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认清人口现实了

2024年，我国结婚登记数量降至50年低点，根据数据估算，今天年轻人未婚率比前几代人更高，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较快，所有年龄段的未婚率都在上升，尤其是在25至39岁的人群中，男性未婚率普遍高于女性。

未婚群体的急剧增长，叠加男女人口差异的悬殊，都必然会导致未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而这些都会让新生人口总量持续性下降，并最终影响到未来几十年。

当下中国人口的问题，尤为现实。

2023年1月，统计局公布我国人口减少了85万人，这是自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这个历史性拐点背后，隐藏着总和生育率连续26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残酷现实。

根据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9，这个数字不仅仅低于日本的1.34，更意味着未来我国每个代际人口将减少近半。

人口结构的巨变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重塑整个社会，从幼儿园的闲置教室到工厂的机器人生产线，从养老院到房地产的库存压力，一切可能都才是刚刚开始。

从人口结构来看，人口坍塌正在呈现加速度。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量在2020年已经降至3.34亿人口，较2010年减少了4739万人，这相当于每年消失一个中等城市规模的生育群体。

这种坍塌式萎缩在2023年已经演变为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但这还不是人口的真正危机。

真正的危机，还潜伏在年龄结构的断层之中。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20至35岁核心生育群体将较2020年减少41%，这意味着即便生育率在各种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回升，人口下降的惯性也难以遏制。

最重要的还是，生育率的下降正形成代际传递趋势。

根据上海社科院2023年婚育意愿调查显示，90后群体的理想子女数仅为1.36，而现实生育率仅有0.96。这种“双低”现象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尤为显著。

在一线城市北京，海淀区的30至34岁女性未婚比例已经达到38.7%，形成特有的“高知不育”现象。

人口负增长和少子化的蝴蝶效应也已经显现。早在2023年，全国幼儿园就出现了关停潮，山东某县32所幼儿园仅剩9所维持运营，根据教育部预测，到2035年全国小学数量将减少30%，这种收缩还将沿着整个教育链条向上传导，并最终重塑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

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22年已经降至8.76亿人，较2011年峰值减少了6500万人。

“人口红利”的衰减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制造业重镇东莞的用工缺口在2023年春季更是高达23万人，这也迫使企业将机器人普及率提升至每万名工人308台。

未来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劳动力短缺将不再是周期性现象，而是结构性的长期挑战，尽管在AI的加持下，已经能够取代一部分人工岗位，但在消费端，只有人类才是绝对且唯一的主力。

当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开始加重的时候，随之而来的还有整个养老体系的加重。

2019年，社科院就曾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当期结余将在2028年首次出现赤字，到2035年累计结余将耗尽。

这种宏观上的压力，到了省级层面则更为严峻。在东北黑龙江，养老金穿底早在2019年就已经出现，需要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

随着一些地区的年轻人持续外流，养老金的压力也不断增大。

人口不可避免的减少，也意味着消费市场的结构性萎缩已初现端倪。本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消费占GDP比重就偏低，随着人口总量的下滑，消费市场也会出现风向标。

我国30岁以下消费主力群体在2023年较2015年就减少了4600万，这也直接导致我国手机市场出货量连续26个月下滑。

在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40%的繁荣背后，也是传统4S店超过30%的倒闭率。

人口减少正在重塑消费市场的基本面，催生出了“少而精”的消费新时代。

更大的压力还在于，当下我们已经处于消费降级的新趋势之中，这是后病毒时代带来的蝴蝶效应。

叠加人口带来的不可逆趋势，未来我国的消费市场是否能够更进一步，还是在人口的影响下持续低迷，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最后，我们还面临着整个社会的重构挑战。

家庭结构的原子化愈演愈烈，民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单人户籍占比已经突破30%，4位老人2个父母，1个子女的“421”家庭正在向“8421”演化。

这种结构的变化，也让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重大挑战，郑州某社区的调查曾显示，独居老人日均对话时间不足15分钟，社会化养老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如果无法依托家庭养老，那么等到70后开始老去，能够依靠什么养老？在独生子女的影响下，这一代人几乎都只有一两个子女，在子女成家立业照顾子女的情况下，很难分身乏术再去照顾父母。

至于养老院或护工，随着各种成本的增长，在当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下，请护工仍然是极少数家庭才能够去做的事情。

当过去的大家庭模式不再，新的小家庭模式能够撑起老人的晚年生活吗？如果不能，这样的局面又应该如何解决？

除了家庭之外，城市发展格局也会经历一个非常残酷洗牌的过程。

以东北为例，东北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流失了1100万的人口，鹤岗化现象进一步向中西部蔓延，洛阳、襄阳等地房价甚至跌回2015年水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杭州等城市仍在持续虹吸人才，这种两极化也会加剧未来的地区经济失衡。

人口问题严峻、复杂、难解，站在人口负增长的历史拐点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数字的增减，还有整个文明形态的转型阵痛。

日本在经历三十年人口萎缩后，人均GDP才终于迎来增长，这意味着我们仍然有转型的可能路径，但时间上的长度，也意味着转型中的阵痛不可避免。

更难的是，普通人在这场“阵痛”中，是否真正看清了自己未来的处境？

一个即将迎来巨变的社会、经济乃至是伦理上的挑战，养老、就业、收入等问题，最终挑战的不仅仅宏观上的集体，还挑战着微观上的个人。

在人口新常态化下，我们需要重新建构价值坐标系，将人口压力转型为动力，要在银发浪潮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在中国，45岁以上才是未来的主力人群，而他们的变化，就决定着整个消费市场、就业形态的变化，日本的优劣今天回头再看，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甄别的地方。

一场决定着未来百年的人口变局，已经拉开帷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