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截至9月中旬，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三位领导人相继逝世。

10月，“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至此，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历史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

审判四人帮

进入1977年以后，大范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逐渐被更为务实的经济建设活动所取代。与此同时，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酝酿经济改革等举措，也相继酝酿开来。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会如此急切地推动改革？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与之存在着多大差距？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们，又有着什么样的独到见解？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975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为邓小平点烟

1978年2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21—2008），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同年9月，邓小平在与地方领导人的谈话中谈到：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庆祝胜利的场景

1）近乎崩溃的农村

资料显示，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农村，至少有两亿农民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很多人处在长期赤贫的状态。

对此，曾在1977年6月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

在召开于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西北地区的负责人指出：

“西北地区的总人口多达2400万，但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 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三五十斤，45个县的口粮在300斤以下，69个县的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以宁夏西海固地区为例，自解放后人口增长了2倍，但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

听完相关汇报后，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云在会上沉痛地表示：

“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晚年的陈云

2）停滞不前的国家工业

众所周知，在建国之初，我国一直奉行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之相配套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拓展阅读：）。

依靠强制动员与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的“双管齐下”，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78 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建立了大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

老照片中的阜新煤矿

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人民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实惠。

与此同时，诸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与农业发展趋于落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下降、日用品供应不足、城乡差距过大等负面情况也全面显露了出来。

政治环境的松动，无疑释放出了巨大的民生压力。这就意味着，像过去一样依靠政治动员强制推行一种发展模式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老照片中的一汽重型矿卡

3）暗流涌动的城市

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要好一些。可即便如此，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只能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以及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与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等问题，亟需尽快解决。

不客气地说，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很可能会“升级”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拓展阅读：）。

老照片中的知识青年

需要指出的是，在拨乱反正初期，我国农村的整体建设思路依然是“普及大寨县”。当时制定的目标是这样的：

坦诚说，这样的发展模式已经全面过时了。具体而言，长年累月的“大会战”，不仅无法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准，还把生产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负担愈发沉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

“农业学大寨”主题绘作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省委六条”。

“六条”的核心内容，就是为生产队和农民们“松绑”，“允许农民有点个体小自由”。

客观地说，这是在用实际行动“反对学大寨”。因此，在“六条”出台之初，一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小波澜。

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最高领导层还是舆论界，都未对安徽省委的“肆意妄为”展现出“激烈抵制”的态度。

比如在1978年2月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的长篇专题文章中，就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六条”的做法。

也就在这一期间，四川省委也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内容与安徽大同小异，即主要强调“扩大农民自留地”和“发展多种经营”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传已久的“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少数农民开始秘密地筹划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

这足以说明，中国的改革之路，在农村已经出现了星火燎原之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用发展的眼看看，推动改革开放的巨大推力，无疑是始于1977年的出国考察浪潮。

资料显示，早在1977年初，一支由一机部部长项南率领的考察团，率先开启了针对美国农业机械化情况的考察。

同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一批专家前往日本考察，进而催生了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钢的重大项目。次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一项目。

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赶赴英法等国，对欧洲企业的管理模式展开了系统考察。

另外，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部门均派出了自己的考察团。

60年代的法国巴黎

起初，考察团出国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有效落实引进项目。

进入1978年以后，“寻求和学习国外经验”成为了考察团的一致目标。其中，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就多达四个。

这些代表团回国后，都会撰写考察报告并向党中央领导人进行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除了提供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可行性论证之外，还有对被考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企业管理经济经验进行充分说明。

对于很多人而言，1978年的出访是第一次“出门看世界”，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他们的所见所闻，对党和国家领导人造成了极为震撼的冲击。

60年代的伦敦

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们没有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居然到达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整个西欧高速公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劳动生产率高出中国相同性质企业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数据显示，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60年代初期的慕尼黑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访问团的成员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迅猛，无外乎都有一些共同的经验。具体而言：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的问题，报告中如是写道：

“在联邦德国，州一级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观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

60年代西德巴伐利亚州的乡村景观

第三，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让所有人叹为观止。

时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邓力群在访日回来后（拓展阅读：），就在访问报告中指出：

“1955年至1976年间，日本工人实际收入增长2.1倍，年均实际收入增长6%。除工资外，企业每年分红两次，每次分红增发1至3个月的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补助。”

“在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多有1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服装式样多。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我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

结合这些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我们不再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去“挑资本主义国家的刺”，而是着眼于学习和借鉴。简言之，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点。

60年代初期的东京

伴随着国家局势的日趋稳定，“构建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规划问题”被正式提上了官方日程。其中，“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成为了“构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1）初步共识：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在1977 年11月18日至25日期间，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报告。

报告认为，“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

对此，邓小平不仅给予了充分肯定，还迫切地指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

至此，“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成为了一致共识。

邓小平与福特，拍摄于1975年

实际上，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提出，“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一个大政策”。

1977年，他又在公开场合指出，“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

坦诚说，这种“拿来主义”是“顺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选择。

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的大多数技术设备，大多数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

要知道，在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我们的技术设备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已经有了肉眼可见的差距。

1981年的北京长安街

2）为什么欧美国家支持“中国改革”？

如果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全国人民的一致共识，那么“共同遏制苏联扩张”以及客观存在的“产能过剩”，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愿意“支持中国”的外部因素。

因此，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么争相与中国展开贸易，要么意欲借钱给中国。

这样的现状，也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早在60年代“中苏交恶”时期就具备了一定规模。

为了解决基本的“吃、穿、用”问题，我国先后从日、英等国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多达2.8亿美元。

进入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国的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43亿美元。截至1977年底，双方的成交金额已达到39.6亿美元。

邓小平与福特，拍摄于1975年

3）对“引进外资”态度的悄然变化

1977年7月，党中央提出了“8年引进规模至65亿美元”的目标。11月，这一数字增至150亿美元；次年3月，这一数字增至180至200亿美元；在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已经暴涨至“800亿美元之巨”。

值得注意的是，务虚会上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只有在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从未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获得过资金援助（拓展阅读：）。至于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进行的。

老照片中的苏联专家

当然，这一情况在70年代出现了一丝松动。陈云在1973年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当中，就有“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的相关记录。

在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我国曾两次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这可以视为“利用外资”的雏形。

但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比如我国依然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

但进入1978年以后，情况再度发生了很大变化。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在一次对外讲话中指出，包括补偿贸易、来料和来样加工、使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协作生产、寄售、分期付款和延期付款在内的“6种过去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了”。

当然，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依然是不能做的”。

不过，来自国际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条界线。当时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在出访西欧时发现，各国对于“投资中国”表达出了极大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渔民村

4）“引入外资”的全面落实

除了国外的“刺激”之外，国内外汇严重不足的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截至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5.57亿美元。

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减少粮食和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做法。

然而，对于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而言，依然相距甚远。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短时间内从筹集到建设资金？考虑到国内“百废待兴”的现状，社会各界对于“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并没有展现出激烈抵制的态度。

对于“吸引外资”的相关事宜，邓小平一直持开放态度。他在1978年5月30日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时指出：

“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

兴建中的蛇口工业区一角

6月30日，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该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普遍赞同。

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被全面落实了下来。

12月15日，李强在香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全面取消了“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和“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这两个选项：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

1978年6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赴日经济代表团与赴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的汇报。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

1）1978：密集出访的一年

1978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密集出国访问的一年。资料显示，合计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他们之所以选择频繁出访，除了外交需要之外，更想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他在年初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了朝鲜，10月下旬访问了日本，11月年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又访问了美国。

从访问朝鲜的返途中，邓小平先后视察了东北和天津等地，并反复谈到了推进改革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学）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同样非改不行，要来一个革命”。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日本千叶县君津钢铁厂参观

2）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务虚会的到会人数大约在六七十人左右，规模谈不上很大但规格很高。

会议由李先念和谷牧二人主持，国务院44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等人全都参加。邓小平本人尽管没有参加务虚会，但听取了主要汇报。

务虚会的主题，正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几乎覆盖了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对此，谷牧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

谷牧（1914—2009）。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这次会议虽然“不作决议”，但李先念在9月9日发表的总结报告中，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

“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

“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

“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邓小平和李先念、彭真在十三大会议休息室合影

不久，由胡乔木等人联合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学界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

用发展的眼光看，以上种种，为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极为充分的准备。

从访问考察归来后，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围绕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不仅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而且从多个角度系统阐明了需要改革开放的领域，明确了要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

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经济领域的改革

邓小平认为，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

9月15日，他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的汇报后指出：

“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该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

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后，提出了“建立考核制度”的客观意义：

“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老照片中的邓小平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着重提到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在报告中强调：

“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老照片中的邓小平

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他认为，“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顿边的镇上观看马术表演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他给出了以下几点具体举措，即“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严格考核，赏罚分明”。具体而言：

“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从而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只有这样，才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2）政治领域的改革

邓小平认为，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要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还要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

11月27日，他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从“用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的角度强调——“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12月13日，他在“‘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多方面地阐述了政治领域的改革问题：

“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

“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

“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老照片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3）对外开放的政策

邓小平还认为，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要进行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而且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早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他就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对外开放问题：

“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

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12 月13 日，他在“‘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再次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他不仅强调“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装备，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还要“改变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权利，包括要改革经济计划和外贸等方面的体制，给各省、市、自治区以更多的自主权”。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

在短短的几个月间，邓小平不仅详细阐明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还明确提出了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则和要求。

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既是在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做准备，同时也是为如何实行改革开放提出的重要原则要求。

12 月13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一言概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要求。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2）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邓小平认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选择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绝不能离开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1978年10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明确指出：

“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访美的邓小平

11月27日，他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再度强调：

“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不会改变。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要用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

一言概之，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是要革除各方面具体体制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晚年的邓小平

3）坚持积极探索，稳步推进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必须坚持积极探索、稳步推进。

对于“鼓励探索”，他在“‘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指出：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邓小平和陈云

对于“注意稳步推进”的问题，在谈到“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采用先进的方法进行企业改造”这一问题时，他如是提议道：

“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在谈到“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时，他强调“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他还特别指出：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坚信，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过程的回顾，对于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论述的重温，不仅能进一步坚定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而且能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深刻的启示，对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