堂不但教授经史，还特别重视实用技能的培养。沐英在云南设立的学校，则打破族群界限，同时招收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这些教育实践为明朝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尝试。

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们的贡献更为深远。郭英建立的军功考核制度，汤和制定的地方治理规范，沐英创立的边疆管理方式，以及耿炳文设计的边防体系，都成为明朝相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遗产，在明朝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